【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十月二十五日刊登外交评论家三好修写的文章，题目是《走进中苏关系死胡同的日中条约——取自莫斯科采访笔记》，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在国内外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压力增强的情况下，福田内阁越来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探讨这个加深着的政治上进退两难处境的过程，就会碰到日本外交被卷入中苏争端、逼进死胡同的现实，碰到所谓“和平宪法外交”的弱点和限度。应该从哪里找到走出这条外交死胡同的出路呢？）首相作了修改的国会演说十月三日国会临时会议开幕时，福田首相表明政见的演说，有的地方部分地修改了底稿；新闻界看漏了这一点。这是关于日中关系的部分。在公开发表的记录中，这段话是：“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政府要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尽快地加以缔结的决心，丝毫也没有改变。”
据可靠人士说，原先，首相好象打算在施政演说中表明对早日缔结日中条约的相当积极的态度。但是，到临近国会开幕的九月下旬，首相加上了演说底稿里没有的、“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这个说法，显著地收缩了原先向前看的态度。
是什么原因迫使首相修改了底稿呢？据同一位可靠人士说，九月二十日过后，福田首相得到了莫斯科十分关心日中条约的活灵活现的新消息，结果，首相就判断不准条约缔结时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了。自从三木前内阁以来，政府首脑反复地讲要早日签署日中条约这种积极的话，可是一碰到问题就表现出哈姆雷特那样的迷惑和下不了决心的状况。之所以会这样，同样是因为他们想要照顾到莫斯科，或者对莫斯科的反应感到不安。并且，现在还重复着同样下不了决心的状况。影响到日中关系日本政府常常是谈论向前看的态度，而一碰到问题就下不了决心。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外交态度，无疑已经对日中政治关系产生了某种不良影响。
在国内外对日中条约的压力增强的情况下，福田内阁越来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探讨这个加深着的政治上进退两难的过程，就会碰到日本外交被卷入中苏争端、逼进死胡同的现实，还碰到所谓“和平宪法外交”的弱点和限度。并且，从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和选择的自由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种状况里头包含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的危险性。从中立向敌对国家转变使得福田首相在最后关头改变了原先对早日缔结日中条约的向前看态度的莫斯科消息，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不涉及这个微妙的问题本身，而介绍一下最近我在莫斯科采访过程中听到的苏联权威人士对日中条约的看法，以供参考。
我偶然地作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代表是佐伯喜一）的学者团体的一员，参加了九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的、“亚洲的和平”日苏专家会议第四次座谈会。
日中条约问题在讨论会上也是主要论点之一。我在会议外也同苏方与会者进行个人对话，了解了苏方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下面就是这次莫斯科采访的精彩部分。对华战略的一环新弄清楚的第一点是，苏联把日中条约放在它对华战略的一环的位置上。苏联认为对华关系是保障它这个国家安全上十分重要的正面，派了百万大军常驻在苏中边境地带。与会的苏联代表说，对于它的潜在的主要敌人中国，经济大国日本通过缔结政治条约进入合作关系，等于是修正“苏中平衡的现状”。就是说，苏联把日中条约视为关系到它的世界战略的基本利害的问题。
第二是，莫斯科现在认为，签署日中条约意味着日本在中苏争端中放弃迄今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转变到苏联的敌对阵营去。
第三是。苏方概不接受日方关于将包含在日中条约里的“反霸条款”的、单方面的、主观的解释，譬如宫泽四原则。对这一点，苏联人士说：“如果写上了反霸条款，（苏方）就很难不认为是采取反苏的敌对态度。”
这番话还清楚地表明，苏联把日中条约置于它对华战略的格局之中。并且，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看法由克里姆林宫的最上层（政治局）决定，已成为通过苏联外交方面全部官僚组织确立了的立场。外交关系长期冷却其次，需要预测日中条约签署时苏联会对日本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种预测，首先应该以苏方把日中条约放在什么位置上作为基础。
第一，苏联政府一九七五年六月向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表示了它最正式的意思。苏联政府在这个声明中警告说：“希望日本政府在发展同第三国的关系时不要采取会妨碍日苏关系的措施。”
第二，葛罗米柯外长的一系列讲话，从一九七二年一月访日时说“日中关系的进行不应该牺牲日苏关系”开始，已经升级为“希望日本不要按中国的、同日本的安全相矛盾的企图行事”（一九七五年五月在莫斯科的外交演说）。而且，一九七六年一月第二次访日时，宫泽外相反复阐述了日本对反霸条款的和平主义的解释，而葛罗米柯外长则警告说：“尽管如此，但在中国成功地把它的意见强加给日本的情况下，苏联必将全面地重新考虑苏日关系。”这种声明，听起来带有恫吓或者最后通牒的味道。
最近，苏联《新时代》杂志、《真理报》把日中条约定性为“军事条约”、“显然不仅有政治含义，而且有军事含义”。对这个情况，我们也需要注意。
那么，当日中条约缔结时，苏方将作出什么形式的具体反应呢？对这个问题，苏联人士从“日本在变为敌对国家”的观点出发，只回答说，苏联的反应当然“将是极其强烈而严重的”，“日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日苏关系的紧张不可避免于是，苏方会对日中条约的签署采取什么态度，就完全要由日方来推测了。政府现在被迫造成一种推测的气氛。外务省似乎预定先签署日苏协定，“在苏方取得他们要取得的东西”之后再落实日中条约的谈判。这是加紧实现鸠山外相今年内访苏的原因之一。可是，外相在纽约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以后，访苏已被推迟到明年，希望落空了。对苏渔业谈判也有点难于取得进展，早日达成协议的前景至今还没有出现。即使长期协定达成了协议，可是，如果日中条约签署，那么，从日本在变为敌对国家的方针来说，就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准备苏联采取废除或者冻结渔业协定的报复措施。这意味着将进入渔业问题上的日苏无协定时代。
政府人士现在预料的苏方另一种反应是召回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这当然将引起我国驻苏大使重光回国。即使不到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冻结外交关系的局面也将难以避免。
其次是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影响。这次，苏联首脑虽然说“不存在领土问题”，却仍然说“我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会谈十次——四十次”。并且，与会的苏联人士也赞同“继续进行和平条约谈判”。日中条约的签署也将把领土问题上的这最后一根细线都切断。
苏联实际上可能采取的对日报复措施，将是以上几种可能性中的若干种的组合。在巨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进行恫吓外交。是帝政以来俄国的传统，也有其成功的记录。设想苏联不会对日中条约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后将碰到的事情，不是国家去冒过于严重的险吗？
可以说，福田首相重新制止对早日签署日中条约的冲动，是恰如其分的慎重行为。
但是，如果政府今后总是对签署日中条约踌躇不定，那么，不仅会恶化日中政治关系，而且会另外造成一个先例：在苏联的外交压力下，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外交选择权受到制约。苏联也许会肯定这种成果而在今后施加新的外交压力。这难道不就意味着日本缓慢地芬兰化吗？
【法新社横滨十一月十日电】在第二届世界杯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中国今天出了最大的冷门，它在Ａ组预赛中和日本打满了五局，以八比十五，十五比十二，十五比九，十一比十五和十五比十三击败了被认为最有希望获胜的日本队。
中国和日本都已经进入了决赛的行列，决赛将决定这次锦标赛的第一名至第四名。
中国女队是世界杯比赛的新参加者。他们在三场比赛中获得全胜，从而结束了Ａ组预赛，而在上届世界杯锦标赛中获得银牌、在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日本排球队在Ａ组预赛结束时二胜一负。
南朝鲜女队在Ｂ组预赛中获得全胜，现在成了世界杯比赛中最有希望获胜的队。
在十三日至十五日于大阪进行的决赛中，南朝鲜、中国、日本和古巴将争夺令人眼红的世界杯。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十日刊登一篇述评，评论正在参加二九七七年世界杯赛的中国女子排球队，题目是《中国队的成长惊人》，摘要如下：
中国女排的目标是争取打“理想的排球”，她们在国际比赛中首次进入了前四名。一九七四年在墨西哥举行世界锦标赛时，中国女队是第十四位，因此，简直可以说是急速的成长。九日这一天，中国女队很顺利地仅用了四十六分钟就打败了匈牙利队，而在这前一天，日本队用了五十八分钟才把匈牙利队打败。
打排球时，最理想的是全部运动员既会托球，也会扣杀。但是，在进攻方面已经复杂化了的现在，培养一个二传手需要五、六年，因此，目标是至少要准备两个二传手。全日本队的领队山田去年就说，为了参加莫斯科的奥运会，“今后如不准备两个二传手，就不能取胜”。
中国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空白之后，把孙晋芳和陈招娣培养成为能够扣杀的二传手。这就是说，中国组成了上场的六个人都能扣杀的球队。孙晋芳是左撇子，她从右方的进攻是超群的。陈招娣的快攻很巧。中国队的攻击手也很多，如有身高一米七十九的杨希、一米八十的曹慧英、一米七十六的齐丽霞。还有一个年轻队员、身高一米八十二的周晓兰。中国女队从素质来说，堪称是最高的。
但是，中国自一九七四年以来，作为国家队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
因此，暴露了她们缺乏经验。对方如发来新花样的球，接球就发生混乱等等，她们距离世界的水平还差半步。头一天，中国队同美国队比赛时，由于一个失误，连续丢球，这些都表明中国女队在精神方面还存在着弱点。
确定了中国女队进入半决赛后，袁领队高兴地说，“我们参加这次比赛，是为了向对方学习，由于能参加半决赛，所以可以同更强的队进行交流了。”中国女运动员的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她们说“我们每天都努力进行锻炼”。
中国女队平均年龄为二十一岁。她们正在成长的时候，所以，看来，每经过一次比赛，都会提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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