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卡特在国内问题上遭到一连串的挫折，使他丧失了声望。现在他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新协议作为救星。卡特作出让步，就能取得“胜利”
【本刊讯】美国《亚特兰大日报》十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绝望和胜利》，摘要如下：
对美国安全构成的最危险的威胁之一就是遇到这样一位总统，他的自我主义要求取得一次胜利——或者是一次表面上的胜利，而他的全部经验则是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这样一个人将处于严重的绝望之中，足以使他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现在看来卡特总统正朝这种不幸的处境走得越来越近了。
卡特在他的能源法案问题上遭到的猛烈攻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否能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把它往后推迟。失业率仍在上升。简而言之，卡特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胜利，他也相应地丧失了声望。
一个平凡的人将把这种事情淡然处之。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必须要用他取得的胜利来适当地保全他的自我主义。因此问题就来了：卡特能在哪里寻找一次赢得胜利的机会呢，或者人们能把什么看作是胜利呢？他显然抓住了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作为他的救星。他将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将同勃列日涅夫达成一项协议。在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的过程中，他将把美国置于严重的困境之中。
在福特政府和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入僵局的主要障碍是我国的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这样一个双重问题。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巡航导弹不是战略武器，因而不应该包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范围之内，但是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则是战略武器，应该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苏联人认为，我们的巡航导弹是战略武器，而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不是战略武器。其结果呢？是陷入僵局。但是，卡特先生决定，我们将不再研制Ｂ—１轰炸机。他当时解释说，我们将转而依靠巡航导弹保护我们自己。但是现在，由于他拼命要达成一项协议，他已经同意冻结巡航导弹的研制、生产和部署。而且，他并没有要求苏联在他们的逆火式轰炸机方面作出相应的让步作为报酬。当然，他已从勃列日涅夫那里得到这样的口头保证：他们将限制逆火式轰炸机的生产。
美国参议院中了解情况的议员感到不安的是，卡特先生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使我们大陆的导弹系统容易遭受苏联的第一次打击。
我们的北约盟国把卡特先生的让步看作是不祥之兆。
如果尼克松总统或福特总统愿意作出卡特作出的让步的话，他们可能已经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只有上帝知道，尼克松总统是不是比卡特先生更拼命想获得一次胜利。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你作出足够的让步的话，你就能取得一次“胜利”。
【路透社莫斯科十月三十一日电】苏联明天将开始为期一周的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十周年的活动，国家主席和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将成为这次舞台的中心人物。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陆续飞抵莫斯科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它有一百周年纪念的各种排场。
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官方报刊刊登了几十篇文章，欢呼这个节日。
这次庆祝活动的宣传规模同纪念革命五十周年时的一样大，这个宣传还同苏联新宪法的宣传结合了起来。这部新宪法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制订的，并在本月通过成为法律。
对于这位党首脑——他今年五月在前主席波德戈尔内被撵下台时担任国家元首——来说，这次活动将使他自一九六七年以来逐步爬向领导层最显著地位的过程圆满结束。
在整个庆祝活动中他将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十一月二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几千高级官员和外宾参加的大会，将为这次纪念活动拉开序幕。
在这次庆祝活动之前，莫斯科及其支持者为一方同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党派和日本共产党人为另一方，一直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争论。日本共产党人具有与西班牙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强调独立于莫斯科之外的观点相似的观点。
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上周末刊登了葡萄牙共产党首脑库尼亚尔的一篇文章，含蓄但具体地批评了“欧洲共产党人”，今天，《真理报》又刊登了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的一篇批评文章。
然而，至少有两位西欧式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意大利共产党首脑贝林格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将来到莫斯科参加至少某些庆祝活动。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马歇已有两年多避免同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据外交人士说，他很可能不参加这次庆祝活动。
克里姆林宫对他的党批评它在人权方面的所作所为很是恼火。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一日电】国务院消息：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霍丁·卡特，他谈了如下问题：总统的出访发言人卡特否认了《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国务卿万斯认为，卡特总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进行的出国访问“就其对外政策的内容来说是浪费时间”。
发言人卡特说，万斯要求他向记者发表下列两点看法：
第一，这位发言人说，万斯“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计划的拟订工作，他支持出访的目的，认为这次出访是有益的，值得的和适时的，他根本否认这种说法，即他认为这次访问是浪费时间——完全相反”。第二，这位发言人指出，万斯“也理解”卡特总统关于“需要制定一项能源一揽子计划”，并使其在今年得到国会通过的立场。
卡特总统和白宫发言人鲍威尔都谈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计划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的这次九国和四洲的访问可能会推迟，以便使总统能够留在国内亲自拟定他的能源计划。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二十八日节译英国《卫报》记者斯蒂尔的一篇报道，题为《美国大学生面临的难题》，转载如下：
美国一千万人的大专学生队伍的平均年龄，正在静静地上升。今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平均年龄是过去十年中最高的，而且差不多都比他们的“师兄”更加目的明确。
这是美国大专学生中一个由几种因素造成的，值得注意的变化。更多的已婚女子和所谓“成人学生”进入了大学。在一九七四年，美国有百分之十的大专学生，年龄超过三十岁。
经济衰退使人们重视起可供出售的技能。在过去五年中，越战的退役军人，和大量做过两、三年或四年工作，然后感到需要取得大专学位的中学毕业生入学，使二十几岁的大专生的数量急激上升。
同时，念完中学后直接升大学的学生人数却显著下降。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标准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年龄是十八、九岁。在一九七一年，这年龄的新生占三分之一；到一九七四年，比例已减至四分之一。
这现象似乎很矛盾。如果大专教育越来越普及，为何十八岁时放弃念大专？人们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取录标准提高了。这并不对。
美国高等教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专院校的类别繁多，按照市场经济理论来说，如果某种东西非常缺少，马上就有人给予供应，满足所需。这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大专院校认可标准，只要你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人，你大可以成立你自己的大学，自己在客厅里授予文学士、哲学博士等街头。
除了如耶鲁、哈佛等取录很严的大学外，也存在着大量要求很低的私人院校。
更重要的是，公共的大专院校
——容纳美国八成的大专学生——传统地施行自由入学政策。在过去十五年中，为了给一些希望选读较短时间学位课程的人提供相同的机会，涌现出大量两年制公立社区院校——而且也是自由入学的。
举例说，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就读四年制学院中的大专生，从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人增至五百八十四万八千人。同期内，两年制院校的学生猛增五倍，从四十五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万人。
能否入学不决定于学术水平，很简单，决定的因素是金钱。经济衰退大大地影响了中等及低薪阶层。很多父母发觉不能再供子女受大专教育，最低限度不是全部子女有此机会了。于是，十八、九岁的大专新生减少了。
据美国州立院校协会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希·斯坦彭说，州立大学的平均每年收费（包括学费和宿费）在六千八百至七千二百美元之间。
中等家庭的每年收入则是三万一千三百美元。
问题的另一面是人口统计学家所说的“兄妹重叠”。在战前，一般家庭有两个子女，而两胎相隔四年。
战后，出生率上升了，一般的美国父母希望有三个子女，而出生时间相距两年。能够供首名或前两个子女读大学的，没有能力再供第三个入学。
很久以来，州立大学的高额学费是备受争议的。要冒着使富有家庭得到津贴的危险而把学费降低，还是提高学费而给予有需要者特别援助呢？
第二个意见得胜了，于是学费被提高以迎合物价上升。
私人大学也面临着如火箭般上升的物价。现任驻伦敦大使金曼·布鲁斯特担当了耶鲁大学筹款计划的主席，要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筹措一亿一千二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九千三百七十六万美元）的捐款。
如果说，学费和学生的生活费用，上升得比通货膨胀还要快，学生得到的助学金却并不如此。州立大学现正再次争取较高的公共援助和较低的学费的制度，以求均衡贫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约有六成的美国大专学生是自费的，他们主要是倚靠父母，但也得做暑期工或其他工作赚钱维持。
其他的学生可得到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和贷款，但只有少数几家私立大学中最优异的学生，能够得到足够全部开支的奖学金，在州立大学中，即使是最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也不能得到占全部开支四分之三的资助。
另方面，全国有百分之十九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偿还贷款。在华盛顿，比率更高达百分之四十二，以致学生贷款计划被取消。
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繁荣之后，出现了七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毕业的这一代大专学生，将难以寻求合适的职业。
联邦政府的劳工调查局报道说，到一九八五年，将有九十五万院校学生找不到传统地要有院校学位资格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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