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九月十六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分社记者哈尔·派珀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彬彬有礼的态度掩盖了美苏谈判中的问题》，摘要如下：
苏美对话重新变得彬彬有礼，这只是把这里苏美人士所作的暗淡评价伪装了起来。评价认为，在解决双方的严重分歧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在谈到早日解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贸易发展或如何使缓和同诸如人权和苏、古卷入非洲军事冲突这类问题一致起来的时候说：“没有一位负责这类问题的人士是乐观的。”
一位有相当地位的苏联人士附和着这位外交官说：“自春季以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困难仍和以往一样严重。”
造成这种僵局的理由并不难发现。根据双方所表明的观点，莫斯科有关这些问题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而华盛顿的态度虽有某种程度的演变（即卡特政府不象去冬今春那样公开地阐明自己在人权和限制武器方面的目的），但还是未放弃被莫斯科责怪为首先引出麻烦的那些政策。
今年春天，莫斯科指责美国修改尼克松—福特政府达成的谅解，而且抱怨卡特总统同“缓和的敌人”站在一起，这种攻击现已消失，从而使有些人在谈论关系在“改善”了。
然而，这里的苏联和西方人士承认，除了讲话彬彬有礼之外，没有获得什么进展。
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就合作的必要性公开发表的言论掩盖着如下事实：正如苏联和美国的非官方人士所供认的那样，各方都在等待另一方作一些要采取灵活态度的暗示，然而，哪一方都没有等到。
莫斯科采取了一种双轨拖拉立场，一方面说些甜言蜜语，但另一方面丝毫不作任何让步。勃列日涅夫上月赞扬卡特七月份关于苏美关系的言论“听起来是积极的”，这番赞扬成了头号新闻。但是勃列日涅夫又说，他将等待美国采取“主动行动”。
同样，外长葛罗米柯上周被广泛援引说他抱乐观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是“完全可以达成的”。但是他对达成这种协议的基础作的解释意味着，只有美国接受苏联的方案，这项协议才能达成。
勃列日涅夫上周在同首席法官沃伦·伯格举行的八十分钟会谈中，无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继续认为苏美关系处于他认为是美国造成的“衰退状态”。
塔斯社关于这次会谈的一篇报道说，勃列日涅夫呼吁“完全平等，严格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这段措词反映了自从卡特政府刚上台以来苏联一贯提出的如下指责，即美国力图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取得单方面好处，美国关于人权的宣传运动是干涉苏联内政。苏联一位人士说：“一切迹象表明，目前正在准备进行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他列举了美国今年在巡航导弹、中子弹、新型超精确导弹弹头方面的研制情况和是否研制不易遭受袭击的机动导弹、ＭＸ导弹问题的辩论情况。
几乎每天的报纸消息都在报道美国国内反苏的仇恨情绪、军国主义和五角大楼的影响日益高涨的浪潮。
【本刊讯】美国《商业周刊》九月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匈牙利逐渐向西方靠拢》的述评，全文如下：
东欧最熟练的走钢丝者、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在设法留在莫斯科为其卫星国所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同时，正在很成功地大力扩大与西方的经济、外交和文化联系。
他想使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国外市场和技术来源，以此来保持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的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今年获得了好收成，匈牙利的经济正在发展，然而也受到石油危机和世界商业衰退的后遗症的影响。
卡达尔还极想为他自己及其政权赢得全世界的较大尊敬。国外还记得他是苏联人为帮助镇压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暴动而扶植起来的傀儡。他仍然顺从地赞同有关苏联霸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主义是克里姆林宫的东欧政策的基石。在国内，由于他的统治逐渐自由化和由于在经济上巧妙地分散经营及吸引西方的资本和技能而提高了生活水平，他博得了匈牙利人的尊敬。
卡达尔为了追求这种目的，今年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预料作这一姿态的结果将是同梵蒂冈建立正式关系。他的政府同意匈牙利教会组织邀请比利·格雷厄姆于本周访问匈牙利。这将是这位福音传教士首次闯进苏联集团。最近放松对签证的控制会招进更多的旅游者。匈牙利国家银行将在纽约开设办事处，帮助促进贸易和打开美国的资本市场。
由于西欧的萧条缩小了那里的市场，美国成了重要的贸易对象，然而杰克逊—瓦尼克对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法提出的修正案，拒绝给予严格控制移民的俄国和苏联集团国家以最惠国关税待遇。作为修正案的两个提出者之一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Ａ·瓦尼克也承认，匈牙利对移民的控制比较松，这应使它有资格在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好处。但是卡达尔拒绝正式向美国保证，象贸易法所要求的那样，放宽处理移民问题。他知道，那样做会激怒克里姆林宫。
他在纽约机场发表声明说，必须最大限度利用联合国的积极潜力进一步加深缓和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十七日电】率领出席三十二届联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离莫斯科赴纽约。
【塔斯社纽约九月十七日电】率领出席三十二届联大会议苏联代表团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抵达纽约后，在机场发表了如下声明（本刊有删节）：
我们前来参加三十二届联大会议。我们对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看法是：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的积极潜力以便进一步加深缓和，不让核战争爆发。
前已宣布，根据现有的协议，在这里，在美国，我们还要在华盛顿进行会晤。这次苏美会谈的问题也是够多的。我想谈及其中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这一问题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最密切的注意。不仅苏联和美国的利益，而且其他国家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巩固国际安全、进一步发展缓和进程、为制止军备竞赛和争取裁军创造良好条件的利益，都要求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十二日发表克鲁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四百名美国新闻工作者被认为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滚石〉杂志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他们和情报局共同使用情报》，摘要如下：
《滚石》杂志在即将付印的一期中将报道：大约四百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十多个其他单位的记者，在过去二十五年里，秘密地和中央情报局共同使用情报，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行动上的帮助。
这篇由前《华盛顿邮报》记者伯恩斯坦撰写的文章，只提到几个被未指名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称作保持过这种关系的新闻工作者的名字。在这些人中，有《纽约时报》的外事专栏作家Ｃ·Ｌ·苏兹贝格和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及他的兄弟、已故的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
伯恩斯坦还写道，据未指名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纽约时报》允许“大约十名中央情报局雇员”在该报的一些驻外机构里充当职员或兼职记者。他们的身分都没有暴露。
文章说，那些“背地里的”安排是当时的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五十年代初制定的“《纽约时报》总方针的组成部分”，这个总方针是“只要有可能，就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帮助”。被点名的其他单位在被举出与情报局作了类似安排的新闻单位中，有《华盛顿邮报》、《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科普利新闻社、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赫斯特报系、《时代》出版公司和《新闻周刊》杂志。
据伯恩斯坦说，批准让情报局在国外的官员利用他们的单位作为行动掩护的新闻机构的高级负责人，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佩利和《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始人、已故的卢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萨伦特昨天（十一日）说，他没有见到过什么证据表明佩利曾同情报局作过这类安排，虽然他承认有某些证据表明这种安排曾经存在过。
《时代》出版公司的发言人齐姆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时代》出版公司的某一个记者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而且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受雇者名单上有谁和中央情报局有什么联系。”齐姆说，卢斯曾批准过这些联系，这在他看来“完全不合乎这个人的性格”。一个记者的评论在早先公开过的一些说法中，有《纽约时报》前记者菲利普斯的一种说法。他说，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二年曾问他，一旦他任这家报纸驻莫斯科记者，愿不愿意进入这种双重安排。
当菲利普斯的这种说法在去年传出时，《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说，他“不管是我作为发行人的身分，还是作为已故的苏兹贝格的儿子，从未听说有人同《纽约时报》接触过”。
中央情报局一再拒绝公布那些与其交换过情报，或者当过其特务的新闻工作者的名字，理由是，“情报人员”的身分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特殊任务”专栏作家Ｃ·Ｌ·苏兹贝格现正在欧洲度假，不可能请他对《滚石》杂志所说他同情报局有关系一事加以评论。约瑟夫·艾尔索普在他在华盛顿的家中对记者说，除了说伯恩斯坦先生所说的话有几部分是“不准确的”之外，他不愿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
据《滚石》杂志的文章说，中央情报局汇编的关于它和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关系的文件中“包括”关于Ｃ·Ｌ·苏兹贝格和艾尔索普兄弟为中央情报局执行“特殊任务的报告”。
这篇文章引用苏兹贝格先生的话说，虽然他在中央情报局中“有许多朋友”，但是他和这个情报机构的关系是“完全非正式的”，虽然“他们可以问我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从这些家伙中的任何一个家伙那里接受过任务”。
这篇文章说，这个情报机构曾要求苏兹贝格签署一项协定，要求他对可能向他提供的任何机密情报保密。文章说，这些话是“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的。
这篇文章说，苏兹贝格先生记得曾有一次他被要求签署这样二项协定，但是他不能“肯定”地记得他是否这样做了。
但是，他被援引说，他的叔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曾在这样一项保证书上签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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