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一月十三日刊登驻北京记者帕克斯发自成都的报道】好几十名裁缝、鞋匠、小商贩摆开了摊子，表现出企业精神在中国重新诞生。以前，这些以赚钱为动机的活动曾遭取缔。
这条街上是编织篮筐的，那条街上是制作家具的。每个拐角处都有出售香烟、糖果等杂货的小商店，整个成都设立了三十多处农民市场。
这一切或是私人企业，或是组织松散的集体企业。
四川过去一年的这些新情况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与整个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对经济的控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四川正在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
去年年初，省当局放宽了中央计划的束缚，使一百家工业企业和四十家商业企业有更大的经营灵活性。这项试验今年还将扩大，这样，市场力量将在四川的经济中大大发挥作用，尽管还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厂一旦完成国家的生产定货后，就可以把剩下的产品卖给不论什么用户，只要它所需的原料和劳力是从提高效率省下来的。它也可以有较大的利润留成，把其中的部分作为奖金发给工人。
产量、效率、利润和国家收入都大大提高，有的单位比一九七八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川工业生产的将近四分之一已被解放出来适应市场需要，明年前后可能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
对于四川的工人来说，这是繁荣好转的时刻。他们的收入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这样就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回过头来又使经济的辅助部门和农民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了活力。
省当局现在正准备把农民可以用于自留地的土地增加一倍，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供应，把繁荣扩大到农村去。
一九七六年四川的接近饥馑的景象已变成丰收的景象，农民收入日渐增多，农村小商店十八个月前空空如也的货架，目前源源不断地摆出了消费品。
与过去十年的困难相比，变化也是很大的。文化革命激进的极左政策使中国最富的省份之一变得要向邻省伸手要粮，工业陷于崩溃的边缘。
所有的经济指数现在都明显地上升，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心似乎处处都表现了出来，信心随着经济试验的成功而日益增强。
四川省的变化完全可能为全国的其他省份指出一
条道路，但是这里也有人对某些政策持疑虑态度，他们担心四川是不是走得太远太快了。
虽然有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对经济试验继续表示反对。但是大多数四川人似乎接受赵紫阳先生的哲学，即只要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论什么办法，如果不违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些原则仍然未变，如果概括起来说，就是：工业归国家所有，农业方面的主要作物归集体所有，总的计划由中央制订并坚持党的领导。
“工业民主”——选举产生车间主任和某些工厂负责人，每季度举行工人代表大会决定重大问题。加强工会——这是经济试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四川当局已下令在来年扩大这个因素。
在人民公社，负责人又一次由选举产生，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第一次，有些在过去十年中被任命的负责人没有被选上。
正在重新强调公社社员的权利，不仅在文化革命期间而且在更早的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大多已被恢复名誉。
【法新社北京二月二十二日电】北京的大气污染六倍于安全标准。
一位可靠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这一情况是美国环境保护局在北京市中心进行一次测试后揭示的。
这一测试是二月六日进行的，其结果表明，每立方米的大气里有一百五十微克的污染物质，而环境保护专家提出的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二十五微克。
美国代表团团员在最近访华期间强调指出，北京的大气污染特别危险，因为污染物质主要是煤炭排出的烟雾。
中国首都污染的情况可以同英国中部煤矿的情况相比。
中国专家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由于家庭用煤越来越多，所以今后几年污染也将更加严重。
【路透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二日电】参议院一委员会今天听取作证时得知，在各国向中国出口的竞赛中，外国的激烈竞争把美国甩在后面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说，在中国去年的往来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额只有二十三亿美元，或者说是二百八十四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点二。
他在参议院国际财政小组委员会说：“由于中国准备实行一项重大的经济发展计划，我们的外国竞争对手正在以相当大的引诱力鼓励中国向他们购买成套设备和技术。”
他说：“我们已经迟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使自己与其他工业国处于同等的地位。”
但是进出口银行董事会董事长约翰·穆尔今天对参议员们说，看来进出口银行在九月三十日到期的本财政年度结束以前，几乎根本不可能为向中国出口提供资金。
【本刊讯】下面是香港《明报月刊》刊登的香港和台湾的北京大学同学会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为蔡元培墓写的碑文和肖瑜写的《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蔡孑民先生墓表》
先生讳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山阴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峄山先生从商，以长厚著称。母周太夫人，恒教以立身处世之道。先生早掇巍科入词林，自甲午中日战役败衄，我国朝野人士竞言新学，始涉猎西籍，讲求新知。及戊戌政变后，朝局益坏，先生敝屣尊荣，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国。初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继任南洋大学特别班教习，并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旋以在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清吏侦悉，乃避地青岛，习德文，为异日留学准备。乙已加入同盟会，丁未赴德，初居柏林，继入莱比锡大学习哲学，尤重美学，期以美育陶冶人性以代宗教。如是凡三年，译著专书多种，辛亥革命军起义，武昌东南各省底定。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先生为教育总长，厘订教育方针，学校系统与课程纲领，为全国教育奠一新基。后以袁世凯专政，乃愤而辞职。于民国元年秋携眷再度赴德，二年以宋教仁案发生，得沪电促归，共谋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去国赴法，旅居数年，与李石曾、吴稚晖先生等创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谋两国文化合作。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校政，祛除旧习，倡学术自由，由是旧学新知，兼容并包，俱臻蓬勃，而全国学术风气亦为之丕变矣。八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约，且痛惩卖国金壬，致多人被捕下狱。先生营救保释，并发表声明，随即离京，既而全国重要省市，罢市罢学罢工，为北京学生运动声援，政府终拒签和约，并罢免曹陆章三人。先生亦经挽留复任，于十三年仍以不与北洋军阀合作引退。迨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先生先后受命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监察院院长等职。嗣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创设专门研究机构，罗致专家学者，致力发展学术。抗日军兴，国府西迁，先生在港就医，不幸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逝世，年七十有四。噩音传至陪都重庆，朝野震惊，政府明令褒扬，唯以对日战事方酣，时艰道阻，未能迎葬国内，遂由先生家属与友生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先生元配王夫人，继配黄夫人先卒，周夫人近年亦逝。子四人，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二人，威廉、
晬盎，散居各地。旅港国立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每于春秋二季上冢，以表孺慕。因墓地年久失葺，乃倡议重修，并立石表于阡。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世，唯先生足以当之。先生门人故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以词诔先生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执所以成一代大师欤。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并志于兹，以谂来者。《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同一位热心奔走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常川住在香港与九龙，恰好蔡孑民先生也不公开的住在九龙。与周峻夫人及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公子，两位更小一点的男公子（最小的大约六七岁，名蔡英多，作画富于天才，我现在还存有他的作品。）租住楼下一层房子。客厅一半改作书塾，蔡夫人自课儿女。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蔡先生租房用名及所刻名片，都用周子余三字。居常以不见客为原则，所以往来无一生客，因之见客也就很少。我常去他寓，他也常来我寓。大概因为彼此寂寞的原故，所以常作长谈。有时谈至半日以上，还不知倦。我常常在日记本上作谈话笔记。
在无所不谈中，我们常谈及自己的身世与家事。我觉得蔡先生各次所谈他的身家轶事，都是闻所未闻。在他的言行录及其他有关他的记载中，全没见过。我因请他给我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他欣然允诺。他那天精神很好、又谈又笑，格外兴奋。这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即先生逝世九个月之前，他从下午四时五分谈起，一直谈到六时五十分，谈了下面一大篇的话：
我（蔡先生自称，下同。）家，世居绍兴，旧山阴县，古之会稽。我在这城里住到十八岁，因赴杭州乡试，才第一次离开过本城绍兴的。
我家住在绍兴城内笔飞坊中的笔飞衖。那时没有门牌号数。附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戒珠讲寺（相传为王右军故宅）。寺后有蕺山，土人呼为王家山。——这都是纪念王羲之的故事。
我家是明末由诸暨迁到山阴的。我的祖先有经营木材的，因同行忌刻，被斧砍伤。受伤后就不再经营木材。由这位经营木材的祖先，又过两代，传到了我的曾祖。他行四。他的一位行三的哥哥，营绸缎商。曾由浙江运绸缎往广州，因偷关被捕，要处死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我祖父是一位经营典当商的经理，就由他在笔飞坊买了一所房子，坐北朝南三个大厅。他生我父亲共七兄弟。我的第三叔好武，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余下六行中，第六第七两位叔叔，那时很小。我祖父因为他的大二四五四个儿子都已娶亲成家，又在屋后建筑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我们是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间骑楼。
我是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生的。原初是说十八日子时，后又改正为十七日亥时。那时中国无钟表，所以时间也不易计算准确。
我同胞兄弟四人。我的四弟早殇。所以实只兄弟三人。即我有一兄一弟。
我有两姐均未出阁，在二十岁左右病故了。一个小妹妹，也早殇了。
我父亲面方、皮黄。我母亲面楕圆、皮白。我兄弟姊妹七人中，凡单数的都象母亲，双数的都象父亲。我行二，故象父亲。
我父亲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庄经理，四叔也是经理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只我六叔读书。
我家至我六叔，才考试入学，是一个廪生。他以前，祖传都无读书登科之人。
我小时，父亲延了先生在家中教我读书。十一岁，父亲去世。自此不再延师，就在别处附读。父亲是那年六月死的，我从那年下半年，就在姨母家附读一年。十二岁及十三岁时，在一位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起，从一位以做八股出名的王子庄先生读书，一直读至十七岁，我也入学了，（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两年，我自己设馆教书。
二十岁起，我不教书了，我在徐家校书了。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故也延聘了我。我自此不再作八股了，改作词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我都在徐家，读了许多的书。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我中了乡试，（举人）。
以后的事情，言行录簿处都说到了。
还有些没说到的：
我入同盟会在乙已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是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我是由何海樵介绍加入的。
次年，丙午，黄克强持孙先生书来，派我为上海支部部长。
就在这年丙午，我回绍兴故乡去过一次。
又次年，丁未，我随孙宝琦赴德。他做钦差，我留学。由西伯利亚走的。有齐寿山同行。在柏林住一年去莱比锡。齐寿山的父亲，就是齐令辰，号禊亭。是李石曾先生的业师。寿山与李先生为师兄弟。他告诉我李先生吃素及吃素的道理。我很向慕，因之我也开始吃素。一直吃到民国十年。我在北京，患了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得法，为简便计，乃又劝我恢复肉食。其实还是偏重素食，不如以前之严格而已。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游巴黎，与李先生多所往来。
辛亥革命，我在德国，陈英士有电报给我，催我回国。我就由西伯利亚启行回国了。回国后要我担任教育总长。以后的事情，大家知道的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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