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每日新闻》一月四日文章】（作者：驻纽约记者细野）美国国民正沉浸在乡愁之中。据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进行的美国国民“幸福程度”调查，回答说“非常幸福”的比率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减少到最新调查中的百分之三十。特别是现在四十岁到五十九岁的人，就他们的思想变化来看，从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一，二十二年间减少了一半。这个数字证实：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被怀念“过去的美好时代”的乡愁所支配。
“颓废”、“大儒主义”、“怀疑主义”、“没有信心”、“不安”、“无力”、“幻灭”——现在表现笼罩美国的忧郁气氛的颓废言词充斥各地。美国国民渴望有排遣这种忧郁的欢笑和惊人的刺激。美国国民是想在看电视、电影、捧腹大笑，或者在吓得发抖中逃避暗淡的现实。
伊朗危机使美国国民回到现实中来了。但是，在危机变得旷日持久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美国国民认识到美国力量的限度，其幻想破灭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反而进一步煽起乡愁。
美国国民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反映了“没有信心的时代”。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的后遗症影响犹在。去年三月发生的三里岛原子能发电站事故打碎了美国国民的科学信仰。
占卜八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件事是明显的，那就是美国国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如人们所见到的慢跑和天然食物大受欢迎那样，以谋求健康为中心的内向生活方式已经浸透到美国国民中间。这一变化肯定是由于美国国民终于注意到圆周是有一定限度的。小汽车所象征的美国国民生活方式今后将被迫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变化。另一个引人注目之点是“唯我主义”。这是在日本的颓废一代中也流行的、不关心社会而我行我素的风潮。美国的传统精神——现实越严峻，越是勇敢地进行挑战——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据去年八月的盖洛普舆论调查所调查，不满足个人生活的美国国民不过占百分之二十三，相反，不满现状的美国国民达百分之八十四。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个人生活和对社会不满之间的差距产生了“唯我主义”。弥补这一差距是美国八十年代的课题。
【苏联《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杂志七九年第十一期文章】卡特七月十五日向全国广播公司阐述政府能源计划时，对“信任危机”进行抱怨，这种危机，用他的话说，“在伤害着我国意志的心灵和斗志。”总统指出，这种危机的征候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我国大多数人民认为，今后五年将比最近五年更糟。我国三分之二的居民甚至不参加选举。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在下降。对政府、教会、学校、宣传工具和其他机构的不尊重思想在不断增加。”
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证明，对七十年代末美国广大居民的思想情绪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
美国在越南的冒险失败后，美国人对对外政策的关心急剧下降了，现在认为对外政策问题是最重要问题的居民已不超过百分之十。最近六年来，主要引起美国人不安的是经济问题。
政府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束手无策，使美国人对经济体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能力产生的悲观情绪与日俱增。
能源问题成了在竞选地平线上空新出现的一块黑云。在加油站，排队的长龙长达几公里。对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的美国来说，这就等于国难临头，而政府无力扭转形势，这在不小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绪。
美国专家们认为，一九八○年的竞选运动将主要在“面包和油”的问题
——居民的经济状况问题的标志下进行。
对经济问题的不安掩盖了美国其他尖锐的问题。
离一九八○年的选举越近，政治家们越是经常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选民的政治观点倾向何方？要知道：在提出竞选口号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情绪。实际上，在公众的思想情绪中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倾向，这些倾向决不是简单的和相同的。在七十年代初，在对越南的干涉结束以后，反战运动走向了低潮。由于黑人在形式上的平等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就，黑人的骚动也停息了。但是，大多数居民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制度的批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加强。在这几年里谁使美国右倾，谁就是右派。在过去几年里被社会的抗议浪潮吓破了胆的右派加强了自己的活动。而且由于他们基本掌握了宣传工具和宣传渠道，他们的声音就比别人响亮。
有利于随心所欲地解释美国政治思想情绪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对“保守派”和“自由派”、“右派”和“左派”这些概念本身的理解不一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些概念的轮廓从来没有清楚过，而且在最近几十年来，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发生了许多次变化。许多思想不太久以前被说成是好象叛逆，现在却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土耳其《回声》周刊第四五七期文章】为了解我们时代的青年人在想什么和做什么，《日安报》对十六岁至二十一岁的青年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青年人中百分之十六对读书和看报兴趣最大，但心情愉快的很少，他们抱怨书籍昂贵；百分之十四的人对体育感兴趣；百分之十一对听收音机和音乐感兴趣，百分之十对电视感兴趣；百分之八对舞蹈感兴趣。住在东阿纳多鲁和东南阿纳多鲁的青年百分之五对祈祷表现最大的兴趣；也有百分之四的青年表示对咖啡馆的娱乐感兴趣，尽管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少数青年由于不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产生走进咖啡馆的想法。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土耳其没有给青年人发展自己的足够可能性，因为土耳其没有关于青年的政策，应该关心青年问题的青年体育部的专家只忙于安排俱乐部的比赛和解决运输问题。”
最受青年人尊重的工作是教师工作。受到他们尊重的工作依次排列是：医生、工人、新闻记者、艺术家、宗教人士和运动员。
被调查的青年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人表示，党的领袖是最受尊敬和有原则性的人；绝大多数认为，党的领袖肩负着今天国家面临的重任。他们对党的领袖的描绘如下：权欲熏心——蒙敝真相——慷慨保证——在国家帐中记下政治帐。
青年人最大的忧虑是未来的工作得不到保证。百分之二十八的青年人背着中学时代的烦闷，又以不信任和疑虑注视着中学后的年代。他们的第二个忧虑来源是要求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满足，没有机会上大学是百分之十四青年的主要忧虑。
调查人的结束语如下：“所有青年人都充满纯洁的感情，但他们一无所有，无法使人听信他们的声音。他们肩上没有解决的一堆问题是十分沉重的，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幸福的未来抱有希望。愿年长者对他们更加谅解，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伊朗危机已促使数百名年轻的美国人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海军陆战队招兵站。
负责海军陆战队招兵的麦克米伦准将说：“但是谁也不报名，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十一月份，美国人在枪口胁迫之下被扣押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这在美国激起强烈爱国主义热情。但是这个月，海军陆战队、陆军和海军都没有完成招兵指标。
只有空军完成了十一月份的指标。但是，这不是由于任何新的爱国主义热情所引起的。十月份——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袭击以前的一个月——空军也完成了招兵指标。十一月份，海军陆战队只完成了招兵指标的百分之八十二，陆军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六，海军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五。
麦克米伦准将说：“这不是珍珠港事件，你们非常清楚，伊朗人并不是马上要入侵美国了。”
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当今的爱国主义是有限度的。不发生珍珠港那样的事件，即使发生了伊朗危机，海军陆战队和其它军种常常是用招志愿兵的办法补充部队的。
麦克米伦将军是负责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工作的。他认为海军陆战队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一个是比参军更有吸引力的职业，一个是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动机。
麦克米伦在考察部队情况时看到军队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人组成的。有抱负的青年人希望参军，也就参军了。他说：“第一是爱国主义，第二是在退伍时有确实的好处。”根据美国士兵法，退伍军人有权受大学教育。
麦克米伦继续说，年轻人“发现了另一条干他们感兴趣的工作的途径。
“他们发现他们要受教育并不一定去参军”，首先他们可以上离家近花钱少的初级大学——这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在全国出现的上学的新机会。
有了这种选择就可以使在以前不能进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推迟几年决定自己的前程。
麦克米伦说，军队的经济刺激是竞争不过两年的大学教育的，也许竞争不过一个家庭。
例如，两年制大学的数目已从一九五○年的五百二十八所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九百七十四所。由于正规大学增加了招收两年制学生的计划，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初级大学的学生从二十一万七千人猛增到四百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联邦政府的两个目标是互相矛盾的——花几十亿美元把年轻人吸引到军队，又花大笔开支发展各种有吸引力的高等教育。
【法国《快报》第一千四百八十五期文章】八○年是个好年头，还是个坏年头？法国民意测验所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为《快报》对有代表性的九百九十九个人进行了调查。
对于一九八○年，法国人坦率地表示悲观。对于七九年的三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生活水平、石油供应、就业状况，他们认为，法国没能力“改变局面”。国家元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电视谈话中说，“需要有信心”。民意测验表明，这一目的将难以达到。
这种缺乏信心表现为担心中东局势以及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关系会恶化。
关于社会问题，法国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对行政管理和电视的改进严重地表示怀疑。他们普遍的悲观情绪不会激励他们考虑要更多的孩子。
唯一感到乐观的方面是体育方面。
苏共决定在斯匹次卑尔根动手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列昂尼多夫召集了政治局特别会议。当这位领导人提纲挈领地谈了他的计划时，别人默不作声。彼此都等着别人作出反应。最后，乌斯季诺夫元帅——军事工业集团的体现者——打破了沉寂：“斯匹次卑尔根？这个目标未免有点儿太没雄心了？对我们这些伟大爱国战争的胜利者的继承人来说，这太没英雄气派了。如果我们想耀武扬威，我们现在足够强大，可以开到中部前线。西方现在完全颓废了。它将会无所作为。”
常被认为是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家”的苏斯洛夫（八十一岁）不动声色地插了一句：“那么乌斯季诺夫元帅认为，应当在什么地方进行这种试验呢？”
乌斯季诺夫回答说：“可能在西柏林，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占领西柏林。这地方到处都是复仇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心脏地区有这些人存在，这多年来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老资格的柯西金（届时已经七十九岁）插嘴道：“西柏林！西柏林！可不能先在那个地方试探西方的决心。那里到处都有美国军队。肯尼迪会立即被卷进去。他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天晓得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可能惊慌失措，象那个女秘书淹死在他的汽车时那样惊慌失措。出人不意地、引人注目地在世界上显示我们的新力量究竟有何等大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同意第一书记的意见。我同意他的意见：把斯匹次卑尔根作为开始动手的地方。”
最后，内务部长、克格勃的头头安德罗波夫发言：“我不否认在外边搞一下以便转移视线是有益的。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西柏林采取那样引人注目的行动。我们还是把这个机会留在另一次用吧。我认为在斯匹次卑尔根动手是很好的。”
列昂尼多夫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同意，就在斯匹次卑尔根动手吧。”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就这件事达成协议。多数人赞成在西柏林搞。但是，列昂尼多夫干脆决定采取不那么危险的方针。西方自由派报纸说得很对，他是政治局里的温和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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