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时代》杂志八月八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布热津斯基在一个敌对世界中的乐观态度》,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虽然卡特总统制订广泛的目标,并且作出他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作出的决定,但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提供许多长期的见解和对外政策在哲理方面的基础。《时代》杂志采访白宫新闻记者斯坦利·克劳德在同布热津斯基的两次长时间谈话中探索他的思想。下面是他的报道:)
    一年多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热津斯基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美国》。他要求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些批评这位教授的人发现他的思想——正如其中一个人说的那样——“是非常抽象的,不能把这种思想同理智的思想混为一谈”。然而卡特并没有发出这样的抱怨,他赏识布热津斯基清楚表达思想的能力。
    这个看到了这个“敌对世界”的人,对许多人认为自卡特上台以来敌对性更大的世界几乎没有表示惊慌。他估计,剧烈改变美国政策必然会使情况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他说,这些变化是必要的,因为“一种旧的世界秩序即将结束,一种新的世界社会的格局有待确定”。主要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一个以使用电子技术解决各种问题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将越来越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原来的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将会减少;南北之间为控制必不可少的原料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将会增加。据布热津斯基说,在这个新出现的世界里,“军事力量本身将不再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施加影响的能力。”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有必要更多地注意除了它在欧洲的传统盟国和日本以及它的传统对手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如果这样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惊慌的话,他仍然是沉着的。他预言,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美苏的“合作与竞争”的因素“将混合在一起”。他主张,必须把苏美关系“归并到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新态度中去”。布热津斯基认分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仅年龄而且思想都在老化。他认为,美国同全球性变化的潮流要合拍得多。
    布热津斯基的理论的“新态度”的中心,是需要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同不发达国家建立一种比较敏感和比较有创造性的关系,并奉行那些“强调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政策。布热津斯基的语调象卡特一样,因此在讲话中也经常出现诸如仁慈、道德和美德之类的措词。
    由于对外政策的重点不断发生变化,布热津斯基设想“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会有进展,在这种状况中人们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有较大的能力来维护这些权利。在这种状况中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将会更适应这些权利”。美国政府支持人权的政策就反映了这种看法。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已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因此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说:“人权已成了一个盛行的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是促使朝着社会正义方向前进的动力”。
    【塔斯社辛菲罗波尔八月十二日电】题:勃列日涅夫同泽登巴尔的友好会晤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米亚会见了正在苏联度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泽登巴尔。
    勃列日涅夫和泽登巴尔相互介绍了本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迫切问题以及苏蒙两党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发挥劳动人民创造精神方面的活动。泽登巴尔指出了即将举行的苏维埃政权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特殊的国际意义。
    会晤时讨论了发展和加深苏蒙全面合作的问题。特别是分析了蒙古党政代表团一九七六年十月访苏时达成的协议的执行情况。对进一步完善苏蒙经济联系和提高经济联系的效果予以很大重视。
    勃列日涅夫和泽登巴尔还讨论了一些迫切的国际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了进一步为缓和和使其扩大到包括亚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而斗争的重要性。这要求亚洲各国作出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努力。
    再一次重申,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张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尊重主权和边界不可侵犯、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不干涉内政、发展平等互利合作这样一些原则基础之上。
    参加会晤的人指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配合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在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加强普遍和平方面能否取得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会晤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它显示了苏蒙两党在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四日电】(记者:塞恩·迈登斯)一个不虔诚的地下新闻社正在逃避苏联的新闻检查,激怒了苏联政府的官员们,因为这个新闻社,向西方记者透露了他们在苏联受控制的报刊上所看不到的消息。
    四个多月来,这个小小的独立的新闻社——据信是头一个这类的新闻社——已经提供了用打字机打印的种种消息,从联合抵制出租汽车涨价一倍,到官方对不遵命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检查,到选举程序的内幕等等。
    “索洛维约夫一克列比科娃新闻社”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原主席波德戈尔内不久前被赶下台一事,这在苏联的新闻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
    五月底,在发表了二十几份新闻稿以后,该新闻社的创始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妻子叶莲娜·克列比科娃(夫妇两人都是三十五岁)获准移居国外。他们的一位撰稿人、作家马尔克·波波夫斯基马上就把该新闻社的工作接过来了,把它改名为“马尔克·波波夫斯基新闻社”。
    据索洛维约夫和克列比科娃早先的一个声明说:“本新闻社的宗旨是客观报道苏联的政治、文化和一般生活情况,并透露那些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听到的事情。”
    波波夫斯基说,他要继续执行这项使命,但是他承认,他接过这摊工作是希望他也能很快获准离开这个国家。
    他将会有一定的机会离开这个国家的。索洛维约夫和克列比科娃原先的职业是一位记者和一位作家,他们今年初曾要求移居国外,因为他们说他们的作品遭到检查。苏联官员一开始拒绝他们的要求,后来,在该新闻社开始发表新闻稿以后,苏联官员就改变态度了。
    苏联官员们对该新闻社感到恼火,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和骚扰,包括监视和不时的盯梢。
    索洛维约夫和克列比科娃说,他们受到过匿名电话的威胁。
    波波夫斯基喜欢戴一副墨镜站在街道拐角处向西方记者散发他的新闻稿,他把跟他接触的西方记者叫做“同行”,在他离开时,他常常偷偷地举起握紧的拳头作出表示团结的手势。
    该新闻社的写作风格生动活泼,在它发表的第一篇报道中,讲了列宁格勒两个文学编辑的事情,这两个人发表了一首诗,对俄国革命后枪毙的最后一名沙皇的家属的命运表示同情,后来就被解雇了。
    该新闻社接着提供了有关五名不遵命的作家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内幕,后来又发表了一篇以诗歌形式写作的报道,谈了苏联出租汽车涨价一倍后乘客联合抵制的情形。
    这个新闻社报道了苏联当局流行的“电话恐惧症”,他们切断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电话。它还报道了据说当局采用的种种“诡计”,使犹太人难于申请移居国外。
    该新闻社对波德戈尔内下台一事作了不虔诚的、推测性的分析,而苏联所有报纸只用一句话报道此事,那句话埋藏在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占了一整版的报道的末尾,这两种做法形成了对照。
    “索洛维约夫—克列比科娃新闻社”说,“波德戈尔内下台和失宠,不论其原因如何,都有一条很实在的理由,这条理由在他一九六四年上台掌权的时候就起过很大作用,那就是年老。”该新闻社接着说,最后作出把七十四岁的波德戈尔内赶下台的决定,是由于他所指导的“苏联中东政策遭到完全失败”。
    自从苏联的缔造者列宁一九一八年把报刊集中管理以来,苏联对任何持相反观点的出版物都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当这些出版物一出现,就设法予以取缔。
    这个国家唯一的一份独立的期刊,即用打字机打印的双月刊《时事纪事》,是在一九六八年年中第一次发行的,自那以后,断断续续发行了几期。
    苏联当局已几次发动了阻止这份期刊发行的运动,这个期刊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已被监禁。但是,通过不透露该刊物的发行人员和轮换其编辑,这份《纪事》还是设法生存下来了。
    其他私下发行的出版物包括:七十年代初期发行的关于宗教和民族问题的《市民议会》和《大地》;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如乌克兰的《乌克兰信使》;犹太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出版物;以及在希望移居的伏尔加河流域日耳曼族人中流传的名叫《重返故土》的刊物。
    还有大量的私下发表的声明,这些声明是由持不同政见者、少数从事宗教活动的成员交给外国记者和西方大使馆的,有些是由劳动营中的犯人传出来转交给外国记者和西方大使馆的。但是,“索洛维约夫—克列比科娃新闻社”据信是第一次尝试就各种不同的问题发表独立的报道。
    这家新闻社的创建人,以及现在的波波夫斯基——原是一名记者和写科学题材的作家——利用他们在新闻界的关系,以及在文学界的朋友的投稿,作为消息来源。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八日电】据美《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今天报道,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北莫尔斯克地区,发现苏联正在建造一种准备装配多目标弹道导弹的潜艇。
    这家周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现了这种代号叫作“台风”的潜艇的建造工作,并且把这种情况转告了美国情报部门。
    在目前出版的这期周刊说:“发现了这种潜艇的船身,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些官员认为,这种潜艇的级别相当于预定美国海军在八十年代末投入使用的计划中的‘三叉戟二型’潜艇。
    “这种新潜艇准备装配的SSN8改进型导弹上装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其射程超过现有的SNB型导弹的四千五百海里的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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