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七月十日刊登拉博特的一篇文章，题为《缓和：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斗争》，副题为《一位前知情者的披露》，摘要如下：
不管卡特总统的对苏政策成功还是失败，有一点是清楚的：看来卡特总统已在苏联领导人当中引起了紧张的忧虑。
这种忧虑的原因可以回溯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最初出现缓和的日子。尽管“缓和”在苏美两国的政治词汇里早已是一个共有的词，但是对这个概念，莫斯科和华盛顿始终有不同的理解。
在苏联，缓和的理论是基于下述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不实行社会改革或扩大苏联公民的自由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的裁军和进行学术、科学、文化和商业的交流，将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担心同西方扩大关系会使西方思想深深渗入俄国，这是缓和的一个严重障碍。
莫斯科就缓和进行的内部辩论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对美国的意图有些变化不定的看法。在我也参与向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出点子的那几年期间内，我听到过，关于美国对缓和感兴趣的原因，有三种相互矛盾的说法。
据第一种说法，美国是想要加剧中苏冲突，甚至达到爆发战争的地步。据第二种说法，美国是希望通过西方对俄国的影响而带来深刻自由化的社会变革，从而摧毁苏联制度的真正基础。提出的第三种说法是，美国只是希望减少人类遭到的核威胁，并不考虑什么中苏冲突或者使苏联自由化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还认为，缓和有可能使西方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将有助于苏联应付主要由于军备竞赛费用庞大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他们认为，苏联当局能够抵制由于缓和而来自西方的任何新影响。
所以勃列日涅夫坚信：缓和对苏联来说将仍然是利多弊少的。
但是，事情往往并不象它们看来的那个样子。如果一九六八年离开苏联的某个俄国人在一九七六年回国的话，那么他将发现缓和以及西方来访者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引起了巨大的变化。磐石中的裂纹既需要同西方合作，同时又需要采取措施抵消这种合作的影响，这就在铁板一块的苏联磐石内造成了许多裂纹。
缓和及苏联领导集团对它的反应，引起了各机构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
例如，克格勃中负责国内工作的部门，同外交部和克格勃中负责搜集外国情报的外事部门，对缓和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后二者的职业利益使他们支持缓和。他们能够第一手看到西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愈来愈难于欺骗自己。他们同缓和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因为紧张局势的松弛使苏联同西方的接触增多，这意味着出国访问和工作的机会增多。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俄国四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反对派”。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是有组织的，而且这个反对派是成分混杂的：包括各个宗教和民族集团，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民主派，等等。过去十年内，地下的文稿、文集和杂志的刊印与传阅已成为常见得多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的问题缓和所助长的苏联社会的变化，比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预先估计的更为重大。这些变化引起领导集团内部对国内政略的激烈争论。
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在一九六四年最初上台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政策，取消了赫鲁晓夫发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甚至允许部份地恢复斯大林的已晦暗无光的形象。他显然以为，如果他能够恢复赫鲁晓夫听任遭到破坏的斯大林时代的某些秩序和纪律，他便能够恢复苏联政府的国际威望。
在经济领域中，这一点特别明显，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决定放弃对庞大、笨拙的经济实行分散管理的种种尝试。
柯西金总理及领导集团中的另一些人赞成搞国内改革，特别是分散管理，以便改善经济。但是勃列日涅夫把政治局引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压倒柯西金，这就成为勃列日涅夫极力支持缓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勃列日涅夫及其支持者认定，经济危机可以用西方的援助（信贷和技术）来解决，而不用实行国内改革，他们认为国内改革似乎太冒险了。
换言之，勃列日涅夫及其盟友想同西方搞贸易，从而允许他们避免国内现状的什么变动。因此，苏联的缓和理论既包含和平的目的（增加东西方贸易和合作），也包含军事上的威胁（西方的援助是要用来允许苏联人维持高水平的军备开支的）。根据能见到秘密统计数字的苏联经济学家说，苏联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百分之六十的企业是从事军工生产。这使消费品奇缺，民众生活贫困。
如果苏联人在保持其经济现状的同时得到信贷和最惠国待遇，结果就会使苏联领导可以放手维持或者扩大军费开支。
可是，勃列日涅夫原来估计错了。他曾指靠基辛格一再作出的如下保证：由于苏美关系改善而加强了地位的尼克松，将确保关于提供信贷和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得以通过。
如何了解美国的政治心理状态，这长期以来是苏联领导人以及给他们当顾问的专家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尼克松辞职之前不过几天，勃列日涅夫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安·亚历山德罗夫一阿根托夫还相信尼克松可以轻易地度过水门难关。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甚至对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修正案也是作了准备的，这个修正案禁止给予信贷和最惠国待遇，除非苏联允许公民更自由地移居国外。政治病毒支持杰克逊修正案的华盛顿政治顽固派无意地帮助了莫斯科的保守的顽固派。
每个苏联领导人打个喷嚏，也许并不重要得需要向卡特总统作番解释，但是，了解一下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勃列日涅夫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四月所患的那种病，那是极为重要的。实际上，那场病部分是一场真正生理上的病，部分是一种政治病毒感染。
杰克逊的修正案获得了通过以及基辛格给参议员杰克逊的信的发表引起了轰动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地位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都恶化了。他退居在莫斯科郊外扎维多沃的宫殿式别墅，并向他的同伙传话说，如果他们觉得是该他退休的时候了，他将照办。
与此同时，谢列平开始向他的同僚游说。这位克格勃的前首脑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已经失败，是采取新方针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坐镇于别墅来设法反击谢列平。大概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主张——在安哥拉使用古巴的军队。
最后，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折衷主张占了上风。政治局接受了安哥拉方案。
对于苏联人来说缓和的第二个危机似乎是在今年初发生的。我认为，此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卡特在人权问题上作了第一个强硬的姿态。
卡特的人权攻势一定被莫斯科看作是杰克逊修正案的精神的继续，两者的目标都是在苏联实现自由化。回头搞保守主义勃列日涅夫现在已走进政治上的死胡同。如今勃列日涅夫剩下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可以承认他的缓和政策失败，但是，随之而来的高压措施的加强，迟早将宣告他在温和的中间派的手下退位。
年迈的政治局宁要维持现状，不要实行改革。他们希望搞缓和，以便能够避免撞碎他们自己的小船，然而却发现自己是漂流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为了让波涛平静下来，他们期待回头搞保守主义，试图勒死他们自己的产儿，即缓和。
保守主义的这种重新抬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在安哥拉的冒险，并且推迟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签订。如果美国政府不软化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方针，苏联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
最终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也许是，保守政策丝毫不能使苏联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七月十七日刊登报道，题为《所有俄国顾问受命撤出索马里》，摘要如下：
由于索马里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和克里姆林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俄国在索马里的所有顾问和专家——共约六千人——已经接到命令于今年离开。撤离必须于三个月内完成。
自从埃及于五年前驱逐一万八千名俄国人以来，这次撤离是莫斯科在非洲遭到的最大的挫折。
这些被空运撤出索马里的部队，将随身带走数十枚冥河式导弹，某些米格战斗轰炸机以及其他先进的武器。
大多数的部队和飞行员都正被调往埃塞俄比亚。因为它正变成一个新的监视非洲之角的苏联基地。全面决裂上星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传出消息说，数目较少的顾问走了。
本记者了解，西亚德·巴雷总统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虽然依靠苏联的装备，但他已决定全面决裂。他将转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取得他将来的军事供应品。
【美联社摩加迪沙七月十五日电】俄国人和索马里人已经吵翻，一切迹象表明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准备减少对苏联盟国的依赖，转而忠于阿拉伯国家。
这里的外交官认为，苏联人为使两国和解所做的努力失败之后，已决定全力支持埃塞俄比亚，甚至不惜以牺牲它同索马里的联系作为代价。
同苏联人不和给西亚德留下的问题，是为他的受苏联训练和装备的两万二千人的武装力量找到另外的武器供应来源。
索马里已向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提出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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