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前英国驻苏联大使凯利,4月28日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是卫星,还是太阳?”的文章,评论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刊4月30日曾刊载了法新社报道的关于这篇文章的简短消息,现将该文摘载如下:
    “共产党人需要一个永远没有错误的指导。他们可以指望谁呢?……我愿意把赌注压在毛泽东身上。”我在斯大林去世前十个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就冒险作出这个预测;从最近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中证明,这已经是事实。
    北京“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29日刊载了一篇官方的长文章。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斯大林的理论和成就辩护,把这些理论和成就同他错误的个人专断区别开来。文章认为,个人专断“同他的成就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赞成苏联在匈牙利的干预;对南斯拉夫提出“兄弟般的劝告”,认为他们“作得太过分了”。但是它广泛地论述了理论问题,叙述了苏俄的历史,解释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大国沙文主义”和过分的“地方民族主义”之间、各国共产党内部意见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以对付“一心要消灭我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最高需要之间的正确的中间路线。“我们决不能忘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冷静的、自信的、宏伟的态度,无所偏袒地对俄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别加以赞扬,也提出了指责,确定了党在将来的方针;它对俄国的成就作了既有区别的、又很神气十足的估计。这是法官在自从“揭露”斯大林运动以来震撼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对世界共产主义陪审团的总结。
    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犯的错误只有一个,这就是它从1931年到1934年接受了俄国共产党的命令!这意思是,斯大林曾经坚决主张,任何共产党的革命必须永远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时机”通过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开始,在那时以前,通过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议会、工会、社会党)进行工作;成功时就夺取乡村。
    毛泽东认为恰恰相反,(在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开始,然后才夺取城市;党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战斗,应该同宪法改良者断绝关系。他在1949年—1950年的最后胜利是他的农民游击队军队和他的学生的成绩。
    中国的情况使他的党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他的党一向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阴谋。毛在他的著作中总是讲武力。因此,说他们是“没心眼的土地改革者”的理论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个运动比俄国的运动更残暴、更坚决、更一心一意。
    毛在拒绝了斯大林的劝告征服了(中国)以后,行为从来不像卫星,并且还满怀信心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举例说,所引的这篇文章断言,即使在完美的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在基本的“生产力”和法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还有必须予以解决的矛盾。这并不是一种异端邪说,而是一种新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一种危险的结果是中国经验在整个亚非两洲的影响。斯大林曾经认为“殖民地”人民是不成熟的;中国人现在特别是在东南亚宣扬土地暴动的福音。可是他们并不是专门以原始国家为对象;他们的出版物数量同俄国的一样大,并且遍销世界各地。
    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在强大的政府统治下的统一的国家,采用了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并且迷恋于针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热诚的傅道精神。在1956年,钢的产量从四年前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四百万吨,1962年的指标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一次生产了全套的摩托车辆,谷物收获量比1955年增加一千万吨。党员有一千一百多万,但是(跟俄国不一样)它试图用授课和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向全体人民灌输思想。虽然他们最近打破了在教育中只学俄文的情况,但是他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支持俄国的方针。在亚洲,他们给予经济援助,并且多次相互访问。他们号称有六亿人口,并且有庞大的天然资源(只有石油除外)。他们的智慧是大家熟知的。
    另一方面怎样?最近有人企图证明他们的经济处于实际的危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些证明都是以官方抱怨(物资)缺乏和要求节约为根据的,而抱怨缺乏和要求节约是共产党国家常用的方法。计划工作终是牵涉到各种挫折和障碍的。
    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硬说已经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对政府不满的人被杀死,并且说共产党人“极度害怕”进攻。这方面的唯一凭据是国民党自己的话。这同毛泽东最近放宽对知识分子的压力和其他自信的迹象是不符合的。如果蒋介石相信这样的话,他可以在不得到美国的同意下进攻大陆。除非美国参加进来,否则他肯定会被消灭。除此之外,看来最近将来不大可能会在这里发生大规模战争。
    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于发展工业,争取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领导,并且煽动“殖民地”人民。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4月18日刊载了“多列士和个人崇拜”一文说:法共“新法兰西”周刊两个星期以前刊载了中央委员若内斯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文章。若内斯用十分合乎正统的观点叙述了“创造历史的力量是劳动群众”这种说法之后,感到需要特别赞扬一下多列士,于是说道:多列士“在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国家,最明智地表达了进步力量的利益和需要”。
    “法兰西观察家”说,多列士不大欣赏这种偷偷恢复个人崇拜的做法。他给“新法兰西”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若内斯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益的”,但是最后这样说:“不过,在谈论我们党的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党总书记的活动方面强调个人这种做法,是我绝不同意的。”
    【合众社纽约3日电】俄国在外交政策上掉枪花似乎越来越频繁了。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未变。在斯大林的时代,克里姆林宫在对待西方的路线上总要隔几年才从硬转到比较软,或反之。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政府似乎每六星期左右,有时候甚至更短一些,就要改变一次策略——但不是目的。
    不久前,布尔加宁总理送交西欧各国政府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听起来就好像是威胁说:如果它们不停止向山姆大叔暗送秋波,就要用原子弹和导弹把它们从地球上干掉。现在布尔加宁已经开始改变方针。他不断写信给欧洲各国总理,恳求他们对俄国更为友好些和进行合作以保持和平,语调是软绵绵的和甜蜜的——更多的威胁。
    许多欧洲人似乎表现得急于接受俄国的奉迎——可是谨慎心理乎似压倒这种急迫心情。
    据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正在考虑到莫斯科进行一次访问,想要亲自判断,俄国的这种建议后面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希望。
    俄国的运动首先是要讨好英国和西德。在斯大林时期,俄国政府用它的大部分努力来设法使法国和意大利摆脱美国。
    俄国最近提出了另一个宣传性的建议,表示愿从它的欧洲卫星国家撤出,如果美国同意撤出它在西欧的军队的话。这种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俄国可能以离开东欧作为美国撤出西欧的交换条件——的主张对于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
    因此,这种情况同人们可以明白看出的俄国使德国脱离西方的新运动是很适应的。莫斯科在这同时还对德国人使用了数种别的钓饵,如苏联在裁军协议方面所作的让步和吁请波恩政府恢复拉巴罗条约的精神。根据在1922年商订的拉巴罗条约,年青的苏联政府背着西方盟国同意帮助德意志共和国重新武装和逃避一部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俄国人提出拉巴罗条约精神的问题似乎也是想离间美国对于西德人的同情。它的味道像宣传,目的是使美国人认为德国人将永远不会是一个可靠的盟国,并且也许我们最好像俄国人建议的那样使德国中立化。
    【本刊讯】捷“红色权利报”4月13日刊载了一篇“讨论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谈到南斯拉夫报纸的某些言论。这家报纸指责南斯拉夫“青年报”上刊载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文章中“大肆谈论所谓斯大林主义和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制度的存在”。
    “红色权利报”写道,作者用最难听的话攻击这种虚伪的“制度”。可以理解,如果南斯拉夫青年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政治制度,那么,这并不能促进互相的接近,反使彼此疏远。“红色权利报”继续说道,这已经不是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或者是论战,而是有意识地污蔑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制度正是对青年具有最大的好处。
    这个报纸还谴责了南斯拉夫报纸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害怕货币贬值而在商店排队买东西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似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没有增加的这种说法。该报还驳斥了“经济评论”报对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改革国民经济领导的实质所作的不正确的评论。
    报纸谈到南斯拉夫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以及关于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抱的态度时写道,南斯拉夫同志们的言论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者阴谋的斗争是无所帮助的。报纸指出,“战斗报”对匈牙利事件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同匈牙利共产党人自己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估计相抵触的。这非但不能促进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接近,反而使得它们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彼此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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