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五月六日发表题为《这次最高级会议重要》的社论，全文如下：
卡特在作为总统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中将参加九次会议，但是最重要的会议是民主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第三次经济最高级会议。当总统在伦敦坐下来同日本、加拿大和共同市场主要国家英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商谈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世界三分之二的生产、贸易和货币储备。在今后几个月内，如何使用他们的力量可能不仅决定着经济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政治的命运。
不幸的是，尽管开了几次预备会议，七国政府对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严重的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怎么办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他们的领导不可能在两天的讨论中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他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商定更紧密地协调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及随后采取的手段。
至少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在每一个先进国家内，都接受了政府管理国内经济的干预，甚至要求这样做。但是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靠的世界上，仍然缺乏联合管理经济政策的国际机构。
当第一次经济最高级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时，基辛格国务卿建议建立一种由主要工业国“合作作出决定”
——而不仅仅是磋商
——的长期制度。他建议由政府首脑确定“共同的目标”和采取“共同的措施”，随后由他们的部长定期作出这方面的努力。法国戴高乐派反对“使最高级会议制度化”，从而冲淡了基辛格的主张。但是预定举行进一步的最高级会议，每年一两次。去年六月在波多黎各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本周末的第三次会议必须产生结果，否则就会开始损害合作。
使这项任务复杂化的不仅有经济危机，还有社会危机。直到这次衰退以前，西欧三十年来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失业。生产不断上升，很少出现停顿。过去三年中由于大批人失业——西欧有六百万人，整个工业国有一千三百万人
——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削弱了整个民主世界的政治结构。在伦敦的七人中，只有卡特可以站在真正稳定的政治基础上讲话。为了克服全面的不稳定，需要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西方领导人还将讨论其他问题：贸易谈判、能源、核扩散、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对石油美元赤字的资助、武器销售、东西方关系、北约的防务改进和生产。但是除非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商定经济复苏行动的机构——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否则在这些其他问题中，没有一个能够解决。
这对新上任的长期埋头于国内政治和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的卡特先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在同西方第二经济强国德国的施密特总理第一次会晤时将会遇到另一个挑战。德国对他的盟国已经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了。这两个人必须找到共同点，如果他们要率领他们的较弱的伙伴走向真正的合作的话。不管最近几周的紧张关系如何，他们大概会懂得这次会议的利害所在。
【法新社巴黎五月五日电】题：经济最高级会议。巴黎指望在南北对话、贸易交流和核方面得到结果
德斯坦五日晚在爱丽舍宫接见了一批法国记者，他向他们指出，法国指望伦敦最高级会议对以下三个问题产生积极结果：国际贸易谈判、核问题和南北对话。
（一）关于多边贸易谈判（一九七五年在东京开始，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法国总统说明，他打算提出一些建议，提请谈判中考虑三个问题。法国的建议关系到：
——最好地组织市场；
——反对滥用贸易运输手段，如使用方便旗或使用虚假的国籍；
——在尖端技术——例如飞机或电子计算技术——方面的事实上的垄断所构成的问题。
关于总的经济形势（这将是非共产党工业国的七位领导人星期六第一天会议讨论的问题），德斯坦强调说：法国“不要求其他国家搞通货膨胀”。他又说，但是，每个国家都应在它的需要范围内对尽可能协调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应该在伦敦使每个人保证朝这条道路调整他的政策。
（二）在讨论核问题中（七国首脑大概将在星期日辩论这些问题），巴黎将提到它的政策的三个原则：
——法国打算自己掌握它民事和军事方面的核政策。
——法国意识到核发电资源对于一切国家具有的重要性。
——法国非常小心地避免可能助长核扩散的一切行为。它十八个月以前取消了同南朝鲜缔结的、规定提供一个核处理工厂的合同，从而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三）关于南北对话德斯坦认为，预定五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最后会议有成功的机会，如果在建立共同基金方面签订一个协定的话。这个协定将使关于产品和原料的国际协定得到执行。这个共同基金自罗马的欧洲周以来，得到了欧洲共同体九国的赞同。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五月三日电】英国一位有名的武器专家今天在这里说，一九四五年以来爆发的一百四十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大多数把发展中国家卷进来了，如果没有工业化世界（主要是美国和苏联）生产的武器，这些战争本来是打不起来的。
弗兰克·巴纳比（一位核物理学家，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一直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在一次接见记者的谈话中说，目前在扎伊尔南部沙巴省进行的“战争”，是一个使用工业化世界武器的发展中国家公民间的武装冲突的典型例子。
巴纳比说，在到一九七五年底为止的二十年中，美国和苏联占国际武器交易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和法国各占百分之十，其余部分由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意大利、西德和中国等国所占。但是在一九七六年，美国在世界重武器交易中占的份额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五月五日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昨日播映的电视访问中说，尽管发生水门事件，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成就，特别是打开对中国关系，签订越南和平协定以及对中东和平的努力等。
尼克松透露，他曾于一九七三年四月考虑辞去总统职位，也就是他最终辞职前十六个月。当时他迫令两名最亲密的白宫助理哈德尔曼和埃利希曼因为水门事件辞职。
他说，他所以留任，是为保证继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总统尼克松在访问中承认，他在水门事件中说谎，“错在有心肠”，“有负国家”，然而却说，他没有犯罪，并作出反抗的结论：“要我趴在地上，摇尾乞怜，不，绝对不成，”
尼克松辞职后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今天首次接受访问。他当时情绪激动，跟大卫·弗罗斯特谈了九十分钟。尼克松说，水门事件将是他毕生的负累，但是对于有关水门事件对他各项重大指责，他都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他没有参与水门事件的掩饰从而阻碍司法的公正；他也没有授权付掩口钱给偷窃的人；绝对没有企图给同谋者宽大；也无可弹劾或可入刑事之罪。
他一方面不服人们对他各项重大指责，一方面则承认，他当时对水门事件没有说真话，对他最亲密的助理则太过保护，而且当他知道一些掩饰活动进行时没有马上制止。尼克松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向弗罗斯特否认各项刑事罪的指责，到了这次电视访问接近尾声时然后谈得渐入题。
（转载香港《文汇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五月四日译载五月二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罪案严重》，摘要如下：
“生活在苏联而且希望活下去的话，你就必须准备不时应付犯罪。”这番话出于一位在莫斯科居住的西方权威人士的口，它总结了一个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感到苦恼而大部分没有显露出来的大问题。
尽管有严厉的法律和严格执行的社会秩序，但在俄国人讪笑西方无法无天的腐朽社会时，苏联的犯罪和贪污案件却令人惊奇地多。
虽然暴力罪案比较少，但贿赂、偷窃公物、盗用公款和人屋盗窃这类罪案存在于苏联各级社会中。
苏联的详细罪案统计数字是高度的国家秘密。然而，罪案成为引起深刻忧虑的问题，当局正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它，这已经很明显了。
对私人拥有枪支的管制已经加强。铁路的卫兵人数在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武装警车在莫斯科街道巡逻，首都现在可以见到一座住宅大楼装上同当地警察局联系的防盗警钟。
政府报纸《消息报》最近指责警察和党官员窜改罪案统计数字来蒙蔽人民。该报说，“当然，我们需要降低犯罪率，但它必须是事实上的降低，而不是纸面上的降低。”
以苏联报纸透露出来的一鳞半爪为根据，西方专家认为他们现在对苏联的罪案倾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据认为，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是城市和新市镇，大多数案件是同财物有关的。大多数犯罪者是青年人，其中很多兼有酗酒问题。约三分之二罪案被列为“流氓行为”——轻微盗窃和破坏公物。经济罪行，如侵吞公款和贿赂，占罪案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盗窃国家财物占百分之十七。
在苏联全国，人民似乎对无法无天的情况无动于衷。一名专家解释说：“人们对法律缺乏基本尊重。当局本身也在大小不同方面漠视法律，因此上行下效，造成连锁反应。人们认为任何事他们可以蒙混过关的就做。”
最普遍的问题之一是诈骗：一名工厂会计窜改生产数字，索取不应得的奖金，或是一名商店经理提高价格来盈利。一九七五年发生的一宗大诈骗案，是以阿塞拜疆首府巴库的共产党书记为首，据说使国家损失相当于四千万美元。贿赂和回佣相当盛行。贿赂行动中，大部分是工人付给上司，以保住工作。
虽然暴力事件并不如美国严重，但苏联的枪手和大贼有时令警方难以应付。有一个叫多尔斯托雅托夫兄弟帮的，在罗斯托夫安当区进行恐怖活动五年，才被逮捕和判死刑。
苏联官员一大忧虑是青年犯罪的蔓延。莫斯科一个区在一九七六年被形容为问题“令人震惊”。
一些苏联官员说，醉酒是各种破坏和盗窃案件中的主要起因，比率多达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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