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7日参考消息第4版

    说这部纪录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片去年在巴黎首映时，轰动 一时；后来继续在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在瑞典电视荧幕上与更多观众见面了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刊登一篇寄自北欧的文章，题为《伊文思、罗丽丹——＜愚公移山＞》，摘要如下：
    《愚公移山》去年在巴黎首次公映时，轰动一时；后来继续在法国各地及比利时放映，十分受欢迎。最近，《愚公移山》到了瑞典，在电视荧幕上与更多的观众见了面。
    《愚公移山》是一套十二部有关今日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题为（一）《一个妇女——一个家庭》（二）《手工艺》（三）《从一个城市来的画面——上海》（四）《一个皮球的故事》（五）《一个军营》（六）《北京的剧院》（七）《一位教授》（八）《在山东省的一个渔村》（九）《大庆油田》（十）《杂技》（十一）《一间工厂——上海第三电工厂》（十二）《在药店里》。
    《愚公移山》原是中国古书《列子》里的一个寓言故事，后来毛泽东用它来比喻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现在著名的荷兰纪录片制作家伊文思又引申了毛泽东的比喻，借用这句成语来介绍中国亿万“移山的愚公”。
    瑞典电视第一台在今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八日放映了这十二部影片。“纪录片先锋”伊文思伊文思出生于荷兰，今年七十八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纪录片的制作分不开的，他的制作占了纪录片历史的重要部分。他小时候，家里有一部老式电影摄影机，是他父亲用来拍摄家庭电影的。这对少年的伊文思，不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激发了他对电影制作的浓厚兴趣。他至今还好好保存着这部“老古董”。
    中学毕业后，伊文思勉强听他父亲的话，上大学去念商科，但象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个不善于做生意的人，所以离开了商业学院，最后改行拍电影，拍的都是纪录片，从现实中取材。他热爱生活，对人物很感兴趣，特别想利用镜头来反映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情况；起初都是就地取材，在荷兰工厂等地方拍摄一些工人生活的电影，当时还是默片时代。他这种对人类的关心，使他对当时的苏联存有希望。一九二八年，他到莫斯科，拍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十年后的苏联的纪录片。不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伊文思对苏联表示了极度的失望。幸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伊文思认为，尤其文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更提高了。他说，他的哲学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动，没有任何东西是停滞的。
    伊文思有“纪录片先锋”之称；他的成名作可说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九三六——三九年）跟着国际志愿军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次外，他到了延安，拍摄中共和中国人民抗日的纪录片。越战期间，他又到越南去，利用他的电影技术与艺术，揭露了越战的实情。最近，他以从事电影制作五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到中国拍摄了《愚公移山》，效果的圆满，使欧洲的影评家说，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事业的冠冕。他本人没有自己事业圆满结束的想法，他同情一切为反抗压迫、抵抗侵略而行动的人；他支持为正义而斗争，景仰为实现以自己笃信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人：他报道过中国人民的抗日；他报道了中国的今天。
    一九三○年代后期，伊文思到中国去报道日本的侵华，其间认识了好几位现时的中国领袖人物，和周恩来做了朋友。离开中国前，他把他当时用的电影机留下来，赠送给中国人民。中共军队用这部摄影机拍摄了不少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录片。这部电影机今天陈列在北京革命博物馆里。
    一九七三年，伊文思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电影学院讲学，并得到允许，到中国任何地方去自由地拍摄纪录片。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较年轻的法国女电影制片家罗丽丹。周恩来要求伊文思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他们准备用四个月的工夫，拍摄一部长约三个钟头的电影。但他们一九七三年到了中国以后，一住就是整整三年，其间到过许多地区，看过许多部门，接触了许多人物，结果拍出了一百二十个钟头的电影，全部都是他们两人自费的。整理后公映的十二部影片，全长共十二个钟头，只是原来胶片的十分之一。这十二部影片，各部长短不同，长的达两个钟头，短的不过一刻钟；但每部都是独立的；合起来就从各方面反映了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发展中国家的精神与物质面貌。《愚公移山》的内容《愚公移山》的第一部，主要是介绍北京城外一间钢铁厂里的女工高树兰（译音）。
    高树兰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伊文思和罗丽丹除了直接介绍她以外，还间接让她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伴们来刻画她的形象。他们说的都是赞赏她的话。男的，女的，年长的，年轻的，都认为她为人热情，又够干劲，敢想敢说敢为，甚至有些男人干不来的活，她也负起了，实在是个好工人好干部。那么她有什么短处呢，能批评她吗？差不多人人都笑着说：“她是一位好同志，就是工作方法简单一些。”这部影片长一小时四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观众不知不觉地深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看到了中国妇女的地位。
    第二部影片只占二十分钟的时间，见到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如象牙雕刻，粉团塑像和羽毛贝类画。这些作品有声有色，贝壳造的孙悟空腾云驾雾，牙雕的长城与其他古代世界奇迹一齐玲珑浮突于眼前，通过了民族传统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国际主义的内容。
    第三部影片拍的是上海市。在中国来说，上海的交通是极繁忙的，汽车特别多，自行车就不用说了。在这部影片里，除了访问部分，旁白也是极少的，听到的是上海的真实的声音，人们在街上的语声，车辆在路上的响声等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只，有外国船，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最令观众一新耳目的是中国制造的巨轮“风浪号”的下水礼，张红挂彩，锣鼓齐鸣，人民尝到自力更生的甜果。
    第四部最受欢迎，许多瑞典朋友谈到《愚公移山》时都提及“那一脚足球”。这部叫《一个皮球的故事》的影片长不过十五分钟。开始的时候，是一所学校早上响铃上课时操场上的情景：一位女教师走过来，看见几个男生听到上课铃声还在那儿踢球，就叫他们停止踢球，进教室去。但其中一个学生，不但没停，还加踢一脚，而皮球又恰好落在老师身上，于是师生两方，就这事件开会讨论。踢球的学生道出事情经过，同学们有指责他不是的，也有为他作辩的。讨论了好一会，老师的态度是“治病救人”，宽大地告诉同学们以后要守纪律，不要被“球瘾”所误了。于是师生之间达到了谅解，错误也得到改正；课堂内的气氛由始至终都是没有敌意的，至此就更融洽了。
    在短短的一刻钟里，观众可以体会到中国教育很重要的一面：大家开展了批评和反批评，同时又允许犯错误，更允许改正错误，没有抑制和隐瞒。在政治思想、社会哲学来说，这当然是实事求是的，是进步的。
    第五部——《一个军营》——让观众看到一个人民军队的生活。
    第六部也较短，特别的地方，是不单拍摄北京的剧院，或什么全套的演出，而是拍摄北京京剧演员排演《龙江颂》时的片段经过和期间的讨论。最后特别加映了用北派武术来表现江水浪涛的一段，比传统京剧《大闹水晶宫》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受瑞典群众的赏识。它具体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方针。
    第七部影片也只长十五分钟，是钱教授叙述他个人对文革的体验。
    第八部影片纪录了山东省一个渔村的生活。
    在那里，渔民们除了象其他渔民一样出海捕鱼外，还在沿岸养殖了营养丰富的海带。象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一样，他们在工作之余也常常讨论政治社会问题。他们讨论的除了一般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外，更特别讨论怎样利用他们学来的理论去实际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伊文思和罗丽丹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很着重地探索和描述的。他们访问了这个渔村里的妇女捕鱼队。这些妇女们都很能干，而且自信、乐观。
    第九部是关于著名的大庆油田。但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采油工业，还有大庆的人自力更生的具体表现。瑞典《每日新闻》报驻北京的记者最近曾到大庆参观，其后写了两篇报道，批评大庆的住房落后，生活水准使他失望。大庆的生活水准远低于瑞典一般的水准，这确是事实。但是，大庆的迫切目标不是在于提高当地工人生活，而是首先为了全国的需要。若不了解这一点，当然就会觉得大庆令人失望了。
    第十部是关于杂技的，与第六部关于京剧的相似。
    第十一部是关于上海第三电工厂工人的生活。我们除了看到他们的工作情形外，也看到他们工余的活动，体会到工人与干部的关系等等。其中使人印象尤深的是工人开会讨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瑞典工人看见中国工人在余暇学习英语、绘画等，觉得与他们在瑞典的情况很接近；但当他们看到中国工人竟头头是道地谈哲学理论时，他们就觉得茫然了。
    压轴戏是关于上海一家药店的纪录片。观众们不但认识了药店里的大致情况，卖什么药，怎样服务等，就是连药店里的每一位职员，每一位干部，他们的家庭和个性等，都有头绪了，有时连来买药的人也生动真切地活在观众的脑海中。在上海药店里，他们看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其中一位年轻的男职员“抢”了不少“镜头”，因为他容易发脾气，顾客一有意见，他就火了。他后来受到批评。同事在会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是一个较胖的、戴眼镜的小伙子。他自己就笑着说：“一定是我了。”他自辩说，那人要买的东西根本没有，怎卖给她呢？同事们向他解释说，是他的工作态度不好，不但没有尽力替顾客找她需要的药物，而且还对她发脾气。他接受了批评，虽然还是有点不服气似的。这部影片还介绍了一个附设在药店隔壁的小诊疗处。过路的人，如果不舒服，可以到那里去吃点药，或扎绷带等。一点评价在瑞典电视台负责介绍这十二部影片的斯文森女士说：“伊文思是一位热情仰慕中国的人，但他从不把中国的思想体系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就如斯文森女士说：“这些影片里，没提过一个统计数字，也未包含着什么戏剧性的头条新闻之类的题材；我们见到的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是的，重要的就在日常：这一见一闻，使人们觉得中国人并不那么异乎寻常。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基本上也和所有人类一样，有思想，有情感，会劳动，会创作，有说有笑，要穿要吃，会哭，也会争吵，也有脾气，既不是“好得不可人信”，也不象反华宣传中的中国人那么丑恶或神秘。反过来，他们都是友善而开朗的，总的气氛就是一个家庭般的，有不同的意见，但也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建设。这样，一些因为对自己的社会深感失望而醉心向往中国的西方人也就明白了，在中国也有矛盾，也有困难，只是矛盾要解决，困难要克服，愚公在移山，中国不是乌托邦，中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怀疑的人，也渐渐领悟到，中国人民享有一种自由，使他们活得有意思，同时又能放怀欢笑，面孔是健康活泼的。 HtZ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