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冈田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大理石的毛泽东纪念堂》，摘要如下：
被“板墙”围起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的概貌已于十日显露出来。这座纪念堂从去年毛主席逝世后的十月十五日开始动工修建，四周一直用板墙围着，人们无从想象它完工后的模样，正因为这样，人们特别关心它。
据中国有关人士说，纪念堂是三层，四周的墙壁以红色的花岗石和白色大理石为基调，很美观，既庄重又有现代感觉。纪念堂的中心——一层大厅相当大，大厅中央安放主席遗体。遗体放在水晶棺中，始终保持摄氏零度；预定每天平均入场二万人。
中国的建筑物，考虑到日照，传统上进口总是在南面，出口在北面；而纪念堂则与此传统完全相反，入口在北面。北面有天安门、长安街、人民英雄纪念碑，来往人多，考虑了入场者的方便。本来，纪念堂是在广场南端动工建设的，到它竣工后，广场将扩大到南面的前门，纪念堂正好位于广场的正中央。除了技术人员、建筑工人参加工程建设外，连日来还有许多志愿者不分昼夜地参加义务劳动；预定在主席逝世一周年开放。
在“大跃进”年代，北京转瞬之间盖起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而这次建造的纪念堂，在抗震性、设计、工程期、义务劳动参加者人数等方面，似乎都将超过这些建筑。
说中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受利润问题和个人观点的影响，这和英国的不能作比较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三月十七日译载英中了解协会刊物《今日中国》三月号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传播媒介》，摘要如下：
唐纳·塞耶斯女士，曾在北京新华社工作了三年，最近返回英国。《今日中国》请她回答有关中国传播媒介的一般问题。
她提醒说，不可能将中国的传播媒介同舰队街（《文汇报》注：英国报业集中地）或英国广播公司作一个比较，因为中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受利润问题或个人的观点所影响。
我们问：“谁收听电台呢？”我访问过的中国各地的家庭都起码有一部收音机，有时甚至是两部或三部，视家庭大小而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电台广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人民公社有自己的广播站，你会在果园、田野、工厂看到广播喇叭，但并非所有时间均播放，播送的节目有新闻简讯、音乐和每天两次的体操节目。
“还有些什么节目？”以人民公社的广播站为例来说：有地方新闻、天气、地方所特别关心的项目和事件。所有的广播站都有全国的新闻。音乐在中国是大受欢迎的，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曲，传统的、民间的、革命的歌曲都有。他们经常播少数民族的歌曲，唱第一遍时用民族语言，之后便是普通话。看来每一个人都喜欢唱歌。
“电视又如何呢？谁有电视机？”我没有在私人家庭里见过电视机，但实际上那是有的。生产队的文化室是有电视机的。据我所知，电视转播站数目仍然有限，只能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邻近地区收到。中国可以制造很好的电视机了。他们已拥有这方面的技术。
有一次，我参观一所学院，如通常一样，课程中有部分时间是学工的。我看到学生在制造大型彩色电视机。
“你经常看电视吗？有何节目？”在我住的院子的俱乐部中有一部电视机。我们看过很精彩的纪录片。在这方面中国人是特别在行的。我看过一部讲地震的，对地震的历史、成因等等介绍得十分详尽。
其他的是娱乐性节目。杂技很受欢迎。舞蹈也如此，传统的、地方的、民间的舞蹈也有。话剧也经常看到。
新闻节目很重要，虽然没有像英国的那样耸人听闻。也有一些国际新闻片的剪辑和国内新闻。
“什么报纸是最多人看的？”《人民日报》是最主要的全国性的报纸，是共产党官方报纸。除了北京之外，尚在十至十二个大城市出版，纸型由飞机运到每个城市进行印刷。在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家，这是解决发行工作的唯一办法。
“什么人为报纸撰稿？”稿件是由专门训练和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去组织和编辑的。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有很多文章是人民群众投稿。在第一版，你会看到有关批评或建议的来信，还有许多诗歌和关于文艺的讨论。
“还有哪些报纸呢？”有《解放军报》，党的理论刊物《红旗》。还有《参考消息》，这份刊物汇编世界各大报章和通讯社的新闻。对于这些新闻只是转载，并不加评论。《参考消息》广泛发行。它的作用是使人们了解国际形势，使他们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的工作时，有所依循。
“请介绍一下新华通讯社？”通过这间通讯社将中国发生的事情传达到世界各大报章。稿件分别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阿拉伯文。翻译工作是由中国人做的，在播发前会由一群外国专家对译稿加以修饰。新华社每日平均播发二万字。它在许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均派有记者。
【路透社东柏林三月十二日电】三月二十六日是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东德政府和一些国家机关已组织力量来举行为期一周的歌颂贝多芬的纪念活动，内容有十七场音乐会和关于贝多芬作品的国际座谈会。
贝多芬音乐周将于三月二十日开始，第一场演出将由来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演奏最近在德累斯顿出版的经过修改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曲。
音乐会将于三月二十五日达到高潮，那天将演奏贝多芬的最具有“政治性”的作品第九交响乐，这首乐曲唤起人们为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对苏联声言莫斯科主要关心的是抵消中国的影响这一点，自然比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为敏感。然而，目前在印尼的大约二百名俄国人（不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子女）中，只有四人会讲中国话和有点处理中国事务的实际经验。大约有一百三十名官员，其中三十多人会讲印尼语或荷兰语。在全体俄国人中，约有六十名情报特务，其中极少数人会讲中国话，但是其中却有三十五人会讲印尼话。
在查明的俄国情报官员的名单中，没有一个人曾在中国工作过或者会讲中国话。看来他们把全部力量和注意力全都用在印尼内部事务上。菲律宾虽然一年前俄国在菲律宾只有两名官员，但是到一九七六年年中已有七名，乌尼拉必然会预料到俄国人要建立庞大的大使馆，而大使馆人员中至少会有三分之一是克格勃或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人员，其中大多数人会讲英语、西班牙语或他加禄语。
阿尔希波夫是为了搜集情报而拍拍别人的肩背进行接触的一个典型。在莫斯科和马尼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时期，他担任的职务是颇为重要的。新建的苏联大使馆马上要设立完善的克格勃机构，这事使得阿尔希波夫成为多余的人。因而他在不久前返回莫斯科述职，也许要接受新的任命。
阿尔希波夫在六十年代初第一次突然来到雅加达，很快就把一批天真的西方国家研究生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些研究生帮助他了解印尼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教他学习语言。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很普通的关于印尼经济的书，他是根据第二手资料来写的，很可能主要的目的是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菲律宾特工人员却坦率地说，他们认为阿尔希波夫是克格勃特务，并监视他。香港香港的大多数人都无忧无虑地认为，他们的社会没有受到苏联间谍网的威胁，虽然居住在俯瞰码头的公寓里的那些人看到俄国船经常驶进驶出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怀疑。自从一九六○年中苏争执以来，克里姆林宫确实一直设法在香港弄到一个立足点。为了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他们至少个别地婉转地作了五次尝试——请求设立一个领事馆、一个贸易代表处、塔斯社分社、苏联民用航空公司飞机的着陆权和促进经常性的文化交流。然而，香港当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始终拒绝了这一切的请求。他们还拒绝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来访者的入境签证的申请。
但是，克里姆林宫仍在想方设法，采用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诡计——利用苏联航运公司向香港修船业提议签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把伪装成各种海员、造船工程师和海运官员的间谍派到香港。有两名造船工程师一次被允许暂时呆在香港监督修理工作，但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初离开了，至今没有人替代他们。
十．年来，俄国人为了从香港煽动中国国内闹事和同不追随中国路线的左翼团体建立接触，曾作了许许多多次的尝试。
一九六七年，当香港卷入动乱中的时候，据说苏联海员积极参与反华宣传和搜集情报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俄国“苏联号”的船员在香港的一个船坞散发反华传单时被抓住了，查明有八个船员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下同——本刊注）远东大学东方语言系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一九七六年五月，苏联“海神号”拖船因“间谍船”的嫌疑而被拒绝进港。
香港历史上最吸引人的间谍案之一表明事情同克格勃目前在日本的活动有联系。这个案件涉及托特罗夫，此人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他是在莫斯科大学学的中文，在中苏分裂之前曾在北京任职。在一九七○年与一九七一年期间，他还在曼谷和东京任职。现今他以“二秘”身份回到了东京的大使馆。托特罗夫是倒霉的波利卡罗夫间谍网的“策划者”之一。这是克格勃要在东南亚建立的一个间谍网，但是阴谋失败了。
一九七二年年中波利卡罗夫案件爆发了。这个案件牵涉到的还有两名苏联间谍和两个中国商人。
案件牵涉到的另一个俄国人是楚纳耶夫。他的祖先是中国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远东大学任讲师，用中文教毕业班，并给将要从事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的那些人上政治课。波利卡罗夫和楚纳耶夫两人扮成水手模样搭乘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号”轮船到达香港后的第六天，即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在向一个中国商人“下达任务”的时候被当场抓住。
令人吃惊的是，当波利卡罗夫被香港警察局侦探逮捕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有一张克格勃计划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建立间谍组织的详细的蓝图。他和楚纳耶夫两人被告知他们在香港是“不受欢迎的人”之后，被押送回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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