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三月十七日刊登沙巴德的文章，题为《中国作出的积极努力已使它在对美国的出口方面超过苏联》，摘要如下：
通过广州交易会的展出和其它出售方面的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北京在出口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已使中国在向美国提供工业产品的共产党国家中间正好超过了苏联。
商务部公布的一九七六年的最后数字表明，看来中国人在用工业产品渗透到美国市场方面已经比苏联人成功。在供给美国工业的原料方面，苏联仍然走在中国的前面。
在向美国出口工业产品的共产党国家中，中国现在列为第二位并且越来越接近于波兰。从波兰的进口以及近来从罗马尼亚的进口，是从那些根据最惠国待遇享有美国低关税的共产党国家唯一的进口。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这种优惠待遇。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字在总的成交额——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苏联去年仍然是美国的处领先地位的共产党贸易伙伴。与苏联的成交额是二十五亿二千万美元，波兰是九亿四千万美元，罗马尼亚是四亿四千八百万美元，中国是三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在向美国出口方面波兰处于领先地位。
向美国出口的总额，波兰是三亿一千九百万美元，苏联是二亿二千一百万美元，中国是二亿零二百万美元，罗马尼亚是一亿九千九百万美元。
北京和莫斯科一直都在设法与美国保持贸易平衡，总的来说，美国向这两个国家出口量
——主要是农产品出口和工业机械——一直要比从它们那里的进口量多得多。
然而，自七十年代初恢复贸易关系以来，北京一直在稳步扩大它向美国的出售额。而且中国人去年第一次取得了与美国贸易的顺差。当中国农业进口大幅度下降时，它只购买价值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货物，而出售给美国的货物价值二亿零二百万美元。
商务部每月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的出口（超过了苏联的出口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表现出来的，在整个一九七六年里始终保持着这一势头。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工业产品价值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而俄国人向美国出口的工业产品价值一亿一千二百万美元。
至于苏联，由于从美国继续大量进口粮食和技术以及在过去三年里减少出口，因而在贸易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去年，苏联从美国进口了二十三亿美元的物资，而只出口了二亿二千一百万美元的物资，差距在十比一以上。苏联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最近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市场缩小的缘故。美国从苏联进口的很大一部分物资是铂一类的金属和过去两年里需求量减少的其它一些矿物。此外，在一九七三年——七四年石油危机时期苏联石油出口量猛增的势头也已经减缓下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似乎一直能够保持向美国出口它的传统物资。这些出口物资主要是锡（占一九七五年全部出口额的四分之一）；还有廉价的棉织品、古玩、松香、生丝、猪鬃和焰火。美国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仅占美国一九七六年贸易成交额的大约百分之二。
中国自从一九六○年摆脱苏联集团以来主要同日本、香港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做生意。
【美联社科罗拉多州丹佛三月二十日电】这里附近的一个美国私立学校的十六名学生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访问之后已于昨晚回来。中国人对他们的友好态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亲眼看了一次用针刺麻醉动的手术以后，他们至今还感到非常惊讶。
这些年龄在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的青少年是自从前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一年重新打开两国关系以来前往中国访问的最年轻的一批美国人。
戴着一顶传统的毛式帽子的十一岁的苏珊·巴希说：「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他们想尽办法使我们感到舒适愉快。」
十五岁的约翰·马尔维希尔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似乎都有错误的看法。他说：「每个人都说「你们正在前往一个共产党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中国就象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人民是友好的。他们努力工作，忙得很。」
十四岁的沃尔特·莱文和他在科罗拉多学院的同班同学一样，带回了一些此行的纪念品。他从飞机上带下的东西当中包括一套针灸用的金针。
他说：「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因胃肿瘤动手术。他们用来使她麻醉的只是金针而已。这是令人惊异的。在动手术的过程中，那个女人朝上看着我们。当我们为她拍照片时，她对我们微笑。」
【美联社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三月二十日电】圣保罗的一位女医生在大陆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之后说，中国已经通过严格控制生育和绝育的方式制止了人口增长的问题。简·霍奇森博士是美国为使人工流产合法化而斗争的一位领袖。她说，中国人在控制生育、人工流产和控制性病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霍奇森博士是产科和妇科专家。她说，中国的控制生育计划已使中国的出生率从千分之三十四减少到千分之十四。
部分计划包括：严格的道德准则、严格使用计划生育用具，并对由于「人的错误」或不完善的计划生育用具而造成的怀孕，实行人工流产。
霍奇森博士说：「在中国，人们设想，女人结婚不早于二十五岁，男人结婚不早于二十八岁。」
避孕药物常常是由公社的领导人分发的。地方的政治领导人也负责查明妇女们是否进行了检查（早期）癌症的脱落细胞巴氏染色法试验。
霍奇森博士说，中国人的家庭现在要求平均有两个孩子。
她说人们告诉她．．未婚而怀孕的情况和私生子很少。
俄国人在海运方面似乎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新加坡在知道苏联想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情况下，表示愿意让他们从商业上利用当地的便利条件，同时不让莫斯科的人摆脱新加坡当局的控制。今年早些时候，俄国人第三次请求向他们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单独提供加油设施，但仍遭到了拒绝。会讲英语的乌索维奇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军官，他的身份是被恰当地叫做全苏船舶进口联合公司驻新加坡凯佩尔造船厂——一家修理许多俄国船只的政府开办的公司——的代表。乌索维奇今年早些时候已离开新加坡返回莫斯科了。
然而，俄国仍保留了情报部门的人员，其中有当地的克格勃头子勃拉塔什（大使馆一秘）、谢美年科（大使馆参赞，一九七一年被英国驱逐出境的大批人员中的一名克格勃官员）和波洛佐克（大使馆三秘）。
泰国在去年十月六日军人夺取政权之前，处于政治混乱和不稳定的局面的几个月期间，苏联不断加紧活动，包括隐蔽的活动。有人甚至推测，对于政变前的一些大事，苏联是秘密插了手的。一年来，苏联来到曼谷的正式人员大大增多：苏联访问者的人数剧增，到曼谷停泊的苏联船只极多，以致在今年早些时候，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开表示担心。
一些观察家认为，一九七五年十月北京的一个外交使团的到达，促使苏联加快了活动的步伐。还有些观察家则认为，苏联更关心的是利用泰国社会内部矛盾来增进苏联的利益。其做法是：给各种团体提供经费以推动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亲苏运动；阻止中国的影响扩大，打入人数众多的已被同化的华人社会中去，进行反华活动；抵消西方的影响；煽动骚乱，以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威信扫地。
在七十九名苏联官员中，约有十二人会讲泰语，三十多人会讲英语，据说只有三人对中国有点了解。在全部官员中，有二十五名以上被验明是苏联情报部门官员，其中至少有六名会讲泰语。
虽然克格勃进行反华活动是重要的，但情况仍然是：俄国人更关心的似乎是打入泰国政府和武装部队而不是对中国搞侦察。
然而，俄国人处于双重不利的地位。泰国右翼在寻求外国支持时主要是倾向于向中国和印度支那寻求，而莫斯科对十月份政府更迭所持的态度无助于苏联讨好新政府的努力。据传，在东盟各国治安工作官员定期举行的会议上，泰国已向它的东南亚伙伴们提供证据，证明莫斯科在十月政变之前支持了好斗的泰国左翼学生。
据一些亚洲国家外交官说，苏联驻泰国有七十九名官员，“从俄国人在这里（曼谷）的公开利益来看，人员显然是多得不相称的。”这七十九人中有半数以上在苏联大使馆的高墙后面工作；三分之一的官员在苏联商务处工作，还有几个人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曼谷的总部工作，而其余的人分散在当地的苏联民用航空公司、塔斯社、《真理报》、泰苏航运公司和民生工程公司等单位的办事处。
在苏联大使馆——目前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有四十五人监视泰国和这个地区（包括柬埔寨这个禁区）的事态发展，密切注视中国人和美国人，设法扩大苏联的商业、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利益，向莫斯科报告其工作的结果。
今年早些时候，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泰国外交部拒绝了十二名苏联委任的外交官，因为据信那些人是间谍（其中有两个人曾在一九七一年被伦敦驱逐）。
苏联商务处至少有十六名俄国人，而经营的每年贸易总额约二、三千万美元，按国际标准看来这笔贸易额是微不足道的。
泰苏航运公司——它占了在曼谷的商务处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只是在两年前建立的，自那之后，作为一个善于以削价来抢别的船运公司的生意的运货代理商，在曼谷港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由于苏联商船队是由国家贴补的，因而它索取的运费能比别的船运公司定的运费低得多。
苏联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赚取宝贵的外汇，这就可以说明到曼谷停泊的苏联船只数目剧增的原因。
然而，泰国官员担心有些苏联船可能在搞有害于泰国安全的非商业性活动。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原因是，到这里来的苏联“游览者”人数大大增加，因为人们考虑到苏联公民一般说来是不到泰国来观光的。
情报部门人士表示，由于这里居住着大批西方人，苏联人能在他们中间活动而不被察觉，又由于泰国社会是开放的，是不受约束的，因而苏联人数的众多给秦国反情报工作造成了严重问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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