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亚洲华尔街日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弗兰克·钦的文章，题为《关于中国和有关中国的报道》，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本报二十四日刊登爱德华·勒特韦克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中国的生活和有关中国的报道。本文是对勒特韦克文章的答复。）
对于不曾是施莱辛格访华代表团成员的人来说，肯定或否定爱德华·勒特韦克发表的观感和见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勒特韦克对中国的谩骂——他并没有提有任何新的论点——是肤浅的和幼稚的，甚至还有若干事实错误，这些使他的谩骂变得软弱无力了。事实错误说明勒特韦克虽然对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吹毛求疵，但他显然是没有仔细地读过这类报道。勒特韦克提到一个“新华大学”，但是，据悉北京根本没有这所大学。勒特韦克要说的显然是清华大学，他是把中文名称“清华”同“新华”——“新华通讯社”的名称中就用了“新华”二字——混为一谈了。
这些错误使人们对于勒特韦克对中国基本情况的了解产生了怀疑，并削弱了他的整个论据。在他的一些主要论点上，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勒特韦克问道：“加尔布雷思等人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呢？中国极其贫困的状况毕竟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穷国，这是众所公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过去多次坚持把这一点告诉外宾。只有那些带着某种偏见前往中国的天真幼稚的外国人才会在发现中国贫困时大惊小怪。
实现“初步繁荣”但是，即使对这一点也需要正确地看待。“极其贫困”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常年遭受饥荒的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这些现象今天再也看不到了。中国现在宣称已实现“初步繁荣”。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能够饭饱衣暖了。而这些成就是在没有外援和在美国敌视——美国企图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和在经济上剥夺中国的发展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的。
勒特韦克指责访问中国的其他人没有看到“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现象”，即中国“独有的、几乎是纯粹的极权主义”。在这里，勒特韦克又在对中国宪法中公开承认的东西感到大惊小怪了：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勒特韦克可能是对中国政府过奖了。如果中国政府的控制确实是很彻底的，那么，中国的宣传机器就没有必要屡次公布对黑市、贪污和武斗的禁令了。
勒特韦克闭眼不看中国党的分裂，闭眼不看不同辈人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勒特韦克闭眼不看中国的使国家保持运转的各种社会力量。相反，他仅仅看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当局”控制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生育。（有趣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仅局限于汉族，并不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这很难说是“殖民”主义的做法。）
没有乞丐当然，中国是一个受到控制的社会，新闻报道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近几年来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都是竭力赞扬中国的，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凡是记得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情况的记者，他们发回的电讯反映了中国取得的进步。此外，中国没有乞丐和妓女，住房费用低廉，医疗条件良好，颁发退休金，这些都确实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勒特韦克表示，记者们要么是受了中国当局的欺骗，要么就是更糟糕：记者们不诚实，没有真实地报道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我没有必要去为许多访问过中国的能干的记者辩护，但是，我想就勒特韦克对赖斯顿的评论说两句话。《纽约时报红色中国通讯》一书中登有赖斯顿的文章，我是该书的编辑。
勒特韦克说，就是在赖斯顿大肆，扬过的那所医院里，他接受了一次Ｘ光检查，“我们代团的一名成员发现那架Ｘ光仪器极其缺乏防护设备”。我无法对我没有亲眼看到过的科学仪器作出判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赖斯顿先生当时因患急性阑尾炎而动了手术，随后又接受了针灸和中草药医疗，他从来没有对该医院的设备发表过任何评论。他倒是提到他被安置在一套没有空调设备的“简单但舒适的房间里”，他还提到他被推进房间时经过了一条““阴暗、闷热的过道”。他根本没有令人厌恶地赞扬那所医院。
至于“社会平等的假象”，从来没有任何人象毛那样严厉地批评过中国残余的不平等现象。毛在逝世前还批判过中国的八级工资制。
勒特韦克的事实错误和他在一知半解后得出的概括，使人们对他的结论产生了严重怀疑。
【本刊讯】英国《卫报》二月七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题为《给编者的信》、《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中伤》，摘要如下：
先生：去年十二月贵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个处于紊乱状态的国度传来的遥远的声音》的社论，我对这篇关于中国的社论感到吃惊。这篇社论是对华国锋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的一次毫无根据的攻击。对《卫报》这样一家负有众望的报纸来说，不惜降低身份去干只能说是中伤这种事，那是很不适宜的。
限于篇幅，我只能驳斥你们这篇社论中的许多不准确和含沙射影的地方的较显眼之处。首先，你们关于“混乱”和“不安定”的报道是根据在那个四人帮被捕之前而不是在他们被捕之后一些地方关于一些混乱的情况的电台广播。支持他们的人煽起的派性争端现在已经平息了，一些地区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正常生产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恢复。你们含沙射影地说，此起彼伏的流氓闹事事件实际上形成了广泛的暴力行动，你们这种说法往最轻处说也是恶意夸大。
对于江青的批判，在那些人来看，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在全中国千千万万由于对她歪曲一致同意的政策而发表了他们有权发表的意见而被她随心所欲地投进监狱、受到禁止或者遭受侮辱的人来看，她确实是残忍的。她在中国政界虽身居高位，但她并不是西方新闻界长期以来煞费苦心强调的“激进派、左派、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因此，说她左、说华国锋右——你们正是这样说的——显然是荒谬的。
华国锋并没有因为一个小集团企图破坏文化革命就把文化革命一笔勾销。毛泽东著作由他来主持编辑，这将最终确保这些著作特别是有关文化革命的那些文章不被篡改地得以出版，文化革命的发动者自己对文化革命的总结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只要公正地估计一下目前的局势，就会看出：中国较为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时期。
Ｒ·Ｓ·詹金斯谨上
【本刊讯】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一月二十四日登载去年九月随同施莱辛格访华的爱德华·勒特韦克的一篇题为《中国：给人以假象》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中国本部，甚至在西藏，我们的主人在我们从一地到另一地参观公社、部队、工厂和游览风景区时都一直保持了一种尚可的近乎实际的情况。每次参观访问都是事先非常仔细地精心准备好的。有控制的参观作为真实情况的模拟，这种有控制的参观可以比作军队高级将领检阅队伍。当他们在新华大学让我们看一部计算机时，我们所看到的是唯一的一部计算机呢，还是像我的向导所坚持的那样是许多计算机中的一部呢？就在赖斯顿在几年前大肆赞扬的那个医院里，我们在一部机器前作了Ｘ光透视，而我们一行中的一个人认为这部机器极其缺少防护，另一个人在看到大学里的“计算机”时会认为那是个原始的模拟计算机。
但是，由于人民是完全受到控制的，由于作情况介绍的要人很有经验，就产生了一种接受这种故意安排的倾向，认为这是我们旅行的国家例行办法的一部分。
由于毛逝世，我们的主人不得不取消我们的整个访问计划和我们同政府领导人的会晤。因此，我们得到了整整三天的空闲时间，从容不迫地摸了北京情况。
我们立即发现，我们往返途经的宽广的马路和我们所住的饭店附近的那条商店集中的街道同市内其它地区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北京不是由柏油马路和混凝土的建筑物构成的，而是由结实的土地、泥灰和土坯构成的。北京有许多狭窄的土路胡同，胡同两旁座落着许多低矮的四合院，里面是居民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四合院里边就是住家和工厂。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城市居民确确实实是在极其简陋的小屋子里。
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种种社会平等的假象中，最明显的也许就是穿着平等的假象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穿标准的毛式制服。但是，一些人的制服是粗棉布的，另一些人的是华达呢的，还有一些人的则是优质毛料的。党的高级人员也穿那种平等服，但却是精心剪裁的毛料制服。然而，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最经常提到的正是明显平等这一主题。知识界之谜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知识界之谜。在三十年代那次俄国的波将金式参观访问的重大鉴戒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记者——他们往往显然是记住这个先例的——怎么又会掉进恰恰是同样的圈套中？是什么样的强烈欲望促使他们违反一切理智而表示相信呢？我在刚刚读完加尔布雷思关于中国没有排队现象的学究式解释之后，又看到北京买东西的人抱着希望排着长队买蔬菜的情景时，我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在赖斯顿做过手术的同一所医院进行医疗检查而想起赖斯顿的热情文章时，我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这次医疗检查中，质量标准很低的仪器产生了惊人的无法思议的结果。我在风景优美的桂林时曾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女议员和各种观点的议员访问过桂林，他们似乎都没有看见成千上万妇女和老人象牲口一样拉着装满混凝土块或大粪的车所表现出来的难熬的贫困。
为什么加尔布雷思等人没有把中国现实情况中最根本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悲惨贫困的景象毕竟处处都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是，他们怎么会没有看到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现象，没有看到它独有的、几乎是纯粹的极权主义？这种现象毕竟是不怎么掩饰的。
我们在北京散步时，只有一小段路有人尾随，我们自己有美国人翻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街上找人谈，那怕是随便谈也办不到。显然，在首都，甚至老太太和小孩子都知道禁止同任何外国人交谈。一切活动都是禁止的在中国，一切活动都是禁止的，只能干党所具体规定准许和提倡的事情。只有吃饭睡觉之类的活动除外（当然生殖是在党的管辖范围之内的事情，目前的政策是强烈反对繁殖的）。中国实际上几乎完全没有自由。
一批批到中国去游历以后写了书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怎么能不向我们着重指明他们根本不能同任何受权同他们谈话的人进行任何接触这个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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