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月十九日刊登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文艺正在挣脱枷锁》，摘要如下：
被“四人帮”的种种偏见弄得奄奄一息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文艺现在又开始有了生气。形形色色的新老作家、诗人、艺术家、作曲家和演员正忙着订计划，要把他们被压抑的创作才能重新发挥出来。
出版部门也一样忙，忙于重新出版许许多多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流行小说、历代不朽名画的复制品、从希腊神话到莎士比亚的外国文学作品、从塞巴斯蒂安到肖邦的钢琴曲以及伦布兰特的油画——在“四人帮”操纵中国文化界的时候，所有这些作品都是被禁止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著名的毛主义的口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喊得更响，重点是解释已故主席毛泽东的原意是什么，“四人帮”又是如何为了在政治上搞阴谋而歪曲了这个口号。
这种明显的对文艺放松控制的趋势是一年前“四人帮”倒台后开始的。
一位以前派驻过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说，实际上发生的不是自由化，而是艺术的多样化。
在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到去年“四人帮”被赶下台的十年里，旧书停止发行，新书寥寥无几；一九六六年以前拍摄的电影禁止上映；全部舞台剧目只有“四人帮”成员江青培植的十来个以现代革命为题材的所谓“样板”戏和芭蕾舞。
据“四人帮”下台以后的报道，近在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还批评了“四人帮”，说只有样板戏是不够的，文艺政策要调整，表演艺术的节目要增加。
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许多作品近来重新出现了。一些作家、作曲家在多年销声匿迹后又重新露面了。
除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外，重新出现的作品中有茅盾、巴金、老舍和剧作家曹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同样，随着被禁止的影片和音乐节目的重新演出，演员、歌唱家、乐队指挥和作曲家也重新露面了。画家和雕刻家也重新走红了。
对几亿观众来说，这是值得欢迎的变化。他们可以再次欣赏以前欣赏过的东西了，其中包括华丽的古装戏。
但是，说到新的创作，那将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最近出版的无论什么新作品还仍旧主要是歌颂毛和其他已故的领导人以及揭露“四人帮”。
甚至在重新出版的当代作品中间，突出的主题仍是政治，尽管不乏风趣。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十一月四日刊登该报特派员傅建中三日自华盛顿发回的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美国国务卿万斯三日在记者会中答复本报记者与中央社记者洪健昭的询问：
傅建中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对下列事项怀有希望？即卡特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之前，完成美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并继续维持和中华民国关系的双重目标，同时又不屈服于中共所提出的“建交”三条件。
万斯答：有关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的目标仍与卡特政府刚上任时所声明的相同，即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根据“上海公报”的原则与中共“关系正常化”。
至于达成此目标的方式及时间表，则仍有待决定。我们正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会谈。
洪健昭问：你是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大陆，又中共是否已指派代替中共“联络办事处主任”黄镇的人选？你也曾说过，美国若以武器供给中共将是极大的错误，但目前法国与英国正在考虑这项行动。你对这些问题有何看法？
万斯答：我想你一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我是否计划——就如你所说的——在不久的将来再度访问中国大陆？这个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黄镇的继任人选。我不知道何人将接任黄镇“大使”遗下的职务。第三，有关武器销售的问题，我已非常清晰肯定地声明，我深信美国将武器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俄将是极大的错误。
【法新社台北十一月七日电】美国大使昂格尔在返国述职和度假两月之后今天回到了这里，消除了所传美国政府要把驻台北使团降格到代办一级的谣言。
昂格尔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说，同共产党中国关系正常化仍然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不过，对此没有定下一个时间表。
他说，美国搞正常化的步子并没有放慢。同时，他又说：“我看不出会很早采取行动，不会在最近。”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月十二日刊登霍普科克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最诚实的人……》，摘要如下：
中国是我所知道的不需要锁房门的唯一的国家，在那里，如果你锁上房门的话，饭店的服务员就会用奇怪——或遗憾的眼光看你。确实，在饭店里甚至从来也没有给我一把房间的钥匙。
最初，人们对没有锁门而遗留贵重物品时感到不安，但是，不久就会知道，尽管中国有其他一些缺点，但是那里是高度诚实的。
到处都呈现出同样的诚实现象。在商店、饭馆或出租汽车里，如果你不知道付多少钱，或者不认得中国货币的话，你可以充分信赖地掏出全部钞票，而他们只会拿恰当的数额。在三次访华中，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任何人被骗或被盗。
在北京（它是大多数访问者想买纪念品的地方），买东西是值得花一天时间的。大多数访问者认为，逛中国人的商店，同当地人挤来挤去，有趣得多。
每个去北京访问的人明显地都希望有所发现，但是买东西活动的一个好起点是在首都商业区王府井大街的百货大楼。
要记住，如果你试图要在中国讨价还价，你会受到冷眼看待。
经过了一天艰巨的买东西之后，人们的思想自然转向饮食。北京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它的饭馆，那里不仅有名目繁多的地方风味菜，而且还有首都名菜北京烤鸭店，你几乎可以吃烤鸭的每样东西，其中包括它的爪子。
考虑到菜肴和服务的质量，索要的价钱也许是便宜得令人喜出望外。一个人饱餐一顿约花两英镑。而且不收小费。
我还在一两家较低级饭馆里吃过饭，发现食品的质量极好，尽管周围环境有点简陋。
【本刊讯】美国美中友协出版的刊物《新中国》秋季号刊登美国纽约的中国贸易公司总经理查尔斯·阿伯拉姆斯写的文章，题目是《长城牌伏特加的传奇》，转载如下：
一九七二年，我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发现了一种很使人兴奋的产品——山东青岛蒸馏的伏特加酒。经过品尝，我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伏特加酒。于是我就开始计划进口中国各地酿酒厂生产的烈酒和葡萄酒。
对市场进行调查后，使我们相信在美国，到了七十年代的后期，如伏特加等的白烈酒会比威士忌和白兰地更畅销。中国伏特加的优良品质实在使我深信它会在美国成为最珍贵的伏特加。但我无法说服任何大制酒家或批发商与我一起去成立一间公司来进口中国伏特加。他们觉得价钱太贵，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谁相信中国酿制的伏特加是世界最好的？”然而我坚信，并且开办了新中国酒行，在美国销售中国出产的烈酒。
我想使伏特加的中国身份得到强调，于是就选用了一个完全象征中国的长城作为中国伏特加的名字。当这些贴有红黄两色标签的酒瓶出现在酒吧和商店的时候，人们都很好奇，并且问道：“中国出产伏特加？”我觉得这种好奇心可能会吸引着他们对中国伏特加发生兴趣，并且被它的质量所倾倒。我们的朋友——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接受了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标签，于是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共印了十二万张运往中国。中国外贸人员等的合作因为我们没法能通过这里的公司去批发中国伏特加，于是我们的宣传活动就直接向着消费者了。我们决定给公众一个机会来预定一箱首批运达美国的中国伏特加。我们有选择地向一些阶层的人士发出了五万封信，给他们提供登记一箱首批运达的中国伏特加的机会。
一九七六年的春季，我们就肩负着这个首次在中美两国进行的“直接邮寄”的运动前往中国。我们共带了三十二个盛满着信、信封、预定卡、名单和小册子的纸皮箱去广州交易会。我们打算在中国寄信，每封信上都贴有四枚不同的邮票，其中包括一枚有长城图案的邮票。我们将设想告诉了粮油公司的朋友，他们研究了几天后就表示愿意合作。他们对我们用各种方法把中国伏特加介绍到美国去所作的努力感到高兴，他们很想在这次“直接邮寄”运动中助一臂之力，但由于交易会的需要，他们人手不足，实在没有足够的人力能抽出时间去完成这些邮寄。然而，通过互相合作，我们安排了那些正在外语学院学英语的中国学生帮忙写地址，那些正在交易会邮政局办事的学生协助贴邮票和邮寄。海关人员看了我们准备寄的信后，就省去所有的规章，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信是“友谊之桥”，是把中国产品介绍到美国去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途径。三十个州销售中国烈酒我们把那些纸皮箱带到东方宾馆的门口大厅去，然后一箱箱地送往交易会，在那里大家都忙着搞地址和贴邮票。我们中国酒行的职员自己负责寄了二千封信。我走进邮政局，向一位办事员要二千张这种邮票、二千张那种邮票——总共是八千张，他迷惑地看着我说：“我的老天爷呀，你在美国一定是有很多亲戚。”我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向他解释，他居然能在一天的时间里召集了一些义务人员来协助我们。中国人能如此热情和能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我们每天从交易会寄出几千封信。到了我们回美国的时候，那些包括大批发商在内的定单如雪片一般正飞向我们纽约办事处。现在我们已在三十个州销售中国产的烈酒。
一九七六年秋天，首批中国伏特加由轮船运达纽约。港口专员主持了到达仪式，很多其他的官员到码头迎接第一船的伏特加，表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重要性。欢迎仪式后，我们在一间以长城中国伏特加为特色的中国酒楼举行了一次聚会。当天，人们都走进商店要求购买长城牌伏特加。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很畅销。
进口和批发长城牌伏特加只是刚刚开始。它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面对着反对的意见推荐和完成的。但是有了中国朋友的帮助，我们克服了所有的障碍。（转载自十一月四日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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