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二月一日电】题：着手整备加强国家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
记者福原北京一日电：中国于三十日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党主席华国锋的领导下，着手整备加强国家体制。
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第一次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明显地表现出中国进入了华国锋时代。华主席代表党中央提议任命邓颖超为副委员长。
这项提议肯定会得到全场一致通过。这表明了华国锋体制所采取的态度：为了回答人民对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爱戴，把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忠实于群众与国家的领导人、已故周总理作为榜样。
吴德副委员长的讲话，说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读了华国锋政权的施政方针。
关于第四项议题的人事安排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路透社北京十二月一日电】（记者：格里菲思）中国人大常委会开会以批准一些决定，并且制定这个国家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的施政方针。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升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毛主席生前同意的。”
根据华主席的提名，周夫人从常委会委员升为副委员长，将是得人心的措施。她不仅忠诚地支持她的丈夫，是政治活动家，而且还反对江青及其追随者。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一日电】题：华体制取得全国人大的承认
香港一日电：中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粉碎了江青等“四人帮”阴谋的华国锋体制，取得了被宪法规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在法律上的承认。
【本刊讯】日本东京各大报十二月一日晚刊，刊登各报驻北京记者发回的报道我召开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消息，摘要如下：
《日本经济新闻》：虽然说是人大常委会，但是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首次召开的，这表明华国锋体制的确正在踏实地进展。
《每日新闻》：邓颖超委员升为副委员长，从这位女士的革命经历看，可以说是当然的。但是华主席在提议她为副委员长时，介绍说：得到了已故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引起注目。
还有这次会议由孙文的夫人、八十六岁高龄的宋庆龄女士主持、歌颂华主席，这暗示华国锋体制重视半个世纪以上的党和革命的历史。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一日以《北京的一个重要机构一年半来首次举行会议》为题评论说：
中国的新华社说，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昨天举行一年半来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任免”事宜。
据新华社说，昨天的会议立即作出的决定是任命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为副委员长。
自从十月间逮捕江青以及其他三个人——以后，周先生成了越来越受公众尊敬的人，邓女士在按见外宾方面发挥了异常积极的作用。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三十日电】题：勃列日涅夫接见美国财政部长西蒙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前来莫斯科参加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例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西蒙。
在谈话过程中涉及苏美两国贸易经济联系的现状问题，以及苏美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
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苏联奉行的方针是始终不渝的，那就是要使苏美两国的关系根据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在共同关心的一切领域朝着积极方面发展。
因此，在双方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使两国间的贸易经济联系具有应有的规模和稳固性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发展这种联系的客观条件现已具备。
西蒙表达了美国政府要发展同苏联的互利合作的愿望，并指出了美国工商界对这种发展所表现的实际关心。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月三十日电】（记者：查尔斯·华莱士）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自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今天同福特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长西蒙——举行了第一次谈话，研究了贸易问题。
勃列日涅夫对西蒙说，他今天收到福特总统一封信，但是他们在记者退席后才谈信的内容。勃列日涅夫对西蒙说，这些天美国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勃列日涅夫说：“你们的一位总统仍然在职，另一位总统却被选出来了，这位当选的总统卡特已经活跃起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理工学院的演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即将前往我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昨天在香港理工学院向约一千名大专学生作演讲，讲题是《我看今天中国的形势》。
会上，韩素音讲述了她对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这个政治运动的看法，并答复了大专学生的发问。
以下是她的发言及答听众问的详细摘要：
我今天准备谈的就是心里话。一个作家对人民有责任，这责任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要好好的调查，好好的了解情况，不能随便乱写乱讲，所以一举一动都要比较认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花了二十年的工夫，研究中国革命，研究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为什么这二十年来每年都回中国去作调查研究呢？我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我是在中国生长的，我父亲是在旧中国做工程师搞铁路，那个时候是军阀时代，我亲眼看见过去的中国，是多么穷、多么苦，我小的时候，每年看见几千几万人在那里饿死，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心里充满恨和忧愁，我想总有一天人民是会翻身的。现在中国就不同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尊敬中国、尊敬中国人。过去没有人瞧得起中国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人家不以为中国人是很了不起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革命。谁搞这个革命呢？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若没有毛主席从一九一七年到现在的六十年来，辛辛苦苦为革命，若没有敬爱的周总理、朱德这些伟人来领导中国人民翻身革命，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今天中国发生的“四人帮”事件呢？我们要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历史的眼光就是要明白中国革命，要看这五十年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要看毛主席这五十年做了一些什么事，要懂得这五十年在国内会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用这样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们对今天的事就会很容易理解，而且也会赞成。老实说，如果这四个人的阴谋成功，并上了台，中国就会大乱。今天他们垮台了，我们是应该高兴的。这是我的看法。我这看法不是偶然的。我不是盲从的人，这是我心里的话，因为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对这些人有怀疑。
为了要明白现在的新中国怎么样，我在一九五六年便回去。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北京周总理和邓颖超接见了我，他俩对我很好。我见了他们便说，我是来看，我不相信漂亮的话，我相信事实和行动，我要亲眼看看你们做得好不好。周总理不但不责备我，他说：“好，你这个态度很好。你应该这样做，不应光是相信。”这二十年来我看见了。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写了《早晨的洪流》和《风满楼》两本书，写中国革命，写毛泽东思想，写毛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是否没有矛盾，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有，一九五四年不就有高岗、饶漱石吗？一九五九年不是有彭德怀吗？后来又不是有文化大革命吗？对文革，很多人不理解。开头我也不理解。我下苦功研究，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花了六年时间。懂得为什么毛主席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中国变修，不但中国人民要回复到过去黑暗的日子，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希望了。你们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望着中国，希望是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这以后，又有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故址，看见那里挂着一幅大油画，油画上有毛主席、有林彪，没有其他人。那个时候，爱人跟我一看，我们便觉得不太好，我便开口说：遵义会议除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还有其他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在油画上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林彪不让年青人知道还有别人，就只有他。在井冈山也是这样，除了看见毛主席和他外便没有别人。我们想，这不太适合吧？朱德在井冈山功劳是不少呀，是他把朱德的画拿掉了，我们看了就不太喜欢，我和我的爱人就提出了批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我不应该讲很多，因为我今次是从外国来。我去年到过中国，最近没有，所以我只能讲我在这两三年来的感觉。第一，人民是不喜欢他们“四人帮”的，人民是恨他们的。我们要相信人民，因为人民的眼睛最雪亮，他们不光看理论，还看实际表现，因此，他们看得最准确。第二，我自己也发现不少使我看了不服气、不欢喜的事情。最近两年来，我知道因为“四人帮”的干扰，我在中国的朋友不少受苦，有不少事情他们都不能做。我对这些朋友说：“中国人民的眼睛是看得准的，现在忍耐一下吧，局面一定会变的。”我为什么这末有信心呢？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忍受下去的。
“四人帮”的干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国的敌人都希望中国这个局面能继续一段长时期。这对中国的敌人是一件挺好的事。现在幸好华国锋主席一下子就把这个多么不安宁的局面扭转过来，这对中国的前途是挺好哇！很多问题现在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解决了。
消息传出来后，好几百个外国人都来问我的看法。我说：“好！我很喜欢。”为什么？这不单是四个人的问题，而是长期的不稳定，对今日的中国是不好的。因为，在这短短两个月间，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四人帮”还未垮台前，苏联已经发出了一项威胁。所以，除了看“四人帮”怎样坏外，还要看到他们做的坏事是如何鼓励敌人来袭击中国。要不是解决了这问题，说不定中国会出现很多乱子，甚至要打内战。别以为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敌人。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是恨死中国的。因为他们知道有了中国，全世界人民就有希望，没有中国，全世界人民就可以做他们的奴隶哩！（鼓掌声）
问：中国粉碎“四人帮”后，苏联有什么反应？
答：苏修对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恶劣的，这个我不必多讲了。最近，有这么一件新闻：苏修有一个记者，叫维克托·路易斯，假装是英国人。这人是个标准的“修”。他有挺漂亮的房子，又有泳池，有三部汽车，还有最好的菜，什么都有。大家可知道苏联人民是很苦的，很多人没有肉吃，农村尤其是苦得要命。这个假装英国人的苏联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好象是个很有钱的人，他也经常跑到外面去。他在法国巴黎就跟几个记者这样讲过。他说：“我们（莫斯科）现在对中国要改变态度啦，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中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会有些动作。”这就是威胁，威胁中国，为什么他敢这么讲。当然，他讲的话有时候是试探的话。当人家对他有反应时，他就这么说：我们已经告诉了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不改变态度，那我们（苏修）就有些行动。从其他方面，也有些记者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中国很危险啦，他们（苏修）在边界上已经增加了军队。”我们知道这几年，苏修都在威胁中国，外蒙古边界上的军队不少。这是威胁，是恐吓！他们为什么这样干？我们都知道它是外强中干，自以为是超级大国。当时它以为“四人帮”会在国内搞得很乱，他们也就便宜了。最近，因为看见中国团结起来，“四人帮”垮台了，他们又怕起来了，所以最近又派了代表去中国。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话，并且正在实现毛主席的遗志，所以，我们很放心，在这方面，中国绝不会投降，也不会变色。
问：韩女士见过江青，大家都很关心有关江青的问题，有人说江青曾搞起革命现代戏，今天打倒江青，是否等于否定文革？
答：有不少人流传着这种谣言：江青下台，就是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主席。我看这不但是不对，而且是故意这样讲，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就是江青。其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有人在外间传说，江青跟某些外国记者讲，文革是她想起来的。那里是她想起来的！也有人说妇女解放运动是江青搞起来的，所以，将来中国再没妇女解放了，这是一番胡说！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而江青想利用文革作为一个踏脚石。毛主席曾亲自给她写信。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就指出她有缺点，也指出林彪有缺点，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的新书《风满楼》里就有。文革中的确有不少人乘机出风头，装成很革命。可是文革是不容许那些机会主义分子长久在台上的。看，一个一个都下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假装革命，的确好象是做过一点事情，可是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的是人民，是群众。他们把这加在自己身上，好象是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态度，是资本家的态度。他们把革命作资本。我只见过江青两次，所以不能说很多。老实说，我也不愿意说得太多。可是免不了说几句关于她的态度。简单说起来，她的态度是这样的：你问她什么问题，她要讲自己；你问她的近况，她讲自己有病；你问她什么什么事情，她就讲别人的坏话。我问她对技术革命的看法如何？她不讲这个，而讲某某人对她不好，对她不利。这个态度，我觉得有些古怪吧！后来，第二次看见她，又是这样，我就怀疑这个人不能够做领导，太狭隘了，什么东西都讲她自己！她也很喜欢人家崇拜她，夸张她。
她过去跟林彪的妻子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林彪的妻子叶群常常说江青的好话，在江青的面前说她多么好。江青就是喜欢这些话，不喜欢人家批评她，人家稍为说一点令她不爱听的话，她就要骂人。这种态度，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小器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笑声）。
邓颖超夫人是那么谦虚，和江青有天渊之别。说到妇女解放运动，邓颖超十八岁就已经在搞妇女解放运动，在上海的工厂跟工人妇女搞革命，那时，有几个工人妇女还被反动派抓去枪毙了。邓颖超是真正妇女解放运动的榜样，做了很多事情。蔡畅、康克清，都真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好榜样，江青那里象呢？若有人说江青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认为中国的妇女不会答应。周总理一九七四年已经病了。可是他还是到飞机场去迎接外国来宾、首脑、政府要员。他亲自提手提包，他穿的衣服有时候膝盖地方有点烂，也没有换新衣。邓颖超夫人也是非常可爱。多么好的一个人，大家都叫她邓大姐。邓颖超没有讲很多理论，可是她做得不少。而江青，从没有人民尊敬她。这我也不再说了。讲起周总理，心里头还是很难过。
问：为什么“四人帮”的问题以前不讲，现在才揭发？
答：这不是过去不讲。这两三年来，在中国人民之中，已经讲了不少话。不管老年、青年还是少年，有不少人批评她。要不然为什么我在一九七四年会听见有人批评她的衣服。她搞了一些衣服，这些衣服成本很大，需要六码布。她要每一个妇女都穿。我最初听见这么说，还以为只是谣言。这说明，人民就是在讲她很多话，并不是不讲。这些话说明了人们心里头不高兴。从来就没有听他们讲周总理或邓颖超的坏话。所以不能说人民不批评江青。姚文元手里有《红旗》，有《人民日报》，还有出版社，他到处管。出版社的人也不高兴，有一个出版社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会写作，为什么你们出的小说还是那么少？”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五百部小说在等。”我问：“等什么？”他说：“等了两三年，等姚文元看。”所以不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创作力量，不是说没有写。但要等“四人帮”决定好不好，这个不对罢。所以，有的人就贴了大字报，前年去年都有大字报，说了这些话，我很高兴。在外国，号称民主，有很多坏事情是永远不会被揭露出来的。可是在中国，两三年就会被揭露出来，这是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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