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电】中国正在恢复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作为这个国家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形象。
    北京《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和中国的其它报刊在称呼他时已恢复了“我们敬爱的总理”的叫法,从而打破了为今年一月逝世的这位总理举行哀悼仪式以后的长时间保持的沉默。
    在历时一周的官方哀悼期以后,这位已故总理在中国报刊上已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那段哀悼期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全国对周先生的逝世确实悲痛。
    这种把周抹掉的作法是由于“四人帮”、特别是姚文元控制了新闻机构。
    这四个人十月七日由于策划政变而被捕,又两个星期后,提到了已故的周总理,这是自从举行他的葬礼以来第一次提到他。
    意味深长的是,提到周总理的场合是十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庆祝华国锋先生作为毛的接班人任中国共产党主席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
    在这次盛大集会上发言的人指责“四人帮”疯狂反对周先生。这次集会用电视向全国和海外作了转播。
    据现在透露,尽管已故的毛主席本人向江青和另外三个人提出了警告,他们仍然反对周先生。
    新华社昨天转发的北京《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毛先生今年九月九日逝世以前多次“严厉警告和批评”他们,要他们不要搞宗派。
    这篇文章说:“但是他们不听毛主席的劝告,不肯改弦易辙。他们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攻击越来越凶。”
    香港左翼报纸《大公报》英文版今天发表的舒子章的《北京来信》,强调指出在周先生问题上的沉默之屏幕已揭开。
    他预言:“随着反江青和其他三人的宣传运动的展开,肯定会越来越多地揭露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它会反映出长期以来中国人心中所想的东西。”
    舒子章回忆说,周先生是几十年来忠实执行毛先生路线的人,同时他自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也一直是极左派的攻击目标。
    舒子章又说,同外国的某些意见相反,中国人并不认为周先生是一位温和派,而是同毛合作的真正革命家。
    【路透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苏联集团华沙条约各国领导人今天结束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最高级会议,建议西方国家缔结一项禁止任何一方在任何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约。
    这个军事联盟七个成员国的党的领导人和总理还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常设机构和秘书处来协调外长的定期会议。
    共产党领导人同时还发表一项宣言,呼吁西方同意采取新的步骤,在欧洲扩大缓和,加强安全和发展合作。
    罗马尼亚人士说,建立外长的一个新机构最初是华沙条约各国领导人在一九七四年在华沙举行的上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一顶建议。
    【德新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华沙条约为期两天的最高级会议今天在这里结束,签署了一项呼吁加强国际缓和的宣言。
    【罗通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月二十六日电】题: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华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会议就进一步争取和平和加强国际和缓进程,加强欧洲安全和发展欧洲合作的斗争的当前问题交换了意见。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参加者一致通过了《争取国际和缓中的新前程、争取建立欧洲安全和发展欧洲合作》的宣言。
    华沙条约缔约国认为,最后文件签字国承担不首先对别国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是符合加强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安全和信任的目的的。它们所批准的有关条约草案同华约国的有关呼吁书一道提交欧安会所有其它与会国讨论。声明和条约草案另行发表。
    为了进一步完善华约范围内的政治合作机构,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华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和统一书记处作为政治协商委员会机构的决定。
    政治协商委员会听取了华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关于联合司令部开展的活动的报告。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是在相互充分谅解、兄弟般友好和紧密合作的气氛中进行的。交换意见表明,华约国在世界政治基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确认了它们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争取国际合作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斗争中的共同目标。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沃·布勒尔的文章,题为《东欧沉闷的隆隆声》,摘要如下:
    今天在布加勒斯特开始举行华沙条约首脑会晤。看来这一次大规模地显示“社会主义兄弟友谊”的前兆是矛盾的:收紧缰绳的倾向是明显的;同时可以看到增多了的骚动,一种危险的喧哗。
    如下这种情况是很典型的:一个东柏林的人向主管当局提出到联邦共和国去的申请,他遇到沉着的官员的粗野而又带着进攻性的目光。这个申请者一言不发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在写字桌上把纸展开,仍是一言不发地指一指上面印刷的一段文字。这是《新德意志报》的一个号外,上面全文刊登了赫尔辛基欧安会的协议。
    不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且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公民们用这张纸“武装起来”,他们敢于提出他们的权利,尽管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是遭到刁难和压力。我的驻东欧各首都的同行十分透彻地研究了政治情况,他们有一次同我谈了几个小时,他们说,“赫尔辛基文件在整个东方集团里是一个缓慢走动的定时炸弹”,“一种全新的意识在缓慢地形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提出的二十万份出境申请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对内,东欧当权派以更严厉的措施对赫尔辛基会议作出了反应,这一点也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的:
    在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对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教会等的压力措施大大加强了。人们试图用行政上和心理上的恐怖措施来对付事实上的或只是为人们所担心的“瓦解”。
    通常效果甚微——对抗依然存在:在波兰有一个委员会在波兰夏季工人骚动后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它开展了尽管是非法的,然而却是很活跃的政论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国外。教会对工人和持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表示声援。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尔曼事件”在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和居民中引起了抗议的连锁反应。
    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表明,在那里人们也反抗政权——尽管由于严厉的镇压措施这种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事件表明,有些勇敢的战士在居民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除了欧安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某些社会阶层不同程度的不满外,目前首先有一点造成在东方集团中的骚动,这就是经济状况。这种状况是真正令人忧虑的。西方一九七四年到七五年的衰退现在也移到了东方。
    对各政权的政局稳定造成的后果是巨大的。
    正如《南德意志报》前不久很精炼地描述过的那样,所有的东欧党的领导人现在正在“经济成就很糟糕而老百姓的要求则大增的这样一条很窄的山脊上”行走。在这样的山脊上搞平衡是充满风险的,可以象在匈牙利那样,不发生什么事故就过去了,但也可能象在波兰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波兰是罢工和起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老百姓发出明显而又“粗暴的”怨言。给苏联人的一丸苦药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肯定要研究糟糕的经济形势。同时小兄弟们将会给苏联这位老大哥一些——尽管可能裹上一层巧克力糖衣——苦味丸药。因为苏联毕竟在东欧经济危机的问题上也有一份过错。莫斯科不履行东方经济共同体经互会的一致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该集团内部贸易的价格应该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都有效。克里姆林宫单方面地把石油和原料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东欧各有关国家党的首脑和“领导国家”苏联,将寻求一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这种在东欧出现的严重不安局面。这种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党、国家和经济方面的联合,“团结”,开展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
    这也就是说,人们——正如已经作过的那样——将要作出的反应是:如果锅里的压力太大了,那就把锅盖压紧,而不是去寻找沸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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