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莫尔斯比港十一月十六日电】索马雷总理主张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中国型的公社和生产队,不过不象中国那样由中央当局指挥管理。
    索马雷在介绍他上月访华之行的公开讲演中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任何公社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必须由当地村社去决定。
    他说,政府唯一的作用是提供机会和技术援助,而不是规定硬性的蓝图和不能改变的概念。
    索马雷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不应依赖澳大利亚提供大量“小进口货”。他认为最好是由本国生产。
    他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中国的自力更生方针,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他说,中国还提供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迫切需要的如何发展农村需要的技术的榜样,而澳大利亚是无法提供这一方面的建议和专门技术的。
    索马雷说,古老的中国的传统耕作技术,也许比中国为了使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饭吃而推广的精耕细作方法更适合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需要。
    总理在回顾他参观上海郊区某个拥有两万七千多人口的公社时说,如果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一些类似的公社,大城市所需要的新鲜食品和某些小型工业品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他强调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任何公社的宗旨和最后形式都应由生活在这个公社的人自己来决定。
    【美联社新加坡十一月十八日电】李光耀总理说,中国的情况看来有利于继续稳定北京同东南亚的政府之间关系。李昨天对他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说:“我们须要再等几个月才能了解这位新主席,他将任命为他的外事和财政秘书的人怎样。”
    【法新社新加坡十一月十八日电】李先生在谈国际形势发展时说,中国最近的情况“看来有利于继续稳定中国同东南亚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
    【本刊讯】《香港商报》十一月十九日以《中国的新氢弹与新气象》为题发表评论,摘要如下:
    此次的新氢弹试验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第一,正如“新闻公报”中所说,这次试验系“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
    第二,“新闻公报”还说,这次试验系“认真贯彻执行华主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的指示”,它“把我国核武器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发展当前大好形势,加强我国国防力量做出了新贡献”。而且,中央还发出号召,希望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有关人员再接再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第三,“新闻公报”也指出,“中国在今年一年内,成功地进行了四次核试验,这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妄图实行核垄断、核讹诈是一个沉重打击,对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是很大鼓舞和支持”。
    基于这一切,西方有着种种评论和推测:
    第一,他们认为,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的确出现了新的气象,人们更积极地推动生产建设,促进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今后,在这方面将会有更迅速的发展。
    第二,他们注意到这次新氢弹试验的“新闻公报”有“不寻常的兴高采烈的语调”,因而推测中国的核武器已有了新的成就,很可能已经完成了供长程飞弹之用的核弹头。
    第三,他们也认为,从今年一年来的一连串四次核试验看来,中国正加速增强其战略核能力,中国的外交地位也将大大增强。
    这些,都是西方人士的看法。
    至于北京,它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那就是:永不称霸,永不做核霸王。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却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了争取最后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本刊讯】澳《时代报》十一月十七日发表社论,题为《再谈弗雷泽的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惠特拉姆最近指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从敌视变为承认,从尊敬变为钦佩。正是弗雷泽所实行的这种新关系,使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还有辩论的余地。这并不是支持自由党强硬路线派本周所采取的僵硬的反共路线。他们的保守观点不会消除八亿五千万人这个现实,也不会破坏同北京的有坚定基础的外交和贸易接触所得到的好处。但是在中国冲击的领域之外,还有一种正当的颇有根据的担忧,即总理过于亲热、过于不加鉴别、过去单方面地拥抱北京。
    有人认为,弗雷泽一方面反苏而另一方面对中国表示热情的做法,已使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失去了以前的平衡。在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中,包括弗雷泽自己的外交部内,都可以发现有这种看法。弗雷泽对中国所表现的信任是我们的东南亚邻国中所没有的,他对未来感到乐观的程度也使我们的西方朋友大为吃惊。
    北京保证不会让它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妨碍政府同政府的关系,总理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保证,而对共产党叛乱感到真正担忧的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普遍地不是这样。
    对弗雷泽说来,重新研究他把澳大利亚引到不必要的微妙处境,为时还不晚。同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还有改善关系的余地。同样,还有机会对两国作谨慎估价,因为两国都主张有组织的社会,而这是澳大利亚不感兴趣的。这是弗雷泽可能重视的目前的不满中的正当部分。他应该恢复平衡。在中苏争端中,澳大利亚是不能偏袒的,不论是真的还是含蓄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美国征癌计划失败》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继“太阳神征月计划”之后,作为七十年代最大的国家事业的美国“对癌全面宣战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太阳神计划”曾经是美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最大计划,它向全世界显示了美国的科技实力,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登月之后,美国就把“对癌症全面宣战”列为七十年代的重要步骤,而且规定在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一九七六年完成。这是一个很能吸引人的计划,并大有助于在越战失败后提高美国的威望。
    但是这一史无前例的“对癌全面宣战”,打打闹闹足足五年,动员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和庞大的资金,到目前为止,对于癌究竟是什么东西,依然不明;治癌的特效药也未发明出来。在癌症研究、治疗的各个战线,都因碰上了巨大的障碍而陷于停滞、胶着的状态,一句话,由于战略的错误,这场战争已告失败。
    美国人及西方曾经寄予厚望的“对癌全面宣战”计划最近成为被抨击的对象。舆论谴责:耗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却拿不出具体的成绩,变成了“第二个越南战争”。
    原本今年建国二百年,由美国总统宣布对癌作战“全面胜利”,现在不但连影子也没有,真像越南战争一样,除了守住几个局部阵地外,已大规模撤退。曾经担任这场战争的总指挥、负责卫生行政重要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查尔斯·爱德华博士早在去年便已辞职。辞职的理由是卫生部要求在一九七六年财政年度中增加对癌作战的拨款不但未被批准,白宫反而因为经济不景气的理由,缩减了医药开支,而社会舆论对于在这方面耗费大量经费而拿不出成果来,啧有烦言,爱德华想不挂冠也不可能了。
    爱德华辞职后在一家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抨击“政客们不当的介入了美国的医药行政、医学研究,对这些部门施加政治压力,破坏了这一场反癌战争”。他又指责共和党政权在“太阳神计划”之后把“对癌作战”置于一个“政治主导下的方针”,而且企图在短期之内拿出惊人的成绩,这种政治动机,首先就导致了对癌作战的失败因素。他又说,把大量的金钱和人力集中地使用到反对癌症,以为短期内必有成果,这在科学上来看是非常浅薄的。他说:“在癌症发生的原因还未弄清楚,含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就规定日程搞出征服癌症计划,就等于在还没有明白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之前,就用火箭射向月球。”
    癌症和心脏病是现代世界两种最大死亡率的病症。对付癌症只能通过逐步、深入、细致的研究,依靠大量的临床资料和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期以长期的努力:方克有成。
    美国一开始就摆出大阵仗,以为只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并规定要在二百周年完成。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用在对癌症这个方面,证明是行不通了。
    “对癌症全面宣战”的最初三年,每一年只是在癌症一个项目投入的经费就达十二亿美元(一九七○年的防癌经费只二亿美元)。钱是投下去了,人才也集中了,但是科学家发现用这种工业手法是驴头不对马嘴。“太阳神计划”是在各个有关科技方面都有了良好基础,对最终目标确实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才集中人力物力做的。而癌症呢,它在生物科学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各种对癌症形成的学说,人言言殊,各有各的一套学说和道理,把它同发展原子弹和“太阳神计划”等同来做,就已经注定了失败。
    在全面对癌作战的五年,美国的癌症患者年年增加。
    领导这场癌战争的是尼克松,他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新年咨文和二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民健康特别咨文中,宣告了“全面征服癌症”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这场对癌作战纳入了国家法律,成立了“国家治癌法”。在总统直属之下,全美二百五十位第一流的医学和生物学家参与制订征服癌症的措施。
    当时就有一些科学家指出这样做法是浪费。如波斯顿小儿癌研究基金会会长、美国癌症老科学家悉尼·范伯说:“癌是耸立在人类面前的一座高山,我们现在的研究不过是基础而已,即使上了山,还是看不到峰顶,要上峰顶还须要找几条险路,峰上还有云,攀得不好会摔下。”
    这位年前已故的科学家指出了征服人类医学上最大的敌人是须要经历许多险阻才能有所发现。他的预见没有错,美国花了上百亿资金,穷五年的速决战,终于还是以一无所成而进入撤退的阶段。建国二百周年制压癌症的口号绝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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