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军事研究》杂志八月号刊登军事评论家明石一郎的文章，标题是《在日本的苏联谍报机关》，副标题是《滥用外交官特权，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谍报活动的苏联外交官及其集团》，摘要如下：
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在日本建有谍报组织，日日夜夜进行着谍报谋略活动。最近，特别在国际城市东京，谍报活动正在日趋加剧。苏联的谍报活动苏联是在日本进行谍报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据说，苏联在日本进行谍报活动的最大目标与其说是日本本身的情报，不如说是：（一）驻日美军的情报，（二）有关中国的情报。而且，在国际城市东京集中的东南亚及其他的国际情报也是重要目标。再有，监视美国及其他国家设在东京的谍报组织的动向并且设法搞垮它们，也成了重要目标。
苏联谍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美军的情报，尤其是武器的设计图或者机密；而且，电子装置、通讯装置似乎成了重要目标。
其次，在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方面，据说苏联驻日本大使馆等投入了最大的力量。
为什么在日本想方设法搜集中国情报呢？因为日本是中国情报的宝库。
苏联在北京建有大使馆，并且当然也在不断地策划派间谍越境去中国。但是，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处在中国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大使馆人员在大使馆外同中国特务联系近乎不可能。而且，派了几名间谍去辽阔的中国大陆以后，只要这些间谍不能升到中国党政机关的相当高级的地位，就不能弄到高级情报。不然，他们就只能弄到自己眼见耳闻的少得可怜的情报。
在搜集中国情报方面，香港是重要的情报基地。香港是英国管辖的地方，那里有英国著名而有能力的反间谍机关军事情报部第五处。英国军事情报部第五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反间谍机关，特别注意苏联谍报机关的动静。因此，对苏联来说，在香港仍然难于进行搜集中国情报的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重视在日本搜集中国情报。首先，日中两国之间存在许多人事关系，而中国和台湾的特务机关都在日本设立据点进行着斗争。日本和中国一海相隔，是邻邦。
迄今为止，苏联驻日谍报机关在搜集中国情报方面，表面上没有发生过被揭露出来的事件。这是因为，在搜集中国情报上，只要不把日本政府的有关秘密文件带出去，就不会触犯日本的法律。对日谍报谋略组织在日本活动的苏联谍报机关有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缩写ＣＲＵ的译音）。
克格勃的规模庞大，在差不多所有的领域里都进行情报谋略活动，即进行所谓“全面谍报”活动；相比之下，格鲁乌的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方面、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进行限定的谍报活动。
克格勃是直属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机关，是党的对外工作的耳目，有时也负有谋略任务。
克格勃进行对日情报工作的下级机关有，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主管对外谍报工作）领导之下派往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商务代表处、领事馆，塔斯社、苏联新闻社、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劳动报等新闻机关的日本分社及其他机构的克格勃驻日工作人员小组。这些驻日机关的人员将近二百名，据说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克格勃人员和格鲁乌人员。
此外，克格勃边防军总局属下的千岛边防军部队也利用被它拘捕的日本船员等搜集以北海道周围的军事要地的情况为中心的情报。
边防部队也负有搜集边境附近状况的情报的任务，向克格勃边防军总局报告。
来日本港口的苏联船员也各自单独进行谍报活动。据说苏联船中称为“海洋调查船”的船只实际上是特殊谍报船。在日本的谍报组织在上述实施对日工作的机关中，现在最强有力而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的，是以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为中心的、加上设在东京的商务代表处、通讯社和报社的“克格勃驻日公开组织”。
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拉斯托波洛夫、伊戈尔·古森科（在加拿大政治避难，格鲁乌人员）、卡兹纳切夫（在缅甸政治避难，克格勃人员）等政治避难者和潘可夫斯基（格鲁乌的大校，因向英美通报情况的事情暴露而被处死刑）等内部提供情报的人士的供述，而作出一定程度的推测。
克格勃人员不受大使指挥，而由克格勃的“驻在官”指挥。可以认为，这种情报人员，包括格鲁乌人员在内，占苏联外交官的半数以上。此外，在苏联外交官中还有负责和当地共产党联系的苏联共产党方面的人，他们建立了有别于克格勃小组。他们和克格勃人员的权力是很大的。据古森科供称，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冈萨洛夫，在大使馆里不过是一名二秘，其实他的权限显然是和大使相等的。他曾经直接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大使连接近密码室都不被许可，也不能阅读莫斯科发来的电讯。
据说，现在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各报社和通讯社的人员，总数是二百名左右。不妨认为，其中大约一半人是克格勃人员或者格鲁乌人员。
开头讲到的是苏联重要情报对象的驻日美军的情报、自卫队和军需产业的情报，可以认为主要由格鲁乌组织负责搜集。
还可以认为，同日本共产党的联系是由大使馆内苏联共产党代表作为党的工作进行的。
这种克格勃工作网是通过长期来的种种工作建立起来的。据说有许多日本人特务在各个重要职位上给予合作。据说，争取这种特务的工作不仅在日本进行，而且也对准了海外的日本人。工作手段非常广泛，从单纯的收买起，直到抓住男女关系问题、金钱关系、贪污等弱点进行威胁。而且，战后克格勃做日本人的工作被揭露的事实，唯有拉斯托波洛夫的政治避难事件一起。其他被揭露的事件是格鲁乌干的。
大概可以说，这是因为日本没有反间谍法、机密保护法，也没有象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事情报部第五处、法国国内反间谍局和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之类强大的反间谍专门机关，放任不管地许可了苏联克格勃在暗中大肆活动。军队情报部格鲁乌日本支部格鲁乌是军队的情报机关，比起克格勃来，组织小，任务也有限。据说，它的国外派出机关有大使馆武官处以及由便衣情报军官组成的格鲁乌小组。当然，武官处和便衣格鲁乌小组是在紧密的联系下活动的。它的组织和克格勃相同，以“格鲁乌驻在官”为首长而组成。外界当然不会知道这位“格鲁乌驻在官”是谁。但是，据政治避难者等作证说，一般由伪装成穿便衣的大使馆秘书、领事等的格鲁乌军官担任，而不是由武官处最先任职的人担任。
至于格鲁乌的谍报技术，在日本，不知最近是什么缘故，好象失败多。譬如科诺诺夫事件、库勃利茨基事件、马契欣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失败。结果，费多洛夫中校和陆空军助理武官科诺诺夫中校一样，不得不回国了。科诺诺夫因为享有外交官特权，所以免于被捕；而苏联新闻社记者马契欣因为不享有外交官特权而被捕了。协助苏联的卫星国谍报机关此外，据说东欧各国、蒙古、古巴等苏联集团国家的驻外使领馆都协助苏联谍报机关；这些国家的谍报人员是在苏联受教育的。
据说，这些国家的机关都是小规模的，可是全部合到一起也就会在数量上超过苏联的谍报机关，要是得到苏联的丰富资金而进行活动，它们就是强大的力量。
在日本，这些国家的外交官人数加起来好象多于苏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共同社东京十月二十日电】题：实力人物会谈，推举福田作下届总裁，自民党开始第三次党内抗争
二十日，自民党反三木势力的据点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正式决定推举福田副总理为下届总裁。自民党内围绕三木首相下台问题而展开的政权之争，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局面。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二十一日召开全体会议，并将发表宣言，其主要内容有：（一）党要消除派系，实现大同团结，夺取众院选举的胜利，为党的复兴打下基础；（二）为此要求三木总裁（首相）为首的党的干部全体辞职，并且要以新总裁为中心采取强硬姿态，从头做起。针对三十一日的临时党代表大会加强具体战术，迫使三木下台。
三木阵营方面，三木首相二十日傍晚出席同政务次官举行的座谈会。接着又在今天晚上和党的四位领导干部举行了紧急会谈。首相在会谈中再次强调了众院选举后仍继续执政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在会谈中协商了应付三木以后“接班一元化”这一“新局面”的对策。
从上述形势看，两大势力围绕着是把十天以后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开成“圆满的大会”还是开成要求三木总裁下台的“安排人事的大会”的争执，将日益激化。自民党内已开始了今春以来的第三次把党分成两大势力的争斗。
今天，反三木势力各派首领福田副总理、大平藏相、椎名副总裁、船田中、保利茂、西村英一（水田三喜男缺席）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大平藏相提议正式通过了推举福田为下届总裁的决定。会后确立举党体制协议会又召开了召集人和干事的联席会议，主要商讨了二十一日的紧急全会的日程和今后“打倒三木”的具体战术问题。
另外，三木阵营通过了严厉谴责举党协议会的决议，指出：（一）党的临时代表大会是为确立大选必胜的姿态，而不能是安排人事的大会；（二）举党协议会的行动，在国会审议的重要法案即将走向高潮而且是在众院选举之前，只能引起混乱。
此外，同三木派有合作关系的中曾根派认为“偏向一方不好”，所以中曾根前干事长没有出席举党协议会号召召开的实力人物会议。
【时事社东京十月二十日电】题：田中向后援会机关报投稿，全面否定洛克希德事件嫌疑，事实上是表明要出马竞选
前首相田中角荣向十九日发行的后援会机关报《越山》（月刊）投稿，这是他保释后第一次就自己同洛克希德事件的关系问题发表见解。
田中在文章中强调说，丸红公司和小佐野、儿玉等人就洛克希德事件问题没有委托我作什么。同时，他还说，也没有接受过与该事件相关联的政治捐款，全面否定了他同事件的关系。
他在文章中一方面向选民表示歉意说“对被卷入不光彩的事件实在感到抱歉”，但另一方面，却否定了过去人们指出的他与洛克希德事件有关的十个问题。
这篇文章是田中针对下届大选而强调自己洁白的，因此可以说，事实上是表明他要出马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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