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二十四日刊登史晶寄自英国的通讯，题为《遥看地震》，摘要如下：原提要：唐山地震发生后，西方的报章、电视按他们的立场和常识去报道，一味靠估，令人厌烦；后来买了《文汇报》等几份爱国报纸，才了解了地震的真实情况，并看到许多有关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从中，还体会到在对待天灾方面，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
七月二十九日传来不好的消息，令我们很不安。电视台一连几晚报道北京附近地震的新闻，总是说灾害很大，破坏很大，六百万人口在帐幕里住………没有其他的详情，使人心牵挂。《泰晤士报》驻香港记者的特稿，也是一连串的只瞎猜伤亡及损失的估计，使人心理上更慢慢地由担心趋向于不耐烦，心潮更是起伏不平。几个月前的意大利地震，我们就习惯了听这种报道，每晚，电视广播员一次又一次的向你报告，听后不免有一种感觉：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大惨剧。
然而，这种惨剧性的心理，在有关北京地震的报道中却突然中止了。一两个“中国问题专家”的形容和估计，经几天的发挥，已经没有了后继之力。
电视沉默了，《泰晤士报》沉默了。我的心却焦虑起来了。好，“找份香港来的报纸看看”。
在唐人街买到了《文汇报》、英文《大公报》和《新晚报》，一连几天的报纸。如饥似渴的看。看完了，这回却真正的睡不着，为什么呢？
原来祖国是这样报道大地震这件事的。二十九号新华社详细报道了地震的时、地、强度和影响范围；也报道了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慰问和鼓励。报道也指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其实这是灾情的最完整的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慈善筹款”一样，喜听到一个个数字？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于一些数字？这对受灾的人民有何帮助？
但祖国的报道除了没有忘记慰问受灾者和受灾者的家属，更没有忘记更广大的救灾的民众。这些以千万计的民众的豪迈气概和先公后私的事迹，如雪片飞来，这真是不同的气象，它鼓舞了中国人民，鼓舞了海外的同胞，鼓舞了许多中国的朋友。灾害虽大，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
我很高兴有这次的反省，对天灾的报道原来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的看法。和自然界的斗争是个长久的现象，但我们在每次斗争中都要动员人民，争取进步。
只报伤亡，不报抗灾的消极态度，不单是不公正的报道，而且是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站在倒退的一方。ＢＢＣ电台现在虽然停止报道北京情形多时了，但是在最近一次仍口口声声说北京还未公布伤亡数字。让它们等吧，救灾重建，我们应分秒必争。
前进吧，社会主义祖国！
【路透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八月二十日电】阿根廷内政部说，今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三十人被谋杀，并将尸体抛弃在一个“游击队墓地”里，这是阿根廷现时政治暴力一次最大的屠杀。
他们说，在离这儿六十公里的法迪马村找到二十一个男子和九个女子的尸体。
一份内政部公告说，军政府认为这是“失去理性的集团的疯狂行为”，旨在扰乱安宁。
消息灵通人士说，被屠杀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左翼庇隆主义者，他们是在阿根廷活动的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之一。
有人揣测，这次新的屠杀，是对游击队杀死退休将军亚迪斯的一种报复行动，亚迪斯最近才被委任为组织一九七八年足球世界杯赛的国家委员会主席。
【拉丁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八月二十一日电】安全机构今天加紧清查三十名左派游击队员遭到多种处决的事件。
三十个人的尸体是昨天清晨在离此间西北六十四公里的一块空旷地上发现的，这些尸体无法辨认，因为他们遭到机枪扫射后，又在原地被炸药炸毁，尸体残缺不全。
用多种方法进行的这次处决，在这个国家自七十年代初以来的政治暴力中是空前的，它遭到了各阶层的一致谴责，军方发言人说，已经下令“详细而深入地调查，直至水落石出”。
从毁尸灭迹的地方的一个标语来看，这三十个人可能是“蒙托内罗斯”组织的游击队员。
用英文出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发表一篇严厉的社论指出，“给外界的印象是，一场地下内战正在冲击阿根廷”。
它说“打击恐怖主义是不能用反恐怖主义的，只能靠法律的力量。”
该报指出，“正直的人们竭力用下述看法安慰自己：这个罪行不可能归咎于搞颠覆的左派，而是为了报仇进行的屠杀”。
【拉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八月二十一日电】发现三十具尸体一事在本首都激起了强烈的震惊。
内政部说此事是“残暴的”，一位陆军高级将领说，应该受到陆军的“愤怒的谴责”。
据报纸报道，在尸体旁发现写有“蒙托内罗斯之墓”和“他们被枪毙，因为是祖国的敌人”等字样的标语。
政治观察家们回顾说，不久前，“阿根廷反共联盟”绑架了记者马里亚诺·格龙多纳，通知他，该极右组织将继续“消灭共产党”。
这个事件标志着“阿根廷反共联盟”的重新公开出现，这个组织承认在推翻庇隆主义政府之前杀害了数百名左派人士和同情者。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月刊八月号刊登一篇题为《台湾的考试灾》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台湾大专学校联合招生，已于七月二十六日发榜，这一次联招，暴露了台湾学校的招生制度和整个教育制度的弊端，联招发榜前后，台湾各报刊对该举之不当议论纷纭，有人指出这是一场“考试之灾”，更有些青少年在考试中对台湾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提出抗议。读书为考试据报道，台湾今年大专学校应试的有九万多人，录取的有二万六千多人，录取率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约有七万人落选。七月二十七日台湾《联合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这次大专联考，有七万人被拒诸校门之外，文章说：“把事情弄得严重的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上的升学主义太浓厚”。为什么台湾那么多的人要读大专呢？这是目前台湾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台北出版的《文坛》七月号，发表了《考试之灾足以害国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考不上大专，就得一生向命运低头，如果不甘心，就得准备做盗娼之类的害群之马或无业游民。所以，青年人都忍受一切，拼命准备考试。”
据台湾《自立晚报》报道，一个从海外来到台湾的学人对台湾教育提出这样的批评：“教育部只办联考，不办教育！”台湾政治大学一位外籍教授说：“台湾的大学教育，是世界上最坏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之下，造成了进学校不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是为了考试的怪现象，《文坛》七月号那篇文章又说：“每天考试，把孩子都考麻木了”，“记忆学识是为了考试，学识早已走了样，为考试而求学，考试是一种手段，绝对不是学问。再说，今日之世所需要的人材，绝对不是读通四书五经所可能事，甚至不是记熟课本那些答案所可能事；尤其不是现在那套考试办法所可选拔出真正的人材。人人皆知考试的苦恼，早有人知考试不是学问，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勇气去改革。”其实认为台北当局不办教育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不过他们所办的教育，是腐朽封建的教育，这次台湾大学联考，反映了台北当局积极地向学生灌输孔孟思想，例如国文科的作文题目，竟是“仁与恕互相为用说”，很明显，其用意无非要求学生对孔子学说作一番申述。学生身心受摧残台湾《自立晚报》连载了一篇主张废除大专联考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联考“摧残学生身心，影响国家建设，动摇国家根本！”七月二十七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放榜之后话联考》一文，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联考对青少年的心理困扰，文章说：“联考所引起的问题似乎已成为社会特征症状之一。每年接近夏天，我们总可以从报纸中看到因它而引发的热潮，其中最明显的是，有关使头脑清醒和消除疲劳的药物广告突然上升，补习班的速成课程和考前猜题也充斥市面。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加深，因之而起的心理困扰也就开始层出不穷。”该文出自台北市立疗养院主治医师兼儿童精神科主任尹远程手笔，文章显示了由于教育制度，包括升学、联考制度的不合理，造成青少年三种心理困扰：一是精神官能症增加，据估计目前台湾患有精神官能重症者大约有十五万八千人；二是少年犯罪人数增加，在不到十年之间，青少年犯罪人数从每年四千多人增加到每年一万七千七百多人，其中在学青年占的百分比是三十九；三是学校心理卫生问题，台北某“国立大学”新生之中，有百分之三十点七显有各种心理、生理症状，其中有些是需要专家治疗的。这篇文章说，“不少学生对联考都存在着若干心理困扰，因为耐不住这种心理压力及挫折而产生了精神症状，甚至有离家出走或企图自杀及自杀的事件发生，这是一个悲剧。”这篇文章认为这次大专联考不仅有七万以上的落第考生，心理受困扰，“假设，一个有考生的家庭，至少有三个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父母亲和考生本人），那么目前至少已有三十万人正在遭受困扰。”联考欠缺公平台湾许多教育界人士对目前台湾的考试制度都表示不满，台湾报纸就曾报道一位省中校长甚至担心现行联考制度会有“机毁人亡”之日。不过也有人认为联考制度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公平。台北当局经常吹嘘大专联考制度在世界上办得最公平，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平等而已。
在大专联考制度下，实际上有钱人比穷人有利得多。有钱人的子弟读的是设备和师资较好的中学，全天读书，而且还进补习学校或请家庭教师补习，一年考不上改年再考；穷人子弟读的中学师资较差，又没有补习班，没有钱请“家教”，下课后又要帮着家庭劳动。如果在乡下，中学的师资和设备更差，下课后往往要帮忙种田。
因此，说台湾的大学联考有什么公平，简直是一种笑话，台湾的整个社会制度都不合理岂会出现合理的考试制度？台湾学生的心声台湾的青少年学生，对当局推行和宣扬的教育制度和孔孟之道，呈现出不满的情绪。
有一名考生在试卷上写了一段批判台湾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的文字。这位考生毕业于一所“明星学校”（著名中学），她多年以来一直向往着大学的生活，然而她却毅然牺牲上大学的机会，在考场用她的笔杆，向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联考制度，提出有力的控诉，她写道：“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联考制度下的牺牲者，教育至此地步，实令人痛心不已！”“我没有缺考，却作了无言的抗议”！我们从这名女孩子的“无言抗议”中，仿佛听到台湾一般青少年的心声。可以预料，他们的沉默控诉，终将爆发出猛烈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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