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十六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卡特不需要一个基辛格》,摘要如下:
    吉米卡特要是当美国的总统的话,他也将是美国的国务卿。“国务卿”将不会再享有基辛格今天所要求的那种优先地位。决定将由白宫做出。将优先根据一种重新取得的、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应遵循的道义要求来作出这些决定。同苏联这另一个世界原子大国之间的缓和,将既在军备监督方面,也在扩大经济关系方面继续下去。它不再会凌驾在美国同其大西洋伙伴的联系之上。缓和将是除下述领域以外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这个领域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其独有的战略核武库而必须单独继续进行限制这种核武器的尝试。将来的重要问题
    ——减少南北两方贫富国家之间的对立,这是卡特根据他自己的政治发展而特别容易理解的问题。同时这位当年的海军军官将使美国的国防,它的核威慑力量同苏联保持均势,尽管五角大楼的预算有很大的压缩。最后,鉴于同越南的痛苦经历,华盛顿将避免尝试在错误的地方使用力量而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卡特在这样一个领域里的愿望就是这样,在这个领域里他就象其来自佐治亚的搞地方政策的最亲密助手一样,几个月之前对此还很陌生。在卡特进入白宫的时候,这些愿望的实现会受到如下事实的阻碍,即: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于监督战略核武器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搁浅了,两个国家的军备连同其军费在不断地增加,近东的和平始终受到威胁,非洲的可能发生的冲突才刚刚有点轮廓,作为北约组织南翼的地中海地区的内部稳定弱不禁风,以及谁也不能够回答在以后北京的政策究竟会怎么样的问题。最后,美国总统作为西方领导国家的发言人,他的影响虽然将保持其份量,但若没有同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就是美国也对付不了今后巨大的经济问题。
    如果这位前佐治亚的州长在十一月份取胜的话,在预选的几个月里不时给卡特出主意的四个人,被认为可能担任国务卿之职:赛勒斯·万斯,林登·约翰逊的副国防部长;乔治·鲍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时的副国务卿;保罗·沃恩克,前副国防部长,死去的迪安·艾奇逊国务卿的好友;还有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约翰逊时期国务院计划司司长。这几个人是由东海岸新教“上层”——这个上层直到一九六○年担任华盛顿各届政府的外交领导
    ——和自此之后,在数量上要大得多的由学者、律师、商人和以往的大基金会的领导人组成的集团的混合体。
    卡特并不是非得要一个基辛格不行的人。基辛格在前段时间里也常常表示对这位民主党头号候选人的好感。他要搭一座通往卡特的桥吗?他在暗地里希望再有一个能象尼克松那样在外交上有力的总统吗?但卡特的信念使他不能推行尼克松的强权政治。他的口号是开放。这位戴着和善沈静的面具的高度敏感的人,充满了虚荣心,他不久就将能利用总统的优越地位来制订一种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为了取得成功必将包括很大的秘密领域在内。因为威尔逊的美梦早就破灭了,美国作为世界大国永远也不能回到这种幼稚的状态了。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七月十七日电】经过一次在纪录上是最长的内阁会议之后,于清晨宣布的政府施政纲领,是内战结束以来西班牙政府所发表的最自由化的声明。
    政府说,对犯人实行大赦将是在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采取的一个“真正的民族和解行动”。
    意味深长的是,政府第一次采用民主反对派使用的术语,说它将把“主权”还给人民。这是同佛朗哥独裁政权的一个明显的决裂,这显然只有在苏亚雷斯取代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阿里亚斯首相后才是可能的。
    政府说,它的政策将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以新的推动力继续政治改革进程和解决”由于一种使将近一百万人失业的衰退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政府施政纲领的要点是:
    大赦——释放“所有因政见和信仰原因被监禁的人……”
    民主——“政府表示,它确信主权归于人民,并宣布它打算进行合作,以建立一个以有公民权利和自由、一切民主团体有同等政治机会和采取真正多党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
    反对派——“鉴于存在着还没有在大选中受到考验的各种政治派别,政府希望公开尊重它们。政府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在它的工作中反映各种政治派别的意见。同友好的组织以及同反对派组织进行对话,接受批评和承认开明的不同意见对社会作出的贡献,都是本政府的基本行动准则。”
    对外政策——“政府肯定继续执行西班牙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表示它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
    【路透社马德里七月十七日电】苏亚雷斯首相的政府今天说,它将“把关于宪法改革的问题提交全国人民决定,并将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举行大选”。
    它保证要“建立以得到保障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和以接受真正的多党制的一切民主集团的平等的政治机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政界观察家说,按照这句话,根据刑法改革而仍处于非法状态的西班牙共产党最后可能合法化,如果它能证明它接受“多党制”(即政党自由发挥作用)的话。
    【美联社华沙七月十六日电】七名工人今天在华沙高等法院受到审讯,罪名是三周前在波兰拟议提高食品价格之后制造骚乱。
    有三个人是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六月二十五日,他们占领了附近的一个火车站,使交通中断了几个小时,抗议总理雅罗谢维奇二十四日宣布的提高食品价格的措施。华沙的这次审讯——表面上是公开审讯——是秘密举行的。西方记者不得进入法院。甚至阻止他们复写法院的正式议程,被告人的姓名以及被告将据以被指责犯罪的刑法条款。
    据被告家属说,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少则要坐五年牢,多则被判死刑。但是一些被告可能被指责在生产、运输和交通方面制造骚乱,这种罪名至少坐三年牢。
    【法新社华沙七月十七日电】可靠人士今天说,又有十七名乌尔苏斯工业城的工人要被指控同上月底发生的反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暴乱有关。
    象其他的七个示威者一样,这十七名工人将被指控犯有破坏铁路线的罪行。
    据这些人士说,示威者们被一架在现场上空飞行的直升飞机照了像。
    看到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中亚等地的市场上堆积如山的蔬菜和水果,我想:若把这些东西拿到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去该多好。事实上,到这些地方去旅行的人差不多都带着蔬菜和水果,而且有些人还利用私人汽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倒卖蔬菜和水果,大赚其钱。
    乘苏联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线飞机鸟瞰:西伯利亚,除去城市周围以外,几乎还是一片未经治理的荒原。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传统的农业地区,那里就象破碎的镶嵌工艺品,被杂乱无章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这对进行大规模的粗放农业,是不可能提高效率的。
    遍游苏联,令人遗憾地几乎看不到我在莫斯科电视上常看到的那种大批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轰轰作响地往返田间、农民们忙碌地劳动的情景,据说在东德、波兰甚至也经常遇到这种情景……
    确实,在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摆着日本不大容易看到的大型农业机器。但是,好象是因为机械质量低劣,保养很差,缺少零件和维修工,这些机器是很少能够充分运转的。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就亲自号召“要更加非常重视对机械、拖拉机的维修……”。
    在斯大林时代有一种机构叫“农机站”。到赫鲁晓夫时代,为了促进农村本身的独立和发展,把农机站降级为单纯的修理厂,而把农业机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交给了集体农庄本身。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态:很多觉得即使留在农村也得不到油水的老职员都流入城市工厂和新的建设工地,得到农业机械的农民,往往由于技术水平低,不会维修和使用。现在,在收入低、生活条件恶劣的农村里,普遍缺乏农业机械的修理工和司机。
    似乎是从今年开始,集体农庄农民也同普通市民一样发给一种身份证。以前,农民是没有身份证的,去旅行必需得集体农庄主席或者农庄委员会的批准和开介绍信。尽管如此,集体农庄的人还是以当工人、当兵、到城里工厂和新开发的建设工地就业为理由,设法离开农村。其原因就在于农村生活的贫困。
    就是在苏联外交部指定参观的伊尔库茨克近郊的集体农庄,尽管那里已安装自来水管,终于同水井告别了,但是,那一排排东倒西歪的房屋还是一九四○年以前实行集体化时修建的简陋住宅。这同墨西哥或印度的农村比较,相差无几。
    总有一天苏联农村会没有农民,也是可以想见的。最近,不仅男人,而且年轻的姑娘们也纷纷离开农村,说明了她们对城镇的响往。现在,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中,苏联是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约有一亿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四十年代为百分之六十,五十年代降到百分之五十,六十年代降到百分之四十,七十年代降到百分之三十,每隔十年就减少约百分之十。但是,农村人口的这种迅速下降并非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不仅不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农村人口过疏现象。因为过疏而缺少强壮劳动力,对今后农业实现现代化已成为最大的障碍。
    由于农村人口外流,苏联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流亡的农民成了城市工业劳动力的源泉。但是,依靠掠夺农业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资本主义走的道路,采取这种做法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
    总之,对农业的过度掠夺不仅会使农村荒芜,而且迟早会拉工业化本身的后腿。目前,克里姆林宫每当歉收之年,就不得不降低五年计划的指标,也是这个原因。
    对苏联经济实现自给自足的根本的财富源泉的农业,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克里姆林宫虽然迟钝但还是认识到了。它自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终于在相隔五十年之后开始采取重视农业的政策,开始对农业提供巨额的投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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