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六月八日、九日和十日连载一篇专访，题目是《访格林谈中国》，摘转如下：
（《文汇报》编者按：英国作家兼记者、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利克斯·格林，日前前往我国访问。在前往罗湖的火车上，格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提出他的一些见解。）
问：你可否谈谈西方社会人士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答：我记得，一九五七年我首次访华返美后（当时我旅居美国），我所说的关于中国的每句话，都受到右派政客和对新中国存有偏见的人士的攻击，希望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不再采取鸵鸟政策的人非常少，而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则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杜鲁门当时已卸任总统职务，但他在民主党的影响还很大。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写着：“我听说你曾到过中国，若你路过堪萨斯州时（杜鲁门当时住在那里），请你顺道来探访我。”当我路经那里时，我真的去探访他。见面时，他第一句话便问：“告诉我，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否真的如鸵鸟那样埋首沙堆？”我答道：“是的，先生，而且埋得非常深！”他立即说：“告诉我关于中国的实况吧！”结果，在以后的一个小时内，我讲述了我在中国的见闻。后来，他对我说：“你的见闻非常有趣，我希望你能写一个详细的报告给我。”我回答说：“可以，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阅读它，我不希望花整个月的时间来预备这份报告，而最后你却看也不看的便放在资料柜中。”他允诺道：“我不单会详细阅读，我还会把它分发到民主党的外交事务谘询委员会去。”后来，我写了一份报告给杜鲁门。他真的把它印发到有关人士中去。
在六十年代里，我曾多次访华。六十年代初期，我拍摄了第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片名就叫《中国》。那时，美国的政客和资本家还是非常敌视新中国。我记得我曾在纽约一间试映室放给二十名电影发行商看，但电影还未放完，大部分人已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两人。他们向我说：“格林先生，你真是何等幼稚！你以为美国会有人去看你这部中国纪录片吗？！”但我对美国人民很有信心，我觉得他们虽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但他们始终希望了解新中国实况的。于是，虽然我没有钱，但我在纽约租了一间戏院，租期一连十四个星期，每天放映七场，结果场场座无虚设，而且每天还出现轮候购票的人龙。很多美国华侨也来观看，很多人边看边感动得流下泪来。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祖国的真实面貌，我们的新中国真可爱！”
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国际威望日渐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正朝着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途径快速发展。特别是西方的年青人，他们对新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成就越来越感兴趣，对新中国的仰慕和尊敬也与日俱增。
当然，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理解，还未很完善。要正确认识和了解中国目前政治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西方对中国在物质上的成就，比较熟识。他们都称赞中国成功解决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称赞中国工业发展的飞跃速度。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访华回来，我告诉人们中国已能自制打字机，人们很惊讶的说：“噢，她知道怎样制造打字机，这是一项巨大的发展！”现在，中国更能制造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和先进的科技产品。人们知道和接受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但是，对于这些物质成就如何得来，对于带来这些成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许多人还未了解。
问：目前，世界都在谈论中国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你对这场斗争有什么看法？
答：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政治斗争往往很难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曾掌握国家部分权力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会“一夜之间”变成斗争的对象。这是因为西方人士不理解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思想和动力，也不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理想。
中国人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变修的经验便是一个反面的教材。中国领导人和人民都确认，苏联的统治阶层已变为官僚垄断阶层。这个阶层对外推行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它的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分别，所不同的是：在苏联，控制整个社会和挥霍社会财富的，是穿上共产党员外衣的官僚统治阶层；而在西方，则是赤裸裸地进行压迫剥削的大财阀。
苏联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因为，列宁死后，苏联的领导人以为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结构了，便忽视了阶级斗争和改变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工作。结果，被一些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国家的政权。
中国若不吸取苏联变修的经验教训，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在中国也会出现一些想把中国带往修正主义的人。故此，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将会继续。
西方人士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当中国出现一次新的阶级斗争时，他们便不理解。其实，天安门广场的斗争，反映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非常强大，任何试图使中国走回头路的鼓吹者必遭失败。
目前中国人民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朝气蓬勃和热爱自己正在建设的理想社会的表现，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表现。当然，新的一次斗争的出现，显示了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说的“四分五裂”，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和一小撮要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分歧。
这次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今后将有更多类似的斗争。
问：你可否谈谈你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答：在我看来，中国的革命，对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我将对世界的前景感到悲观。
西方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到达不能再延续下去的地步。人们对前途普遍地感到沮丧和失望，看不到将来整个西方社会的前景将会怎样。所有这些现象，显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走向一个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幸，新中国向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她的发展经验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发生的东西可以直接应用于西方的先进工业社会。中国的情况与西方非常不同，但中国的情况给西方显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若果人们改变目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取得决定自己和命运的权力，而不是由一种僵化不变的力量来控制他们，西方社会将能找寻到新的出路，和产生根本的、巨大的变化。
对第三世界来说，中国也提供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发展经济的经验。而且，中国坚决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进行反对导致压迫和剥削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
同时，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也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怎样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例如，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唤起人民群众向党内及国家机构内的走资派夺权，荡涤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些都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问：现在，西方社会对“缓和”又有什么看法呢？
答：西方国家目前对所谓“缓和”已感到失望，不少欧洲国家已从美苏两国不断加紧扩军，以及从苏联过去一年的加剧军事冒险和扩张势力范围，看清所谓“缓和”的实质，而对“缓和”加强了警惕和戒备。
事实表明，在“缓和”的背后，双方正在所有范围内进行非常剧烈的争夺，特别是苏联，在过去一年内疯狂扩军，她已把海军势力伸进印度洋、大西洋和地中海，更以所谓“支援世界革命”的借口，把黑手伸进安哥拉，以便把安哥拉作为她渗透非洲的一个据点。
自越战后，美国已在退却和逐渐处于劣势，她的军事实力已受到苏联的挑战。美国与苏联军事上的竞争，已处于被动的地位。
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夺，最终将导致双方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虽然美苏在“缓和”的烟幕后，争夺势力范围，企图称霸世界，但她们却低估了第三世界的力量。第三世界日渐壮大，将不会继续被两个超级大国牵着鼻子走。石油出口国家联合起来斗争而取得胜利，便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中国说全世界人民最后一定胜利，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我记得，越战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倾泻大量最新式的武器进入小小的越南，每天进行三至四百次的空袭，炸毁所有桥梁、道路和除河内及海防以外的所有城市。当初，我以为越南人民将无法继续抗击下去。但一位中国领导人却很有信心地向我说，越南人民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他的话好象是废话，但是历史证明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时事社东京六月十四日电】自民党的河野洋平等参众两院志趣相投的议员六人，十三日决定退出自民党并成立新党。河野等人要退出自民党并成立保守派的新党，是为了重建日本的保守制度。一直为“三木下台”而风波不平的自民党，因此而面临着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据自民党人士说，决定退党的是川田诚一、河野洋平、西冈武夫、山口敏夫、小林正已（以上为众院议员）、有田一寿（参院议员）六人。
河野等人大约在半年前就认为在现在的自民党政权下是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就以政治工学研究所（主办人是河野洋平）为中心，研究成立新党。
作为决心退出自民党的原因，河野等人指出的最大原因是：“尽管日本国民大多数都喜欢保守政治，但目前的自民党却不能满足这个愿望”，他特别指出，最近，财源问题和洛克希德案件等一连串丑闻使国民对自民党感到失望。
由于这样的状况，河野等人认为留在自民党内推行政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决心退党。
【时事社东京六月十四日电】题：为阻止加入河野等人的行列，政府和自民党首脑匆忙商讨善后办法
自民党的河野洋平等六人开始朝着脱离党的方向采取了行动。这给了围绕着“三木下台”问题波澜起伏的政局以新的冲击，政府和自民党十四日中午在首相官邸召开首脑会议，匆忙商讨善后办法，打算首先要全力以赴地制止退党的人在党内进一步增加。椎名副总裁正在开展促使三木下台的工作，而现在，三木派中也有两人退党。对此，三木首相非常忧虑，流露说这是“棘手的问题”，认为事态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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