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一九七六年春季号刊登罗·利文斯通（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跟上来了》，摘要如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将进行一场全国性的辩论，讨论如何制定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是否要制定这样一种政策。自从施密特任总理以来，西德的国际威望已有显著提高。他在西欧和国际经济政治领域中，继续发挥一定的独立自主精神。西德所取得的成就，已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种“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目前西德已成为除美国之外，唯一可称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的国家。西德有三百五十多亿美元的货币储备，是世界上货币储备最多的国家，比美国还多一倍。它的对外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一九七四年有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一九七五年仍将有相当大的顺差。自一九七一年以来马克已增值了百分之三十。西德的通货膨胀率是西方大国中最低的。按人口平均计算，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大国中仅次于美国而占第二位。西德工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已超过美国。施密特说至少在国际货币问题上，西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与美国不相上下的世界大国。政治“自信心”的增强近二十多年来，西德的“经济奇迹”已成为其国际地位的主要支柱。它已愈来愈倾向于公开地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达到政治目的。
施密特曾公开指责美国总统，说美国的经济政策是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施密特和他的财政部长阿佩尔，在石油美元回流和出口原子能技术等问题上，也与美国分庭抗礼。他们甚至反对关于购买美国设备和证券来帮助支付美国在西德驻军财政开支的协议。
西德曾试图促使欧洲共同体带头向葡萄牙政府提供紧急的经济援助，而当英、法反应冷淡时，它就自己干起来了。施密特还展开了有力的活动，说服北约其他盟国反对基辛格要把葡萄牙开除出北约的计划。波恩政府还沟通了与西班牙政治势力的联系。在美国对土耳其的军援计划中断期间，它向土耳其提供了武器零件。
七十年代早期的东方政策，就预兆着变化。在施密特执政之下，西德在自行决定如何最好地运用它的经济力量，决定支持外国的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在国际经济政策的许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等等，已表现出逐渐增长的自信心。军事力量的扩充西德的坚强的经济力量使它能在北约中采取有效和谨慎的军事行动。西德不断增加其武装力量，目前已建立了一支有四十九万六千名现役军人的国防军，并发展了一个有竞争能力的军火工业。它所生产的豹式坦克的数量，几乎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所生产的当时的那种豹式坦克一样多，并且有向美国出售这种坦克的很大可能性。在北约中，西德军队是唯一能算得上的欧洲地面部队，并有能力保持装备良好。它同美国一起，在北约军事方面处于完全的支配地位。战后所受的约束和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战后战胜国对西德规定的约束，减慢了它的国际地位的发展。最熟知的限制，是五十年代接受它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的条件：非核状态和把它的军队完全并入北约。这种限制将继续存在。
西德过去一直特别注意东方，尤其是东德和苏联，因为只要民族观念仍然具有重要性，西德在易北河以东就有重大的利益要去寻求。因此，西德卷入东德的动乱或柏林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有一九七一年的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协议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承认，但柏林和东德仍然是缓和最可能破裂的两个地方。
西德对苏联与东欧总要有一个东方政策。特别是较弱的东德对波恩的政策仍有疑惧。这就使西德人采取行动时小心谨慎。此外东德的存在，也为第三国提供了一个直接插手德国内部事务的可能性。别国可用帮助东德的办法来损害西德的利益。这些都是波恩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与上述有关的另一约束，起源于四大国对柏林的占领。美、法、英是西德在西柏林利益的托管国。这样就使得三国直接卷入德国内政合法化。西方三国与俄国人之间关于柏林问题的安排，也增加了莫斯科干预西德政治的能力。因此西方三国在柏林的独特地位对波恩起着约束作用。波恩懂得，为了得到三国的支持，它必须继续付出政治代价。
很明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家所习惯了的那样一个西德的形象，不会再继续保持到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了。它将不再是一个满足于继续当政治侏儒的经济巨人了。
施密特和目前一代的政治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说明，美国与之打交道的将不再是愿意全盘接受美国领导地位的西德了。美国面临的危险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西德将会相信要实现德国的人格就必须全面地拒绝美国的领导。
但是，如果认为西德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就能够在全世界，即或在欧洲，担任一个范围广阔地积极活动的角色，那也是错误的。西德虽然具有那样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能力，但那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束缚，将继续妨碍它担任这样一个国际角色。
在目前美德关系的外表之下，深藏着一些基本分歧。就柏林问题而言，没有一个波恩政府能够在政治上经得起对此问题作出让步，但是美国政府却接受了莫斯科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默契：“你们控制住你们的德国人，我们就控制住我们的德国人”。在国际贸易和货币问题上，美德之间也会发生更多摩擦。
对于一个抱着日益加强的自信心的西德，美国试图用四年前基辛格在“欧洲年”讲话中提出来的策略，即利用西德在安全方面的依赖性去控制它的国际作用，谋取美国经济或政治上的短期利益，这是行不通的。
【法新社巴黎六月十三日电】在过去几天里法苏关系显著地冷淡下来了，但是现在要说这究竟是标志着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呢，还是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还为时过早。
麻烦是由于法国在国防和黎巴嫩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关于前一个问题，法国防务首脑梅里将军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法国已经采取以扩大它的第一线防务（显然是针对东方的）这一原则为基础的新战略思想。
最初莫斯科没有发表评论，只是报纸报道了梅里将军的文章。
直到梅里的论点在北京得到赞同，莫斯科才开始直接攻击他的看法。
六月九日《真理报》和政府报纸《消息报》联合攻击了这位法国司令所概述的“新形式的战略”，并且对“修正戴高乐将军所概述的法国防务政策的基础这种作法”表示遗憾。
尽管攻击是尖锐的，但是观察家们在预言这对整个法苏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方面非常谨慎，而且不愿谈论这种关系的明显“恶化”。
他们追述，一九七四年初，在当时的法国外长若贝尔向西欧联盟阐述他对西欧防务的看法时，莫斯科提出了同现在人们听到的相似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影响法苏关系。
在黎巴嫩问题上，莫斯科由于德斯坦总统的建议而感到不安，德斯坦总统建议，最终应该派法国军队到那里去。
但是观察家们指出：第一，莫斯科的反应来得很慢——在德斯坦第一次提出他的建议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才作出反应，第二，塔斯社发表的谴责“外国干涉黎巴嫩的企图”的“授权声明”看来主要是针对叙利亚的干涉，其次才是针对法国的建议的。
此外，负责的法国人士认为，由于法国从来没有考虑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涉，也不属于塔斯社提到的“正在发出威胁的国家集团”，因此法国无须认为自己受到塔斯社声明的影响。
【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月十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俄国面临它的同志们的挑战》，摘要如下：
在欧洲二十八个共产党的代表今天在东柏林开会讨论最高级会议的计划时，苏联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的要求会遇到决定性的挑战。双方的立场都更强硬了，忠于莫斯科的一派和现在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之间的鸿沟更大了，“欧洲共产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的名词。
就在昨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和铁托总统的左右手之一多兰茨在罗马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自治、独立和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独创道路”的权利。
对于现有的在苏联授意下草拟的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声明草案，已经提出了八个修正案，其中七个是南斯拉夫提出的。部分是为了保全面子，意大利共产党现在说，在意大利选举后如此迅速地召开最高级会议是不方便的，它建议推迟到秋天。
这肯定是为了赢得时间。但是这也意味着进一步公开讨论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苏联党的态度愈来愈两极化的问题。这种争论虽然部分是用意识形态术语进行的，但也涉及苏联党在共产主义运动内的影响以及苏联想成为共产主义集团中的一个国家和领导者的兴趣。勃列日涅夫差不多在两年前就发起为欧洲共产党最高级会议作准备。
最初的目的是重申苏联党的领导地位，为欧洲共产党制定共同的战略，并且指责北京的变种的共产主义。其中哪一点都没有达到。
旷日持久的筹备会议已使欧洲共产党内以及它们同莫斯科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表面化了。争执不再是莫斯科是否当领导，而是克里姆林宫是否准备接受平等关系，按照这种平等关系，各国共产党可自由选择其策略，自由调整共产党的信条，甚至可对苏联本国的国内政策提出批评。
现在，“欧洲共产党人”坚持，（苏联）必须放弃“领导中心”的想法。这是莫斯科不得不忍受的苦事，自从独立的方针可能证明是一种传染病以来，莫斯科更是如此，这种传染病最后甚至会影响到苏联帝国内部的那些忠臣和苏联人民自己。
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对这些问题感到担忧，同时，据说，该领导集团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欧洲共产党并不在它们的政策中采取一致立场。但显然，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共同关心的是：利用共产党最高级会议来确定某些基本原则。第一、它们需要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下一个定义，该定义承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拥有主权和平等的各党之间合作的原则，而不是象莫斯科所需要的那样象征着苏联党的领导。第二、它们坚持要在最高级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而拒绝接受苏联如下的建议：个别党可以对共同宣言中那些不符合它们主张的部分不予签字。第三、它们拒不接受苏联要把这些欧洲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形成制度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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