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2日参考消息第4版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号以《新中国的女性》为总题目，刊登中国血统美国籍作家於梨华的访华特写之四，题目是《我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妹妹》，摘要转载如下：
    我对她最早的记忆，是她两岁不到，我还不满五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一个乡下女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来我家，同我母亲说话，说完话，她把那个小孩交在我母亲手里，自去了。她去后那个小孩就哭个不停，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母亲找了那个乡下女人回来，把那个哭的小孩带走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小孩是我的妹妹。
    我是老二，上面是个哥哥。母亲生了我之后，患了伤寒，很严重，差一点过不了关。因为这个缘故，她不能奶我，我是被送出去给人家奶大的，我底下，母亲连生了两个女儿，她们象我一样，都是送出去给别人养的。我相信，如果这两个是儿子，就决不会被送出去，因为在我二妹以后，我母亲连生了四个儿子，他们都是她自己带大的。我这样说，与其说是责怪我父母亲，还不如说是责怪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
    大概我读初小四年级时，因父亲职务关系，我们举家迁到福建省去了。所谓举家，是我的父母亲，我，及我的大弟。那时我哥哥过世了，我底下的那个妹妹，自从那天被那个女人带走以后，始终没有看到过。她下面的妹妹，根据后来母亲说，是因为当时家里景况不好，不能把所有孩子都带走，所以把她寄放在我的姨妈家。
    到福建的两三年后，二妹由一个远房的亲戚从故乡带来。至于大妹，却始终没有消息。后来固然母亲再三说曾托人去她寄养人家要回，但她始终没有来归。然后，中日战争的火焰烧到我们居住的小城，我们一家，父母及两女两儿，开始一段漫长的流浪迁移的生活，最后在四川古城的成都定居下来。我不知那时父母心中可曾想到，在这个安定的家之外，还有家的一分子，不知流落在何方？而我，大概已到了懂事之年，偶尔会想起在远方的一个小村庄，有我的一个骨肉同胞。
    抗战胜利，我们先回上海，才转到乡下。我们安顿下来不久，当然即去各处会亲探友，到姨母家时，才知道大妹跟着领养她的人家，早几年迁到上海去了。亲戚在闲谈中问起母亲到底预备怎么安排这个陌生的女儿，母亲倒是毫不犹疑地说：““当然要设法将她领回来。”
    听母亲的口气这般坚决，我心里就很踏实，觉得看到妹妹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但我不久却被送到城里的一个初级中学，继续我的学业，寄宿在校，只在放假期中才得回家。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到我们要去台湾的时候。国外的二十多年，每当有人问起我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时，我永远只是说：“一个妹妹，四个弟弟，但是我还有一个妹妹，她……”问的人看到我沉重的脸色，以为她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都没追问下去。但是我自己一直追问着，她在哪里？她在做什么？我时常想念她，有强烈的欲望想认识她、亲近她，而她就成了我千方百计的设法回国的原因之一。探亲栏上，她是我第一个要探的亲。
    但我是毫无信心我能见到她的，自我们离开上海之后，音信隔绝，二十六年来，祖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哪儿去找她？她是否愿意见我？我是她的姐姐，但对她来说，我只是个驮着小资产阶级的包袱的陌生人。带着这份怀疑、期望及忐忑不安，我到了北京。但在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上，我已将我妹妹的情况告诉了接待我的同志。她安慰我说，既然在申请表上填了要探她，我们会尽量帮你找到她的，而且我相信，她肯定是愿意见你的。
    到北京的第二天，章同志拿了张纸，笑嘻嘻的跑来找我：“找到你妹妹了，她在上海，这是她的地址。”我接过纸，讲不出一句话。她见到我手里的纸在抖动，握住我的手臂说：“写封信给你妹妹，告诉她你哪天到上海。”
    我在房里的案前坐下，刚写下了她的名字，就已不能自禁了。坐了半晌，才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大意是说我是她的姐姐，我千里迢迢的回国来，很想看她。虽然我们从不曾在一起生活过，但我常想念她，尤其是最近几年。她愿意见我吗？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开头的第一句是“亲姐你好”！不用看底下，我就知道我们姐妹会面有期了。到上海之后，立刻打电话给她，在等她来接的那几分钟，异样的激荡。然后她的一声：“侬阿姐是勿？”立刻戳破了我的泪袋，但是我的声音是笑的：“是，我是，对，我到了，你明天傍晚来，好，好，明天见！”
    第二天我们整日参观，回旅馆，刚进大门，就看见她坐在那儿。不用任何人指明，我就知道她是我的妹妹，一个陌生的亲人。抢上一步，我抓住她的肩，叫她的名字。这时我仔细端详她，没有烫过的短发已有几根灰白，没有擦粉涂脂的脸已有若干皱纹，但眼睛是有神的，嘴唇是有血色的。脸颊不苍白，加上一个十分壮健的身体。她的爱人及女儿，我的妹夫同甥女，都与她一样，殷红的脸色，健壮的身体，十分自然的笑意，为我们姐妹的重聚而高兴的笑。
    我问她许多生活细节，她很平顺的说：
    “我十八岁就结了婚，嫁给他，”她侧过脸朝她爱人看了看，他随即红着脸笑起来，“当时我已经很明白事情了，曾经把结婚照寄了张给亲爹娘，不知你们收到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家里收到过的，但那时我在大学里寄宿，家里想必忘了向我提。
    “你现在做什么事？”
    “我在钨丝厂里做女工，我算是那一小组里的领导人，因为我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她一直是带点寂然的表情在述说着过去的种种情形，但现在她脸上倏然开朗，很兴头地看住我的脸说：“我每月赚六十三元钱，他呢，赚九十出头，我们老大在船厂做事，每月还寄二十元回家来，所以我们每月收入有一百七八十元，现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人加上她，”她指指坐在一旁听着，留两条乌亮辫子的女儿，“还有我婆婆，一家四口过得很舒服的。姐，你一定要来家里看看，跟解放前比起来，那……”一直很沉默的我的妹夫忽然插嘴说：“那简直不能比。”
    “阿姐，你以前也在上海住过，你总记得以前马路上有多少瘪三叫化子？现在你看看有没有？我可以陪你出去走，哪一条街都可以，包管你找不到一个，半个！”
    我笑着说：“不用去找，我也知道找不到的。”
    我开玩笑地赞赏她：“你只念到小学四年级吗？我不相信！”
    “阿姐你不要取笑我，我的文化水平怎么能么同你的相比呢？”
    “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正色说：“固然我比你多读了几年书，为了追求这个虚名，等于流落在外国，错过了自己国家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而你，身历其境，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经验，那岂是我在几年书本中所能得到的东西？！”
    “大姨，你讲讲你在国外居住的情形吧？”在边上听得很出神的小外甥女趁机说。
    “好啊，说起话长哩，大姨妈先请大家到楼下餐厅吃饭，吃了饭再慢慢谈吧？”
    我以为会有许多时间同妹妹在一起的，事实上不然。我在上海的几天，除了参观工厂、工人新村、鲁迅纪念馆、少年宫、工业展览等等之外，还要同工人作家讨论创作的理论，参加工厂的理论队伍成员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座谈会。我妹妹虽然为了我而请了假，但白天我多半不在旅馆，只有晚上才见得到面；而晚上我们多半有文娱节目，每次她来，我拉着她就走，一起去看杂技，还有《杜鹃山》，看完她就要回家了，所以简直没法详谈。即使这样短暂匆促，我们每见一次，就每近一次，初次的陌生及不习惯的感觉，好象是久远之前的事。
    我实在没时间去她家过夜或吃饭，但却抽出时间去了她家。她家在一个小弄堂里，巷很窄，两旁密密麻麻，尽是人家。但巷子扫得一干二净，就显得蛮明亮。我妹妹家在二楼。窄窄的楼梯上去，两间不算大的房，前房大些，有张双人床、五斗橱、方桌、衣柜等。家具却是红木的，光洁明亮。屋里坐着我妹妹一家人，及邻居的婆婆姑姑的，满满的一屋子。桌上摆着上海出的汽水、巧克力糖、蛋糕及糖果。她同她婆婆递茶递吃的，忙个不停，加上巷对面二楼上的邻居都拥出窗口，七嘴八舌的叫着我妹妹的名字：“这就是你亲姊呀？像得来！一个印版出来的哩！不要怠慢她呵，这么远跑来看你！”
    我妹妹又兴奋，又不安地站又不是，坐又不是，嘴里不停地说：“阿姐，你吃嘛！”
    我心里被她的亲情及她邻居们的友情塞得满满的，只是咧着嘴傻笑。
    我问妹妹：“你在这里住了多久？”
    “好多年罗，解放后就住在这里的。阿姐，你住的地方不会这样挤吧？”
    我摇摇头。当然无法告诉她我们有幢房子，但我们也是房子的奴隶，春天撒籽，夏天割草，秋天扫叶，冬天冒着苦寒铲六七寸厚的雪，而房子真正的主人却是银行。等你把银行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债还清时，你已经是个佝偻着背，无子无女的老人了，这时候你就得向吸了你二三十年青春的血的房子告别，而搬进等死的老人院了。
    当然更无法告诉她，住在城外郊区的独幢房子里的寂寞，邻居不会隔着窗子对你叫：喂，好好招待你的客人啊；有事也不能朝对巷叫一声：喂，替我看看小毛，我就来。你病了，如果家人不在，你的邻居不会知道。没法向她解释什么，只好摇摇头，说：
    “是，不象你这样挤，但不如你的舒服。”
    乱哄哄的，当然不能详谈什么，下午还有节目，有人来催，我只好告别，又是一大堆人送我。邻舍隔壁，都要出来看看这远地来的姐姐，有的一直跟到巷口，她走在我边上，直说：真没有想到你会来找我的，声音逐渐硬了。我拉她手，拍她臂，说：我过一两年还来看你，也许到你家来住一两天。她这才高兴起来。
    临离开上海前夕，她早早的就来了，我们一起去看了样板戏，她再回到我旅馆来。出奇的沉默，我知道她被别离所苦，我自己也堵着一腔惆怅，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人对坐半天，她说：“替我问爹娘好。近来我常常想起他们，现在你把他们的情形告诉了我，阿姐，我真感谢你。”
    “不要。我来找你，一方面是手足之情，另一方面，是道义上的；我必须找到你，看到你，知道你很好，我才觉得这次来，是满载而归。”
    “姐，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现在还是旧社会，也许你看不到我了，因为象我这样，一个女工，也许早被冻死饿死了！只有在这个新社会里，我才被当作一个人，只要我对国家有贡献，哪怕我没读过一天书，我也同样被看重，不会比文化水平高过于我的人差。所以在新社会里的工人，和旧社会里工人的意义不一样。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工人。那时候是为老板做一天十二小时的牛马！你稍稍伸一下腰，歇口气，工头就走过来，虎起一双眼，骂：‘阿是想吃生活？’”这是她第一次说那么多话，我简直听得呆了。“现在可不同了，现在大家都为国家做，为国家建设。国家给我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总的目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朝这个目标走，社会上再也不会出现大财主、大地主来剥削我们。因此我们更要努力建设国家。阿姐，你听得厌死了吧？”
    “一点也没有，一点也不！你再说下去。”
    “没有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只是要你转告父母亲，我很好。”
    “会的，我也会转告他们你刚刚说的话。真的，大妹，看到你是件喜事，但看到你这样，我真为你而骄傲。我没白来。” Zl8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