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八日电】题：里根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看法汇编
下面是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在一九七六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关于对外政策的看法汇编，是由在华盛顿的这位候选人的竞选总部提供的。
缓和我们听说，缓和是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最大希望。虽然它可能带来希望，但是，只有我们对它不抱任何幻想时才能带来希望。当我们坐在谈判桌旁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坐在桌子对面的苏联代表将会放弃他们不得不放弃的尽可能少的东西，而要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多的东西。他们一向是顽固的谈判者，我们也应当是顽固的谈判者。如果缓和是一种有往无来的事情，缓和就会失败。如果它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事情，那就可能取得成功。当关系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只有我们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和只有我们愿意在必要时进行自卫，我们进行谈判才能获得成功。
防御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持强大，并在国际交往中首先考虑我们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在进行交往时牺牲别人的利益或是对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不采取慷慨态度，而是这确实意味着要始终知道，我们不应当只是为了达成一项交易而抛弃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以前说过，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是不能亚于任何国家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打仗，而是因为我们想保障和平。由于牵涉到目前这样大的利害关系，成为第二位的国家就等于成为最末位的国家，这样就会招致战争。
自一九七○年以来，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这种情况在所谓缓和的这些年中一直继续下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除非我们现在就开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在军事防御能力方面决不亚于任何人，否则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也不可能保证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继续存在下去。
例如，这意味着，我们是经受不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使用的那种含糊不清的定义的。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还商定严格限制一种重要的防御武器系统（反弹道导弹），在这方面，我们在技术上保持大大领先的地位。对我们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不应重新出现。由于我们有了巡航导弹，我们在技术上也是大大领先的。今天，这种导弹是我们保持一种充分的军事防御力量的最好机会。决不能为了换取苏联某种摆摆样子的让步而使这方面受到损害，极为肯定的一点是，这种导弹对我们的价值比起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对他们的价值要大得多。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要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从一种坚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我们不应当急于达成一项协议，以致我们作出不必要的让步，因为作出这样一些让步就是刺激苏联要得到进一步让步的胃口。赫尔辛基去年秋天，我国政府签署了赫尔辛基文件。对于签署这项文件的会议曾经大肆宣传，以显示许多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看来我们签署这项文件主要是对苏联的一个让步，是希望苏联在即将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抱有良好愿望而作的让步。
这使苏联在宣传上“得到好处”。实际上，我们同意使东欧边界合法化，从而在法律上默认千百万东欧人丧失自由的事实。
在赫尔辛基会议之后，苏联迅速地表明，他们热衷于进行的所谓“解放战争”并不受这项文件的影响。换句话说，存在着双重标准。其他人都要尊重东欧现状，而苏联却可以到处随心所欲地进行殖民冒险。
将来签署协议——诸如限制武器协议——时，应当对我国人民说明利害关系。
中东美国在帮助中东建立脆弱而有希望的和平方面一直充当调解人。
我们必须继续小心翼翼地为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努力。最后协议中必须保证以色列国的前途。必须倾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呼声。但是，我还不能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说话。巴拿马运河六十多年来我们管理的运河，对所有希望和平利用运河的人都是公平的。但是十五年来，我们自己的国务院就一直在宣传，我们在巴拿马的存在是以长期租借巴拿马领土的形式出现的一种殖民主义。一九七四年我们的国务卿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实际上是对我们在运河区的领土主权提出怀疑。
现在是提醒我们想到一九○三年有美国、英国和巴拿马参加的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的时候了，该条约使美国在运河区拥有排他性的主权。我们不但向巴拿马政府付了款，还向运河区私人拥有的土地的每一位业主购买了土地。巴拿马政府的各部分——行政、立法和司法——都采取了行动承认运河区是美国的领土。
古巴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卡斯特罗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就明白表示他敌视我们，甚至轻视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务院一些时候以来对他一直是越来越热情，作为恢复贸易和外交承认的先奏。
对古巴问题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要卡斯特罗停止输出革命，我们就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不会谈正事。
非洲看来我们采取了一种对南非人民发号施令的政策，并且冒着加剧一个已经陷于巨大的对抗和困难的地区的暴力和流血的风险。
我们必须避免在一种具有潜在的爆炸性的局势中作出感情冲动的反应。罗得西亚的任何过渡过程除了保证多数人充分参加以外都不应该忽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假定我们谋求纠正我们认为存在于非洲的不正义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我们无视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亿万受奴役的人的困境呢？
我们不能一夜之间就治好世界的弊病。种族正义这个大问题在国内同非洲一样是重要的，在我们飞到其他国家领土去企图向他们发号施令之前，最好先整顿好我们内部。
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使我们获得极好机会来挫败苏联的扩张主义。但是我们后来的行动仿佛我们认为苏联人将要继承整个地球似的，从而失掉了我们曾经取得的势头。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美国两国说来，和解能够使我们都获得好处。如果小心翼翼地培植两国关系，这种关系就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的抗衡力量。
同时，我们对我们的盟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负有义务，我们不应当撤销我们对它的承认。实际上，如果大陆上的中国人看到我们抛弃我们的义务，连他们也可能对我们的可靠性抱有怀疑。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三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科学领先地位在不断下降》，摘要如下：
据全国科学基金会发表的、由福特总统递交给国会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美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在过去十五年里遭到了侵蚀。
这个报告说，象苏联、西德、法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在提高创造性、加强对科学及工人生产率的支持方面一直是比美国快。
这个报告指出了这样一些主要趋向：
——外国发明者获得美国专利权的人数猛增，外国专利权现在占美国专利局所发的专利权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外国提高了工人的产量，法国的生产率从一九六九年占美国的百分之五十六上升到一九七四年占美国的百分之八十，西德从百分之五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日本从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
——美国花在研究和试制上的支付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人口的比例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西德和日本则激增。
福特说，通货膨胀和衰退对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个报告说，过去十年来，联邦在空间和国防研究上的支付的减少，大大超过了支持卫生和环境研究的费用的增加。主要因为美国的研究和试制的支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三的高峰降到了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二点三。
这个报告说，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西德的科学和技术支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美国。
以一九六七年的美元计算，这个国家花在研究和试制上的全部费用从一九六○年的一百五十四亿美元增加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二百三十七亿美元的高峰，然后慢慢地削减到一九七四年的二百二十一亿美元。这个报告说，从事研究和试制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一九六九年的五十五万八千人减少到一九七四年的五十二万八千人。
为给全国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提供材料，格尔曼研究协会对过去二十年的四百九十二项“重大的技术创造发明”作了专门研究。研究的范围包括一些创造发明的应用，如激光、口服避孕药、气象卫星、核反应堆和集成电路。
格尔曼的调查报告说，在四百九十二项发明中，美国占了三百一十九项，但是在总数中占的比例数从一九五三——五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五降到了一九七一——七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八。
全国科学委员会报告说，美国发给外国人的专利权数目的急剧增加表明，可给予专利权的享有国际荣誉的创造发明的增长速度，其他国家的比美国的要快。
虽然美国给予专利权的总数从一九六○年的四万七千一百七十项增加到了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九项，可是给予外国人的专利权的总数却增加了两倍，从七千六百九十八项增加到了两万二千六百三十八项。
这个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美国给予西德人专利权的数目超过了西德给予西德人的专利权数目，也超过了西德给予美国发明人的专利权数目。西德人的获得占了美国全部专利权的大约百分之八。
这个报告列举了美国继续保有技术实力的若干例子。
这个报告说，自从一九六○年以来，美国从国外收取的美国创造发明和“技能”使用费增加了两倍，反之支付给国外的钱增加了三点五倍。在一九七四年，美国收入的总额为七亿八千万美元，而支付的总额为一亿八千万美元，从而技术贸易顺差达六亿美元。
这个报告说，自从一九六○年以来，美国在诸如飞机、电子产品和化学品等这样一些高级技术工业方面的贸易顺差增加了三倍，而在商业方面的贸易赤字却急剧地增加了，商业方面在研究和试制上几乎没有花什么钱。
这个报告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整个工业花在研究和试制上的费用大约与它花的广告费用一样多，大约相当于它花在建新厂和新设备上的费用的一半。
这个报告说，由于政府对国防和空间项目的支持在减少，工业本身所提供的工业研究费用的比例从一九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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