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纽约三月十日电】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天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军事预算的削减，已使得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拉姆斯菲尔德在纪念路透社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国变得在军事上比苏联差的话，世界就不可能保持稳定。
拉姆斯菲尔德说，在美国和西欧放松它们的防御准备时，苏联却在迅速发展其军事力量，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他说：“我们谋求松弛紧张局势和降低对抗程度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必须按其本来面目来理解这种政策——这是在同某些国家的关系方面采取的一种作法，这些国家不是我们的朋友，不赞同我们的原则，没有得到我们的信任，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表现出想要使用这种力量来危害自由。”
他说：“这样一种关系，如果是审慎和现实地加以对待，是明智的。但是，要想得以成功，还必须实现两个基本的条件：首先，我们保卫我们利益和理想的意志不能松懈。其次，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是实在的和令人信服的。”
拉姆斯菲尔德说：“过去的十年到十五年里，我们忽略了第二个条件。我们看到国防预算被削减了——单在过去的六年中就削减了三百八十多亿美元。回顾起来，必须认为这种削减是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上的。
“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可以看到，而且在西欧和世界其它地方也能看到……那里的自由国家对于提供费用使他们今后受到保护，采取了类似的松懈的态度。”
拉姆斯菲尔德在讲话中，指责苏联谋求把它的制度强加给其它国家。
他警告说，苏联不断扩张的力量“今后可能把其它国家的人民置于他们的影响或统治之下，如果各国人民和我们对这种压力没有准备和在这种压力下屈服的话”。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十日电】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军队——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是面对西方的——总是处于进攻状态。这支军队得到一个军备工业的支持，这个工业花费国家的财富的比例，同希特勒把人类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所花费的一样多。
这个国家就是苏联。温斯顿·丘吉尔（三十五岁）由于意识到他叫的那个伟大的名字以及作为下院议员的责任，用了大量时间来分析这一点在克里姆林宫的人们的脑子里可能意味着的东西。
四十年前，他的著名的祖父发出了警告，当时的政府基本上没有理会这个警告，而在理会它时已来不及了。
今天，小温斯顿是保守党中因俄国言行不一而最为坚持地敦促美国和西方联盟采取更坚决的立场的人物之一。
但是他并不孤立。其他一些英国政治家对于俄国在非洲进行的干涉也感到担忧。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应该寻找其它办法来实现罗得西亚的多数统治，而不要发生可能得到莫斯科的古巴雇佣军的帮助的，一些非洲人所扬言要进行的那种“大屠杀”。
他们也象他一样担心，如果八十四岁的铁托有个好歹，苏联人可能会捏造出一种“邀请”，开进南斯拉夫去维持秩序。
丘吉尔认为，他们一旦进入那里，跨立地中海北岸，他们就会在那里呆下去。
丘吉尔对于当今的世界作了他沮丧地称为的“相当悲观的估计”。
他说：“使我深为担忧的是，根据一切迹象表明，今天再次出现三十年代的情况，即有一个以极权主义独裁政权领导的国家，这个独裁政权不仅一心要在国内执行一条压迫的路线，而且更严重的是，一心要在控制世界、把它的统治强加于世界其它地方的道路。
“人们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就是从墨索里尼在非洲（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侵略，开始猖獗起来的。这一点再加上建立一个比自卫所需要的还大许多倍的战争机器，是使人们担心的重大原因。
“他们的整个经济是与战争体制相适应的，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在他们向我们提出挑战的情况下，处在危险地位的是非洲。这个挑战是非常难应付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应付它，苏联人就会获胜，如果我们应付得不当，我们就会使我们自己只是在支持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数了。
“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如果西方有应付这种挑战的决心，那么抵抗的方针必须建立在非种族的基础上。”
他说，这意味着向南部非洲以及向一些黑非洲国家提供军事武器，同时把一个重要的海军特混舰队集中在南大西洋，“以保证苏联人不能利用他们无疑想在安哥拉建立的基地，在这个地区建立任何海空战术优势”。
丘吉尔说，虽然俄国目前进行挑战的地点是非洲，但它在各地的挑战实际上都是针对西方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十一年，在业已独立的国家中约有二亿人民“仍然处在俄国的坦克履带之下……请大家不要认为，在俄国的地位十分强大而其他国家的地位十分虚弱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使非洲、亚洲以及最终它使欧洲殖民化并控制它们。
“我认为，如果不协调一致地抵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铁托去世或不能工作之后苏联接管南斯拉夫时，我们就可能看到这种东西越来越靠近我们家门。
“在这方面，我认为，人们可能看到这种可能性：不是打核战争，而是在离西方民主国家的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大规模地加强军事力量，以致这些民主国家会仅仅由于外部压力与得到外部支持的第五纵队的大规模活动的结合而屈服。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
丘吉尔说，他认为有一种不用战争就可以制止苏联人的办法。
这就需要美国总统、国会和选民向莫斯科发出一项坚决的警告：如果它不恪守真正的缓和，那它就再也得不到粮食、技术和西方的任何帮助，相反，得到的将是西方大规模的重新武装。
俄国人自己评论说，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国。一个工程师对我说，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在许多方面，不论年龄的大小，新贵们都显示了一种阶级感。一个有钱的作家的妻子说，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以前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遇到了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家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但他觉得可以带这个将领的儿子到家里来。”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当中表现愿意或者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权的做法，被一些苏联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引为证据，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一个科学家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在旧制度下，贵族感觉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领导人通过使他们的儿孙辈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利用权势使他们在最好的机关单位获得工作和职业，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长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高级人物除了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传给了子孙。
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苏维埃新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使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人被降级”。他主张为提高效率，要经常变动。但是很显然，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因而密洛凡·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这个阶层独揽大权，独享特权，而且团结一致，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苏联的大官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守旧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严厉的理论家；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为了避免分歧、保持统一，只要磨擦公开化起来，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尽管有种种磨擦，但苏维埃新贵们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花名册制，他们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例如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冒风险的问题，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表示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泄。有一天夜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新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忍不住对我的妻子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在战时，在他们真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还好说，可是，现在不行。”阿利卢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青年新贵们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对他的俄国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难道我们为革命奋斗就是为了这个？”
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宴会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妻子爆发了她的不满。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醉醺醺的，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会儿，客人们就听到了吵闹的声音。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瓶，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人人平等，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但是，一般苏联人对要人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摇摇头而已。俄国人说，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人们听天由命。一个在苏联呆过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解说员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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