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12日参考消息第4版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月号以《新中国的女性》为总题目，刊登中国血统的美籍作家於梨华的访华特写之一，题目是《肯“尽量想办法”的章同志》。文前，作者在《独白》的题目下写道：
    我去的时间并不长，我到的地方并不多，我接触到的人很有限。但在中国停留一个月所得到的印象，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不是因为她富有，不，她还是贫穷的，不是因为她完美，不，她还是有许多缺点，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每个人“当家作主”的自信，每个人“既不称霸、更不崇洋”的自尊。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也是在叫“火柴”为“洋火”、“煤油灯”为“洋油灯”、“自行车”为“洋马”，看见“洋人”会让道的中国生长的。这次回去的一个月中，马路上没有美国的福特牌汽车，饭桌上没有可口可乐，旅馆里也没有世界末日的滚摇乐，而每天接触的都是不穿“洋装”的中国人，这才觉得自己是回国了。
    下面介绍的几个女性，是我这次在中国所接触的许多同胞中的几个，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有不同的文化水平，但她们都代表今日中国的女性。
    因为事先没有征得她们的同意，所以没有用她们的本名。
    一九七五、十一、四、夜两点
    特写转载如下：（本刊略加删节）
    那天我们由九龙尖沙嘴上火车去罗湖时，大雨，正是连绵几天大雨中的一天。火车到了大埔站，前面铁道埋在崩下来的泥石中，火车不能前行，我们由旅行社同志指引，搭上了备用的卡车。几节车厢里的旅客都塞在两辆卡车里，拥挤自不必说，行李全乱了。所以在深圳，我们的行李迟迟未到。坐在小客厅里，一眼看走廊的行动，一眼看墙上的钟，心里挂着下一班去广州的车次，再下一班，都误了怎么办？！
    小客厅门口来了个女同志，浅灰的“的确凉”长裤，半袖白衬衫，齐耳短发，长圆脸，细白皮肤，五短身材，略胖，但站得笔挺的。“这位是某先生吧？我姓章，由北京来，来接待的。”
    我们站起来，迎上去，和她握手。她眼角有纹，牙齿也略长，想必是中年，但她的笑，亲切而有光亮。“听说你们行李还没到？不急，下班车是两点一刻，绝对来得及的。”
    刚相延坐下，行李来了。一个高大的、操山东口音的同志来通知我们进检查室，章同志忙说：等你们完了，我再来。她刚走，我与我的同伴迅速交换一个眼色，来接待的？不要是派来监视我们的吧？像我们以往听说的那样？
    我们刚将几只皮箱拎到走道，章同志即来了，手里拿着几张去广州的火车票：你们先去餐室吃饭，然后搭上两点○五分的火车，正好。车票已买好了。见我掏钱包，忙说……不急，待会儿火车上算。吃饭时我们即猜揣她是哪里人、多大年纪等等，各持一说，没有结论。
    她是广东人。在火车上，我们坐在一排，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北京工作，将近二十年了，对北京的感情比对广东还深。为了工作关系，她全国各地都去，但最喜欢的还是北京。什么工作？我问她。接待像你们这样回国参观旅游的。她张嘴笑了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看到她这种表情：很开朗、很坦率、很不怕给脸上增加笑纹的笑。是吗，我说，那一定很乏味，是不是？老是去几个同样的地方，多少次，腻死了。她说：怎么会？和不同的人去嘛，反应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听各种各样的反应，才有意思呢。而且，她很恳切地说：这是工作。
    到华侨大厦，章同志已为我们订下了八楼的房间。她说，她自己在四楼，有什么事打电话到她房间即可。我们到房间放了东西，洗了脸，哪有心思休息，打电话给章同志，到街上走走可以吗？她说，当然可以，但不要玩得太累，因当地同志还为我们安排了第二天参观的节目呢！挂了电话我们诧异地互相观望。怎么啦？不是说在中国没有行动的自由吗？！
    逛了大街小巷，逛了店铺，买了水果，回华侨大厦吃晚饭，正好章同志吃完出来，遇上。累了吧？早点休息，明天还去越秀公园、广州博物馆、珠江大桥等等，要一天哪。我告诉她，晚饭后还要去逛新华书店呢，要一起去吗？她摇摇头，摔摔她齐耳的短发，坦率地笑笑说，我不奉陪了，你们也不要逛得太累，明天见。两次重复的证明，她的工作只是接待、招呼、指引及协助我们旅行，没有任何其他作用。我真想马上拉住她说：“你知道，在国外我们听到许多宣传，许多……”
    真正与她稔熟起来，则是在由广州去北京的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上。上车是晚上八点，广州已在暮色中，火车上却是明亮的；灯、洁白的小枱布及卧铺上的白被罩。我们上车安顿好，又穿梭似的来去洗手间：洗漱、换睡衣、刷头发、擦油，复杂的一套。她行装简便，一只软质手提旅行袋，一只印着“北京”字样的小背袋，一转眼她已洗漱完，浅灰外装一脱，是件短袖白衬衫，在火车上的两夜，她就这么和衣睡了，第二天起来，外装一套，将长裤舒了舒，两手将短发往后一拢，仍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脸上不过一层雪花膏，既无眼线，又无口红。白衬衫是直线的，长裤是直统肥腿的，然而，她仍是女性十分的，女性在她细白的皮肤上，在她举止上，在她笑容里。她有两个孩子，她说，十几岁，二十岁左右，比她还忙，上学以外，有各种学习及活动，她休假回家，总看不到他们。
    在北京的那阵子，她完全是主人的架势，带我们去各处参观游览，日夜的节目都与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晚上，我们有的去找朋友，有的逛街，她没法陪，自去了。
    和她相处了一个月，没看见过她发脾气，或是满脸不快的样子。她性子有点急，要到什么地方去，老早就安排好一切，尤其每次搭火车，她巴不得早一个小时到站。平时参观，她总比约好的时间早到。
    在上海的那几天，节目排得很紧凑，上下午参观之外，晚上不是会亲会友，就是有文娱节目，一有点空，我们自去逛街。尤其我，出生在上海，四出寻找童年的记忆，倒反而没机会常和章同志在一起聊天。有一个晚上我送亲戚一家人到旅馆门口，道了别，我正有点怅然，因为一两天内即要离沪，而不知又要多少年才能见面，恰好章同志由外面回来，我约她在南京路上散步，这时大概是晚上九、十点，行人已稀少，骑自行车的，一门心思的往前踩，推着自行车的，多半是两人，一男一女，悠散地说着话，慢慢向前推。我们走在行人道上，道旁的店，多半关了，上了排门，门外并没有铁门。没有关的是吃食店：面食的，冷饮店，店里的人吃着，谈笑着，一口我最熟悉的上海话。我突然停了下来，说：刚来，却已要走了！她顺着我的眼睛看街，人、店、上海的夜，再看到我的脸上来，上前一步，挽着我手臂，说：这下子来起来容易了，一两年，快得很，而且下次你来上海，可以参观你昨天看见的正在盖的万人体育馆了！
    从上海，我一个人回宁波乡下探视二十多年不见，二十多年音信不通的姨妈，章同志带着团体先去杭州，我们约好在杭州会面的时间，以俾一起去桂林。但年迈的姨妈见了我，当然不肯放我当天离开，苦苦留住，宿了一宵。等我到杭州，自是晚了一天，当地的同志把我从火车站接下来，就驱车直奔西湖。那天正下细雨，又值黄昏，西湖在暮色里，在雨中，更是秀丽中带一份清逸。我连到白堤上去走两步的机会都没有，即被带回团体住宿的旅馆，刚在饭厅中坐下，章同志就来了，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你到底来了，我还真担心你被你姨妈留住，我们这边已买了去桂林的火车票。你及时回来了，真好！她满脸笑容，还上前来紧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感到，她除了为大家的行程没有被耽误而高兴之外，的确为了又看到我而高兴。
    桂林！除了游山玩水，我们在桂林没有安排参观或座谈的节目。我们住在秀丽的榕湖饭店，旅馆在湖中央。从我们房间门口望出去是湖，从后廊望出去是湖，从餐厅的窗口望出去是湖，走向餐厅的廊道，像走在桥上。四面都是湖，一眼望去都是水：平的、静的、亮的，我们一下子都宁静下来。从七星岩回来，我坐在外厅的藤椅上，老章在我边上坐下，递过一杯茶来。
    我跟你讲过没有，以前逃难到这里，我们天天到七星岩里躲警报的事？我说。
    “讲过的，”她说。“同你记忆中的像不像？”
    我摇摇头。“那时还小，加上逃警报，心里怕得要命，哪里会去注意七星岩的天然美。唯一的印象是洞里黑黑的、凉凉的，地上滑滑的。今天跟在导游人后面，在洞里参观了一个钟点，根本是另外一个天地，不是原来的洞了。”
    “当然是心情不同，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我们只是整理了一下，装了灯。”
    “心情不同”，我说，“当然。还有，是周围的环境、气氛。那时候我虽然小，但感到周围惶惶然，不安全、不稳扎。今天过了，明天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我现在的感觉和那时的恰恰相反，我来了才这些日子，却觉得一种稳扎、实在。不但安全，而且安闲。这种安闲与稳扎的感觉，是我在美国这些年都没有过的。尤其在这里，更感到。”她伸过手来，在我没有拿茶杯的手臂上，有力的握了一下。
    离开桂林时我心情特别怆然，不仅是不含得它的秀美宁静，而是因为由桂林回到广州以后，就要告别和我日日相处了一个月的章同志。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她有些拘谨，但几个星期下来，我发觉不是她拘谨，而是我，在美国这样一个浮动的国家里呆了二十年之后，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娴静。她并不是拘谨，只是很慎重，很稳扎，很脚踏实地。
    广州异样的燠热，幸好章同志早为我们在最凉快最没有噪音的八楼订了房间，她自己呢，在五楼朝西的一小间房子。等我们休息过了，她来询问：你们还想在广州看什么地方，访问什么人吗？我尽量想办法给你们安排。这一句，“我尽量想办法给你们安排”，是一个月来她说得最多而又十分之九兑了现的话。在有限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她的确尽了她最大的力量为我们安排我们提出来的节目，我们要看的人，要去的地方。偶而有一两次，我要看的人正巧下乡或公差他去，她脸上失望的神色比我的还重，“唉，真不巧，你好容易回来一次。”广州自然还有很多我们要看的地方，但旅程尾声，大家都累了，所以我说，谢谢你，章同志，也许我们等一会儿去逛逛书店、买点书，明天就……
    明天就离开了。应该说回家，或是说回国。但就是说不出来。家，是自己的家，国，则是人家的国。回，不愿，不想回，但又只好回去。第二天走，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复杂。章同志也异样的沉默，在火车上，把行李都安顿好，火车还有十分钟才开：最长又最短的十分钟。章同志坐在我边上，却同团体中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讲话：这次来中国感想多吗？过几年再来看看，一定要来？那太好啦，希望我会再有机会接待你们。
    需要什么资料，写信告诉我，我尽量想办法给你寄去。又是那句话，我尽量想办法，一个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对不是一句敷衍人的话。也许接待回国探亲游历参观的同胞是她的工作，那么她可以为工作而工作，份内的事都做到就是。她却不是这样的，她的确爱她的工作，用一种热爱去执行她的任务，我们走，舍不得她及她所代表的对工作的热爱。汽笛一响，团体中两个孩子即流了泪，而上去拥抱她，话别。我低了头，送她下火车，她神情凝重地向大家道别，然后紧紧握了下我的手，再见，她说，即快步下了车，立刻回过身来，向大家扬手。
    再见，更谢谢，章同志。我想说，而没说出来。 WDn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