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二月一日刊登詹·赖斯顿一月三十一日从华盛顿发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外政策上的混乱局面》，摘要如下：
过去几年来这里的人们对美国执行对外政策的作法有许多困惑不解之处，因而普遍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总统和国会是无法就任何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目前的决策“制度”——如果用这个字眼合适的话——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混乱局面，对政府的两个部门来说都是令人感到极度不快的，且对国家利益来说是危险的。
造成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多年来一直由总统控制对外政策，其特点表现为过份保密，甚至采取不符合宪法的军事侵略行动，从而导致了在越南的失败和另外一些悲剧。
最近议员们在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在同莫斯科贸易问题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在中央情报局问题上，以及在葡萄牙、意大利和安哥拉等问题上蔑视福特先生和基辛格先生。他们一直在探听过去的丑闻，集中力量制止坏事，但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政策来代替他们所毁掉的这些政策。
国会对福特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向莫斯科作的让步持极端批评的态度，但是它也不愿通过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妥协办法如果失败的话，所必需的那种国防预算。国会正在提高反共宣传的调子，而减少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数量；削弱总统执行对外政策的权力，而同时又显示出它显然无法代替他。随着总统选举的开展，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种分歧将要增加。
造成这种混乱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未来的领导人是谁都没有把握。人们从来没有认为福特总统是一个对外政策专家，因此争取得到他的支持的斗争始终不断，尤其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控制战略武器问题上互相争取他的支持。
去年，基辛格在行政部门内以及在国会中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事实证明他失去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的地位的意义，比在总统改组内阁时人们所估计的要大。一些年来基辛格受到了过多的赞扬，现在人们又过多地责怪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是预料中的事。一个国务卿任职时间越久，他卷入争论的程度就愈深，他的本钱也用得愈光。基辛格现在认识到这一点。
同样一种即将离职的领导人的感觉也影响了国会。国会山的议员们认为议长艾伯特明年不会重新当选了，将要由马萨诸塞州的奥尼尔来代替，曼斯菲尔德将辞职，由西弗吉尼亚的伯德或汉弗莱代替。
然而，即使国会现在有坚强可靠的领导人，联邦立法部门中仍然有一种几乎是蔑视一切的闹个人独立的情绪。不仅议员们决心要恢复国会的权力，而且他们还集中力量致力于实行他们自己所欣赏的政策。各委员会主席的威信下降了；在究竟为了安全原因应当不发表哪些秘密情报的问题上，不但政府各部门之间互不信任，而且政府同报界之间，或报界内部也是意见不一致的。
也许，在选举结束之后和白宫及国会换了新的领导人之后，将会重新研究和确定这一切关系，但是在目前，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认为美苏现在实现的缓和是苏利用它来损害美的利益。主张美应同不靠拢中、苏的国家建立一个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新大洋联盟
【本刊讯】美国《圣迭戈联合报》一月十八日登载一篇对话，题为《这并不意味着友谊……苏联人有着不同的定义》，摘要如下：
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贝·克莱因和一个名叫迪米特里·赛姆斯的苏联流亡者警告说，缓和按照苏联的定义，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
克莱因现任乔治城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是《战略趋势估计——世界力量分析》一书的作者。他和赛姆斯最近会见了《圣迭戈联合报》的编辑人员。下面这篇答问，除署名者外，均为克莱因的话。
问：你说过，为防止美国遭受一场灾难，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大洋联盟。你能为这个联盟下个定义吗？
答：这个新的大洋联盟的成员，应包括那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不靠拢苏联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大洋联盟呢？
答：美国已经让那些关于缓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把自己弄得头脑发昏了。
很明显，我们这一代要遇到非常严重的战争，可能不是全面战争，但毕竟还是战争。
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上的繁荣，我们就必须维持一个非极权主义的国际贸易集团。
问：对自由世界来说，赤色中国和苏联都同样危险吗？
答：两者都是极权主义国家，我们不希望那种社会制度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出现。
当然，苏联人和中国人现在彼此敌对得很厉害，对我们来说，这种情况在战略上非常有利。但是，我们不应当误以为它们中的任何一方打算同我们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进行长期的合作。它们两国代表了一种想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威胁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小国生存的趋向。我们的联盟体系必须跨过太平洋和大西洋，支持那些想获得独立的国家。这就是过去有过的关于遏制和结盟的想法。
我觉得，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我们承担的义务超过了我们准备履行的程度。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作过的那些努力的目的，设法找到一项把自由世界大家庭维持下去的办法。
问：你说美国缺乏决心和意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答：从通常衡量力量大小的标准来看，美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在我同美国人和国外的那些一度仰赖我们领导世界的人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缺乏信心，感到惶惑，不明确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政治领导崩溃造成的。从那时开始，我们在外交方面就尽说空话，并且过分夸大了同莫斯科和北京改善关系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我们很难见到。我们作出的让步是牺牲我国和我们的盟国的利益的，这些让步引起了对我们感到不信任和捉摸不定的情绪。
问：你指的是哪些让步？
答：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使双方力量相等，并为武器竞赛规定一个限额，可是我们在这项协议中作了太多的让步，也许我们当时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协议并没有起作用。很清楚，苏联并没有打算严格遵守这项协议中的若干规定。
问：苏联人对基辛格国务卿抱什么看法？
答：（赛姆斯）他们多次批评过基辛格国务卿，特别是批评他在中东进行的穿梭外交。
苏联人不知道能不能信任基辛格。他们基本上是喜欢基辛格的，但是他们也感到他实际上拿不出他所答应的那么多的东西。
尽管这样，苏联人还是认为基辛格是对苏联有利的，因为他决心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牺牲同中国的和解。
问：你说基辛格牺牲了同中国的和解？
答：（赛姆斯）苏联人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基辛格决心把防止核战争作为他的主要任务。那么谁能设法防止核战争呢？苏联和美国。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起不了作用，基辛格是认识到这点的。
答：（克莱因）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时候，在同苏联实行缓和的问题上受到了口头上的强烈指责。
中国人认为——我也认为——苏联人正在设法欺骗美国，而美国早晚要上当。
在同这两个极权主义巨人（中国和苏联）中的一个打交道的时候，你很难不同另一个发生麻烦。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在互利的基础上同时同这两个国家打交道，对实行真正的和解不要寄予希望。
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把美国看作一个盲目行动的傻瓜，由于缺乏明确的目的而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受到了削弱。
问：你是否认为美国对缓和的看法正在发生改变？
答：希望如此。一年前，在我头一回谈起缓和的时候，人们好象认为我在亵渎这个真正的原则。
人们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但是，缓和紧张局势并非一项政策，而是核时代国际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明确地说，缓和如同基辛格和前总统尼克松所解释的那样，是由莫斯科和华盛顿组成的处理世界事务、创造一代人和平的谈判班子进行合作的成果，那末我们可以非常公允地说，缓和从未获得成功。我们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缓和：苏联打算利用它来损害我们的利益，而在中东和西欧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控制权。
问：那末，苏联人对核战争是不担心了？
答：对，就是如此。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经同我们势均力敌。
苏联人所关心的是西欧在政治和经济上朝什么方向发展，那里的居民和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强大、最宝贵的。西欧的发展方向还同占世界人口偌大比重的亚洲地区的前途有关。
【法新社维也纳一月三十日电】华沙条约一位发言人今天重申，华约批评西方最近向维也纳中欧裁军会议提出的建议。
这位发言人是参加会议的波兰代表团团长斯·东布罗瓦。
代表华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的代表团和其它十八国代表团，今晨举行了四十分钟的全体会议。
东布罗瓦是会议上两位发言者之一。他在今天会后对报界的一项声明中，批评了北约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东布罗瓦说，这个建议由于西方希望这个建议得到全部接受而被“严重地削弱了”。
他说，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他对建议中包括战术核武器表示满意，该建议主张把驻在西德核弹头数目削减一千枚。
但东布罗瓦拒绝西方在维也纳提出的全部建议中的两项基本原则：“不对称的削减部队和武器”及“共同最高限额”原则。
东欧的观点是，这两个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
东布罗瓦说，东欧国家认为它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根据这项建议，在裁减从各种部队中挑出的二万人之后，第一年将同时裁减百分之五的军队，第二年裁减百分之十。这些措施将适用于所有武器、战术核弹头运载工具和飞机。
会上另一个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团团长乔治
·格兰德。据北约发言人说，格兰德争辩说西方建议是一顶重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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