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赫尔辛基会议之后的苏联外交》,摘要如下:
    自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合作首脑会议闭幕以来,围绕着实施这次会议的“最后宣言”问题,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苏联与西欧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苏联在欧安会结束后一过完暑假,为了巩固和扩大固定欧洲边界的现状、东西方经济交流及政治上的缓和等克里姆林宫所认为的会议的“成果”,就开始致力于双边协商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专把焦点集中在“最后宣言”中的自由交流人员、思想、情报的条款上,企图在东西方的壁垒上打开一个尽可能大的缺口,采取了种种动摇战术。
    在欧安会的成功造成了勃列日涅夫外交“胜利”的印象之后不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西方的严厉批评和反击,苏联一再陷于守势。西方国家对苏联在欧安会上单方面获得利益感到不满,又对左翼力量在葡萄牙以及欧洲各国抬头感到不安,还认为在苏联领导内部鹰派的压力加强了等等,因此,西方国家内部对苏联展开的对西方外交的不信任和疑虑就一齐爆发出来了。
    八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福特曾经联系到葡萄牙形势发出警告说:“苏联把缓和作为追求单方面利益的隐身草。”以此为开端,西方政治家对苏联的批评以及西欧各家报纸关于要警惕苏联的议论都相继出现了。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八月十七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理论杂志总编辑萨罗托夫,赞扬了这家杂志的重要性,这就给要警惕苏联的议论火上浇油。因为,据说萨罗托夫总编辑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的嫡系鹰派理论家,欧安会之后不久,他在八月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列宁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文章,不仅遭到西欧保守派反对,甚至也招致了各国共产党的反对。
    这篇文章使西方产生了这样的疑虑:苏联通过欧安会巩固了东欧的势力范围之后,是不是要利用西方的经济危机,推动西欧各国共产党来离间西欧阵营?
    很明显,西方这种警惕苏联的议论含有相当大的夸张的成分,也可以感到它有意要煽起反苏气氛的味道。但是,问题是,在萨罗托夫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的时候,长期休假后刚刚返回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为什么首先会见众目睽睽的人物,并高度评价其理论活动呢?正如一些共产党国家问题研究家们所说,暂且不论在其背后是不是克里姆林宫内的鹰派压力增大了,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欧安会之后,苏联对西方的外交立足未稳,在软硬两条路线之间微妙地摇摆,在苏联领导内部可能存在着某种意见对立,这种揣测大概是成立的。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秋季首脑外交的第一个回合,苏联邀请葡萄牙总统戈麦斯访问了莫斯科,其意义不小。
    苏联领导人肯定已经大为注意西方对苏联介入葡萄牙的警告。
    可以认为,苏联已确定的方针是,同意葡萄牙共产党后退一步,正式表示支持稳健派政权,在介入葡萄牙形势问题上强调自己的“清白”,同时,牵制西欧各国的干涉,以长远的眼光谋求加强与葡萄牙的关系和扩大影响。
    作为赫尔辛基会议的“善后处理”,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苏联和东德签订了新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新条约强调苏联与东德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使东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比过去更加紧密地与苏联结合起来。新条约以赫尔辛基会议同意固定欧洲现状为后盾,向国内外宣告了东西德永远分裂和东半部属于苏联阵营。可以说,重要的是用双边条约将欧安会上还暧昧的问题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既成事实。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即将访苏的十月九日,公布了授予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博士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决定。这也许是使法苏双方对“思想交流”的态度变得特别僵硬,使对立表面化的一个原因。即使萨哈罗夫博士是无愧于接受和平奖金的人物,但是,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金评选委员会在赫尔辛基会议之后的这种时候,从许多候选人中选中萨哈罗夫,不能说在其背后没有政治意图。可以说,这一授奖决定是西方企图试探苏联对“赫尔辛基宣言”的诚意的挑战。
    【本刊讯】瑞士《日内瓦日报》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其主编克鲁德·莫尼耶的一篇题为《苏联的野心是什么?》的文章,摘要如下:
    赫尔辛基条约签定后的几个月,条约的最奇特的成果之一是冷战精神死灰复燃。在它生命中暂时不幸的西方(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出现缓慢),已经重新看到“莫斯科的手”伸向各方和苏联怀有霸权目的。人们会承认,事关重大,因为特别是对西欧来说,问题在于知道苏联是否象一位中国朋友激动地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在内心深处怀有征服我们祖国,使之变成苏维埃共和国,并“把其财富据为己有”的野心。
    我们觉得,首先应当从前景方面来看待苏联的救世主主义论点,这个论点表明,根据它对普遍主义的奢望和根据它的几乎是宗教式的性质,苏联共产主义永远将不会中止它在地域上的扩张,除非在军事上受到反击。
    我们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同任何天然命运没有什么联系。这些完全真实的危险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所看到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呼吁真空”。不管其意图怎样,一个强国永远既不能用扩张的愿望,也不能以一个强大的对手会使自己置于其统治之下的那种恐惧,来抗击填补真空这个有害的企图。人们都知道,今天最使人忧虑的“真空”是欧洲南翼——从土耳其到葡萄牙。
    如果人们打算阻止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那么头号的优先要作的是通过直接援助、经济合作或军事联盟的方式来巩固所有敏感性地区。
    第二种危险是应当回忆一下苏联的战略地理状况:是一个辽阔而又闭塞的国家。这个俄罗斯帝国有了发展,变得富裕,人口增加,并越来越明显地抱有它千百年来一直希望走向开放的海洋的愿望。
    人们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都主要是由于迅速扩张的德国的强行入侵。有朝一日,对苏联也将提出同样的问题。这种入侵并不是纯客观的事物。心理方面占优势地位。这是今天的危险所在:人们根据各种迹象已得知,某些少壮阶层正在秘密地、但却是不可抗拒地在莫斯科夺取政权。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恢复生产,平息争吵,激励民族精神——这些继承人很可能认为最后走向开放的海洋是必不可少的。
    针对这一点,我们能做什么呢?继续试图用贸易和各种交往来从心理上消除苏联的入侵,如果这样,那是个无希望的任务。
    面对苏联,在善于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应当强大。我们的自由非常值得我们为此而作出努力。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二月十五日刊登一篇发自苏联格鲁吉亚的报道,摘要如下:
    所有的斯大林塑像都哪里去啦?
    在这里提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在苏联所有的城镇广场之中,只有这里还留下绝无仅有的纪念碑,即一座高十英尺、身着元帅服的塑像。
    这座塑像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是因为这里是约瑟夫·维·朱加斯维里诞生的地方。
    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对他的怀念一向是很强烈的。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克里姆林宫已不再那么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应该一笔勾销的人物。
    今天,虽然没有重新树立斯大林的塑像,但是在格鲁吉亚的许多官方场所,从政府机关到少年宫,还悬挂着他的画像,同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画像挂在一起。如果说现在对他不搞崇拜的话,那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公开赞扬他。
    格鲁吉亚副总理奥·叶·切尔克齐亚说:“斯大林是国家和共产党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一点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格鲁吉亚人民仍然非常尊敬他,虽然我们并不忽视他的缺点,如果他没有去世,这些缺点本来还不会暴露出来。”
    格鲁吉亚一位集体农庄庄员小心谨慎地说:“确实,他犯了错误,但是要记住,在二十年代,当国家确实处于一团糟的时候,他把全国团结起来。伟人也会犯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再也看不到斯大林的塑像呢?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塑像在哪儿呢?
    一名俄国妇女说:“肯定地说,那些塑像没有毁掉。我想它们存放在某些地方的仓库里。”
    【美联社雅典十二月二十三日电】美国官员们今天说,在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当特别助理的一位职业外交官理·韦尔奇,在进入他在雅典郊外的家里时,被三名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开枪打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芬塞思在华盛顿证实韦尔奇已经被打死,但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希腊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深切哀悼”,并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来捕拿血腥的谋杀者”。
    【路透社雅典十二月二十三日电】韦尔奇(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名字,被列入英文《雅典新闻报》最近公布的所谓在希腊活动的中央情报局间谍的七人名单之中。
    《雅典新闻报》在公布所谓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名字时说,它从一个自称希腊人和美籍希腊人委员会的组织那里得到了这一名单。该委员会在一封信中说:韦尔奇的任务“是务必使卡拉曼利斯总理的政府不致脱离控制”。
    【法新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一日电】据美国统计局发表的最新数字,在一九七○至一九七三年间,美国十个最大的城市中,有九个城市的人口下降了。
    数字显示,最古老的东岸与中西部城市的人口持续下降,而南部与西部城市人口则继续增长。
    纽约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为七百六十四万六千八百一十八人,而一九七○年人口则为七百八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三人;芝加哥居于次位,人口三百一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九人(一九七○年人口为三百三十六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洛杉矶人口为二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五十四人(七○年人口为二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零一人)。
    但华盛顿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名次,则被加州圣地亚哥和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取而代之,分居第九、十位。
    十大城市中,唯一人口在此期间有所增长的是第六名的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人口从一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万二千八百零二人增加至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三十二万零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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