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11日电】法务相爱知揆—11日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最近的治安情况”。法务相在这个报告里面举出最近左派和劳工攻势趋于过激的倾向,指出第四次革命高潮时期可能就会到来,说今后在治安方面需要严密戒备。
    这个报告是法务省刑事局主要根据过去统计的资料,分析治安情况以后写出来的。法务省当局认为,这次发生的反对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问题在某些方面会进一步促进第四次的革命高潮,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另一方面,法务省当局非正式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在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问题上,不仅是左派,甚至连舆论界、文化团体、宗教界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同时,在政治上没有色彩的中间阶层国民目前正被左右两派牵着鼻子。从这两种现实情况看来,这个中间阶层何去何从,对今后的治安情况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法务相报告的大意如下:
    一、关于过去的革命高潮时期:
    1、战后革命形势高涨起来的第一个时期是从战争结束以后到“二·一”总罢工为止的期间。
    2、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1月大选起到1950年6月日本共产党有很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期间。
    3、在从1951年年底到1952年夏天为止的第三个时期,以朝鲜发生动乱的时候为开端,革命形势大大高涨,接连发生了皇宫前五一劳动节事件(火油瓶事件)和吹田、枚方事件等。接着,最近左派势力又显得很活跃。特别是自从今年7月日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以后,日共重整它的阵容,把重点放在劳工、文化群众、农村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二、劳工运动:认为一切劳工运动都有日共从中煽动,这虽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从检察机关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劳工运动本身有变成暴力运动的倾向。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也可以看出,它露骨地表现出它的阶级性。一般公务人员特别是日本教职员工会、全递信从业员工会等工会的活动,也有依靠实力、不顾和破坏现行法规的倾向。这种情况使人预料到第四个革命高潮时期就要到来。虽然不能准确地判断这个第四个时期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到来,但是,政府有必要密切加以注意,加以应付。
    三、一般群众运动:就象在砂川事件、和歌山示威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一般群众运动已经逐渐高涨起来。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和歌山事件,同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所领导的砂川事件不同。在那次事件中,同样程度的组成团体坚强地联合在一起。就象那次那样,最近那类团体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很容易联合、组织起来;它们的运动显示出高涨的倾向。对它们的活动,需要加以注意。
    四、除了人民群众中的左右两派以外,没有色彩的一般人民群众,也就是所谓中间阶层,他们多数人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因此,有人耽心这些中间阶层可能受过激分子活动的影响以致在某个问题上被卷入运动,被人利用。(关于这种情况,法务省当局表示了这样的态度:这是政治问题。)
    【美联社曼谷11日电】缅甸陆军对在曼谷以北大约二百英里附近东吁县的共产党叛军发动了进攻。
    这次以“牛角”为代号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捣毁在缅甸南部的庇古山脉上的丛林中的共产党总部。
    据这里收到的消息说,这次军事行动是从最近政府改组以来最大的一次,它是在上星期四发动的。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最早的消息说,陆军部队到目前为止向敌人发动了四次进攻。据报道,军队已经破坏了丛林中的一个共产党兵营,临时军需站,弹药库以及两个“军械工厂”。据说,缅甸的陆军是由一个前共产党领袖响导的,这个领袖是在10月31日的大赦法满期以前投降的。
    据报道,这个以前的共产党领袖曾一度在庇古山脉地区负责叛军的供应和军械工作。
    【新华社仰光11日电】据“道路日报”今天说,这里政界中正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奈温将军的政府甚至在六个月任期届满以前,就可能把政权交还议会。
    “道路日报”说,这个消息是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据传为使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两派和解所作的努力的结果。
    目前努力的目的是使两个集团中都撤掉几个领导人,余下的大多数把两派统一起来,重新组织一个在单一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旗帜下的党。这家报纸接着说,这样,它将再次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一个政党。
    关于进行这种改变的计划现在正在紧急执行,如果能够在议会2月会议以前及时获得一个解决办法的话,
    奈温将军的政府很可能在那时辞职。“道路日报”指出,如果上述和解计划成为可能的话,要在1959年4月举行的大选就是不必要的了,因为现在的议会很可能维持到1960年。
    【美联社东京讯】日本农林省11月2日估计,日本即将收获的大米产量是一千二百一十万零八千吨。
    农林省说,但是,这次预计的丰收将比1955年所创造的纪录少二十七万七千吨左右。日本在过去三年里一直获得丰收。
    【新华社新德里讯】“印度快报”在11月5日发表该报特派记者的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五年计划的这一年中在农业和工业生产和面、特别是在粮食、原料、煤方钢的生产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由于这些成就对于印度在民主制度下计划取得的进展的记录发生影响,因而使得印度政府中的一些人进行认真的考虑。
    从可靠人士方面获悉,按照总理的指示,不久将派一个专家小组到中国实地研究情况,以便了解取得这种辉煌成果的方法和作法,了解这种方法和作法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在这个国家应用
    计划委员会已经接到指示,要它会同有关的部来最后确定这个小组的成员。
    据悉这个小组将奉命具体研究在中国采取的大大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以及通过建立小高炉网的办法来发展钢铁工业的措施。
    即使不能按照表面价值来看待北京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可是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前往中国参观的许多西方人士对于那个国家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大跃进有深刻的印象。
    西方的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收成是1958年的一个重大事件,正如人造卫星是1957年的重大事件一样。”
    曾经访问过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查·巴特耳·海姆教授也对中国的成就有深刻的印象。据说中国在1958年的收成比1957年增加60%到90%不等,这个记录连美国在它的农业生产的最迅速的时期也没有达到。
    “远东贸易”杂志在10月的一期中刊登了介绍中国情况的专文,据这家杂志说,在1958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清楚地表明,原来的指标已经不能作为衡量中国今后几年中的经济潜力的尺度。
    这家杂志解释了一向以谨慎、现实闻名的中国计划人员是怎样把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初步指标,从1955年的水平分别提高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这家杂志接着说:“计划人员并不是耽于空想,这可以从今年上半年的成就中立即看出来,在今年上半年中,一切经济部门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全面的,不能用偶然的原因来解释。它们是人民的生产能力得到解放的肯定结果,这种生产能力的解放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概在任何其他国家也是空前的。”
    根据现有的数字,今年粮食总产量将不下两亿五千万吨,这样一来,1958年的实际收获量将会超过在1956年9月确定的原定在1962年达到的指标。中国官方在今年8月下半月作出估计时满怀信心地预料,粮食的产量将有三亿吨到三亿五千万吨。
    原来棉花的指标是一百七十五万吨,但是现在预料产量会比这个数目大一倍。据说大跃进是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农村技术改革的结果,办法是采用和广泛使用动力,增加单位面积所施的人造肥料和天然肥料和消除过时的耕作方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在于建筑大型、甚至特大型的工厂,而现在则计划在重工业和其他生产部门中都建筑中小型的工厂。在为重工业奠定了基础以后,人民共和国现在认为有可能更充分地使用小城市和农村中的还没有使用的巨大的劳动力。
    到1958年年底,地方上的新的煤矿的生产能力将达到一亿吨,到1959年年中,将建立起一万三千个年产两千万吨生铁的小高炉和两百多个年产一千万吨钢的贝氏炉。到1959年年底,中国希望建成一万多个利用煤和油页岩提炼液体燃料的小型工厂和一百多个这样的中型工厂。
    这家杂志还提到在社会事业方面的巨大进展,这种进展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提供了新的证据。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8日电】尼赫鲁今天在这里说,小型工业的一个方面是它在广大人民之中发扬学技术的精神。
    尼赫鲁说,小型工业可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重大作用,因此应当加以鼓励。他说,小型工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创造性劳动的可能性方面和在增加国家资本方面都蕴藏着巨大潜力。他说:“小型工业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在广大人民之中发扬学技术的精神,而这是重要的。”
    他对于仅仅集中搞大工业表示遗憾。真正的发展将要在无数的小型工业方面。
    【新华社新德里讯】“印度斯坦旗报”10月19日刊登一篇题为“比较和对比”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国“全民办工业”的纲领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因为中国宣布,在今年头六个月中,全中国已成立了300,000个新的“地方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办的三百万个小企业不算在内)。在这些企业中,有11,000个熔铁炉,20,000个小型发电站,10,000个小型水泥窑和8,000个小型煤矿。今年计划建设的高炉和贝氏转炉一旦完成以后,就能分别有二千万吨产铁能力和一千万吨产钢能力,这是最充分地利用人力、传统技术和方法,以当地所具有的原料和设备通过小型‘‘地方”企业而达到的。很多小高炉据说不完全是用钢制的,只有在高炉底部上面那部分捆着钢箍。所有这些“地方”小型工业企业是中国在钢产量方面早日超过英国的计划的构成部分。顺便提一句,我们还没听到有人说这一计划“雄心过大”。
    从基本上说,“全民办工业”这个政策看来像是甘地那种办法的另一形式。甘地主张通过分散的工业来发展经济,为那些问题和情况多少和印度相似的国家如何运用人力和物力提供了普遍规律。当然,在甘地和现在中国决策者之间,在思想上和社会目的上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很清楚,至少从短期来说甘地实现工业化的做法——当然经过修改使它适应中国情况——对解决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中的生产和就业问题,证明不单是有用而且是必要的。最不幸的事情是:印度,更确切说是那些在这里掌握大权的人们,还有待认识甘地在经济方面的教导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我们官方对中国“全民办工业”政策取得的显著进步,所产生的反映是最典型不过了。据说他们正计划派一个“专家”小组去研究和报告中国在这样短时间内就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地方工业企业是采用了什么组织形式和技术。
    我们反对这里派一个这样的小组到中国去,因为只要在思想方面不发生变化,说得更恰当些,只要提供那些指导这些问题上的政府政策的思想的人们不发生变化,派小组去也是枉然的。例如这些“专家”有什么用处的话,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研究甘地和采用他的原则了。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了解印度和印度人民,要成为一个和人民在一起的人。这点不能从研究中国情况那里学到。照抄技术是没有用的。一部机器或者一个机械厂是可以如法泡制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积极起来,除非是领袖们和人民合成一体,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官方领袖和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当我们的官员谈到这个国家的问题,或者我国人民的毛病时,似乎他们所谈的不是他们自己身上而是别人身上的什么毛病。不得不容忍这些人在国内当权的确是令人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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