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加拿大《金融邮报》九月二十日刊登英国哈尔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乔治·马克西发表在《劳埃德银行评论》上的一篇题为《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段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个封闭的社会。这种与世隔绝的做法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采取的政策。毫无疑问，这种政策由于其他国家敌视这个政权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情况正在改变。中国领导人已不再对外部世界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了。从同美国和解开始，接着大陆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之后，中国人一直在逐渐地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最近作了一些重大努力，依据各种不同的来源、方法和推断，对中国的经济成就作出数字统计方面的估计。数字所表明的情况对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的估计是百分之四·一——百分之七·二。
鉴于在这个期间的部分时间里无疑经历了经济挫折和政治动乱，总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四或者是百分之四以上可能显得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若干年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农业由于自然灾害连续三年歉收，苏联又在一九六○年突然撤销了一切援助，使得情况更糟。最近对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是百分之六·四。
概括起来说，我们所掌握的这种统计上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尽管遭到了一些挫折，中国的经济成就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资本积累中国人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同所有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各国都必须积累资本，因为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问题和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的是资本。正如西方的工业革命历史所表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个国家越穷，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就越困难。但是虽然赤贫使得资本积累较为困难，阻碍经济发展的并不是贫穷。传统的态度和机构必须扫除，而代之以鼓励并使得有可能实现持久的节约和在生产性资产方面进行投资的态度和机构。
从历史上讲，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在西方，封建的态度和机构被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机构所取代。当然，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看来普遍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人在始终把国民生产总值中较大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这个方面是成功的。对于中国来说，资本积累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成为问题。人口但是，就经济发展而论，任何事情都不能光就其本身来论。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而人口增长得越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的增加就越困难。中国的人口增长每年达一千五百万，中国现在大概约有八亿人。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金能够得到增加以前，必须把拨出用于投资的资金中数额很大的一部分用来为这些新增加的人修建工厂、制造机器、兴建住房、开办学校等等。如果每年的人口增长数能降低到一千万，或者是更理想的五百万，那么到时候中国人的生活会好过得多，而且也更有把握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中国对人口问题的态度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开展着持久而大规模的宣传节育的运动。近年来这个运动通过所谓“赤脚医生”得到了加强。粮食供应增加按平均人口计算的资本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过程，至关紧要地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明显地快于人口的增长。
我们一般地知道，自共产党人接管以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没有发生饥荒的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看来粮食的供应刚刚能够赶上人口的增长。显而易见，中国的农业必须搞得更好，中国政府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农业为基础”的政策和决定改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偏重重工业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而随着强调改良种子、大大增产肥料和进一步采取灌溉措施，六十年代末期的良好趋势很可能再度保持下去。
失业和过分城市化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减慢，那么从较长远的角度来讲还将有助于对付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两个孪生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中是很普遍的。
显然，在共产党中国没有私人土地投机活动，而且当局能够奉行他们认为是适宜的任何城市土地政策。他们对付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两个问题的政策，全是为了防止人口从农村流向大城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把它倒转过来。
强调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受到了批评。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人必须把使他们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充分就业和尽可能地利用地方积极性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以此作为旨在克服发展中社会的失业和过分城市化这个严重问题的整整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看来是有道理的。国际收支人们还对中国的外贸政策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有些作者认为中国的外贸政策是自给自足的。的确，在他们于一九六四年还清了苏联的债款之后，他们只借了数量很少的短期商务债款，并且进口数量以他们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为限度。当然，它可以从发达国家和从国际机构借款，以比它完全依靠自己的财力要快的速度增加其工业生产能力。
但是，不知怎的，对于穷国来说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并没有由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伤脑筋，而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却为这个问题所苦。通货膨胀看来中国是唯一拥有真正行得通的价格和收入政策的国家。价格和工薪都是国家确定和决定的。具有了这种能力，防止通货膨胀就只不过是个技术问题了。其诀窍在于确定零售价格，从而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销售值吸收全部货币收入的全部购买力。看来中国人相当成功地以这种方式保持着销售商品的供求一致，所以通货膨胀并不象今天在大部分其他国家那样是个紧迫问题。对于他们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他们的政策看来是正确的。而且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将是迅速的。它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许多访问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于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有着良好的印象。进一步朝前看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场改变人的本性的持续的斗争。除非能作到这一点，否则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永远也实现不了。
中国领导人正打算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坚持不懈的社会压力来培养社会人——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现的人。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七日电】丹麦的奥格·博尔教授、本·莫特尔松教授和美国的詹姆斯·雷恩沃特今天分获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瑞典科学院把十四万三千美元的奖金三等分授予这三位核科学家，因为他们“发现了原子核里集体运动和粒子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子核结构的理论”。
雷恩沃特（五十七岁）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五○年四月发表的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第一个对关于某种核物质的特性的问题提出了解答，涉及到了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雷恩沃特是今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的第五个美国人。十六日，三名美国人——他们中间一人出生在意大利
——分获了医药奖金，十四日，一名美国人和一名俄国人获得了经济学特别奖金。
瑞典科学院谈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关于粒子运动的工作导致对原子核结构的更好了解。它说：
“在四十年代末，核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较详细的原子核结构图开始显露出来，并且有可能估价其性质。可是当时科学家工作的模型相当不完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
“可是原子核的一些特性表明，单个的核子肯定影响核的性能。这个发现在一个标度模型中得到了证实，从而被授予了一九六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奥格·博尔是著名的一九二二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原子研究先驱者尼尔斯·博尔的儿子。他是哥本哈根北欧研究中心负责人。
瑞典科学院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据发现，核有些特性用以前的理论和标度模型是解释不了的，如明显的球状对称象差。直到雷恩沃特首先提出，和博尔在一个月之后提出他们各自关于核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论文之前，没有人能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某种核是如何变形的。”
瑞典教授们说：“非常简单的表达法，可以说，由于某些核子旋转的结果，把核‘壁’暴露在如此之高的离心压力下，它就变形了。”
一九六九年，博尔和莫特尔松发表了关于“核结构”的一长篇专题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在最近介绍出来的。
一位教授指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工作纯系理论上的基本研究工作，离实际应用还远。他说，虽然第一个裂变反应堆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运转了，可是这种研究在裂变问题的领域内有其最大的重要意义。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十月十七日电】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瑞士教授今天被授予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化学奖金。瑞典科学院说，壳牌研究公司的约翰·沃卡普·康福思和苏黎世的南斯拉夫出生的弗拉吉米尔·普雷洛格平均分得这笔奖金。
瑞典科学院说，康福思五十八岁）因“研究酶催化反应立体化学的工作”而获得这笔十四万三千美元奖金的一半。
普雷洛格被嘉奖是因为“他研究了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立体化学”。他出生在萨拉热窝，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接受教育。
康福思教授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
这两位独自工作的科学家因在立体化学这个独特领域里的工作而被授予了这个有声望的奖金。瑞典教授们说，立体化学是难以向外行说明的一门课题。他们解释说，它是一个立体几何学问题，关系到生物学系统中重要反应的微妙机理。
一位教授说，康福思教授自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个聋子，他曾在悉尼家乡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
康福思在一九四六年任英国医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一九六二年以来任肯特郡西廷伯恩米尔斯特德化学酶学实验室研究主任。这个实验室属于壳牌研究公司集团。
一位教授说，酶研究领域已经发现了在工业上的一些重要用途。例如，酶能指导和集中工业上的化学方法，这样，一种酶的应用结果将产生一种划一的产物，而不是产生两万多种不同的产物。
普雷洛格因研究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的立体化学而获得奖金，有机分子和有机反应的立体化学就是化学反应过程与参加的分子的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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