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七日以《在武汉大学听人议宋江》为题，译载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李建章（译音）是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我请他跟我说一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教学上的变化情况。他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一位专家，而我则正好对于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学和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兴趣。
对于这个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心情思绪所产生的影响，我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但我要了解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情，我要了解李教授以前怎样讲授他的科目，而现在又怎样进行教学。
在跟李教授谈话以前，我听了一次由他的学生讲的课，那是讨论《水浒》的课。这是向武汉大学一个班级讲的课。讲课人阐述他的论点，从根本上说，他的论点是告诫学员不要在票面价值上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宋江的口号和抱负为然。宋在“劫富济贫”的口号下进行战斗。但是，讲课人说，结果他背叛了农民，这恰与十九世纪反对清朝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李秀成背叛农民的事业相同，并且实际上，这恰与刘少奇刚在昨天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同。
讲课人说，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江并不是代表农民举起造反的旗帜，而是为他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的本质。他曾经到京城去，在那里，他不仅同一个妓女有关系，而且同统治王朝有接触——这只是他背叛的开始。
发言者在政治上分析了这部小说，强调起义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有这么多的人随宋到了梁山。但因为宋的本质上和哲学上的缺陷，他的领导是不能产生胜利的。事实上，中国有着许多这样的农民起义的经历。总是领导有缺陷。
我问李教授，这位讲课人讲授《水浒》跟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讲授的有什么不同。
李教授有点踌躇，接着就谈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事业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而就个人来说，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在讲课中提出了错误的思想，没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那就是对古典文学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了他的错误方法。古典作品普遍被焚之说，是不真实的。有之，那只是孤立的事例。大部分古典作品依然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没有受损毁。
“我们必须重视古典作品，”他说。“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研究它们。”
检验它们的主要工具，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必须从古典作品中吸取好的，批判坏的。这些作品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作品，因之既有健康的部分，又必定含有糟粕。
文化大革命以前，李教授把宋江完全当做正面人物来介绍。他没有在宋江连同他的个人主义抱负和农民起义之间划清阶级界线。农民起义必须得到肯定的评价，但宋江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农民起义的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生写了大字报，批评李教授对待《水浒》的态度，而他则逐步认识到，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然而，”他补充说，我认为他是有点不满足似的，“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们只是开了个头。我们为剖析《水浒》所已经做的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换言之，据我看，文化大革命所已经做的，是主要着重中国名作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以前对它们所作的研究，或多或少是照因袭的文学和文体方向进行的。
这种分析也为另一位古典文学家所支持，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他说，“历史的推动力一直是农民起义。”
“首先，必须在思想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够解决艺术内容上的问题。”
刘教授是（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红楼梦》，对此他研究、讲课和写作约四十年。
“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说，“我过分强调了《红楼梦》的爱情主题。现在，这有了完全的改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现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现在，他理解了以前没有理解的《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他向年青人强调的主题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地主和统治阶级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怎样生活于贫困之中。他向学生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在封建制度下情况的普遍恶劣。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九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泽英武十日发自莫斯科的评论，题为《苏联牵制宫泽和乔冠华的会谈——〈真理报〉文章说，中国担心集体安全（体系）的扩大，暗示不要急于使谈判取得协议》，摘要如下：
苏联慎重地注视着再次活跃起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趋向。十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北京的政治伎俩》的署名文章，表明了苏联注视日中谈判的态度：一、北京要在条约里写明“反对霸权”，是为了把日本拉进中国政权的反苏政策；二、由于中国害怕东南亚的紧张局势的缓和，所以急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三、日本尚未出现认为北京的反苏大国主义行动是正当的这种动向。为了打开难以进展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本月底宫泽外相和中国外长乔冠华将举行会谈，看来，《真理报》文章是根据这一事态，对日本进行牵制的。
文章警告说，日中条约有把日本拉进中国的反苏行动中去的危险，从而暗示日本不要急于使谈判达成协议。
文章在指责日本政府迄今采取的正式态度——不敌视第三国——之后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经过，是给予了用事实证明日本政府的态度的机会”。
说日本“有些人士倾向于进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这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后果”
【本刊讯】苏修《真理报》九月十日刊登科学院通讯院士米·斯拉德科夫斯基的题为《北京的政治伎俩》的反华文章，摘要如下：
世界公众起初曾认为日中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是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合乎规律的继续。
然而，谈判刚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领导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与日本关系的改善，也不是亚洲的政治缓和。他们所以需要未来的“和平友好”条约，是要把它作为将日本纳入自己大国主义反苏政策的轨道，使亚洲大陆局势尖锐化，从而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创造条件的一种手段。
从报刊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中国领导人建议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共同反对所谓“第三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条款写进条约。
这个“共同反对”倒底应该针对谁，北京首领对此作过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进行谈话时指出，“第三国”所指的就是苏联。
这种直言不讳的表白，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把所拟定的文件变成他们用来针对苏联的大汉族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工具。
可以用什么来解释毛分子领导匆匆忙忙地要在反苏基础上签订中日条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害怕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欧洲正在顺利发展着的争取集体安全的运动扩大到亚洲。
北京领导坚持把共同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的条款写进同日本的条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日本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在日本，有些人士却不顾事实与逻辑，竭力为北京的反苏和霸权主义行动作辩解。
这些人士倾向于进行冒险和同意中国的要求，虽然是有条件的。他们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反对“霸权”同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原则有关。然而，在日本的政府人士中，那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懂得，为毛分子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承担责任，将对日本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拿日本公众所周知的五项和平原则作投机，其目的实际上是要为日本执政阵营中的某些人士同意与北京结成反苏同盟的做法进行辩护。
日本政府曾保证，发展同苏联的友好睦邻关系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任务，它同中国的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第三国。日中和约谈判的进一步进程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在行动上证实这一声明的可能性。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九月十一日电】霍尔德里奇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当了两年副主任之后，最近到这里来当大使了。
有记者问霍尔德里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中国政策是否会有重大改变。他说：“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到今年一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国已出现了一班新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有十二个副总理，他们已成了政府结构中的重要人物。
“我要说，政策仍旧一样，领导班子的情况是稳定的，我愿意预言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变化。”
霍尔德里奇说，他没法预言中国和美国将在何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我看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目前有什么紧迫感。中国人一直说，他们等待目前这种关系的出现等了许多年了，如果美国现在不可能采取行动，他们还能再等。”
霍尔德里奇说：“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相当合得来，从实际上讲，我们一起行动是相当经常的事。”
他说，他认为，中国将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作为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的先决条件。
【合众国际社东京九月九日电】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森在中国访问两周之后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喷气机经东京回国。他说，北京现在并没有施加压力要美国加紧同台湾断交。
安德森说：“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向中国人购买石油。我想他们会愿意向我们出售石油。”
安德森说：“我们希望能够向中国人提供农业资料，并且反过来也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资料。”安德森说，目前中国农村的情况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里“每一平方尺的土地都在耕种……强调的是每个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农业工具。”
安德森说，中国人“目前并没有向美国直接施加任何压力要它改变对台湾的态度”。
安德森说，他认为美中关系正在“大大改善。如果你考虑到地球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而且他们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严家淦，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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