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九月二日一期刊登松本伸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非洲的曙光——坦赞铁路》，摘要如下：中国的援助是帮助独立横贯黑非洲的坦赞铁路修通了。这项工程把寻求真正独立的非洲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连结了起来。从这里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中国最大的海外援助项目非洲三大开发计划之一的东非坦赞铁路今年六月完工，正在试验运行。估计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将正式运行。这条铁路是通过“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而连结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第一条横贯非洲大陆的铁路的一部分。这条铁路象征性地表明，“黑非洲”清算了它对由南非共和国和罗得西亚两个少数白人政权所形成的“白非洲”的经济隶属关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由于建设了坦赞铁路而在东非建立了影响圈，为今后积极开展以援非为中心的第三世界外交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在印度洋激烈争夺制海权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个威胁。美中苏围绕非洲大陆的大国竞争今后似将愈演愈烈。中国的八项原则坦赞铁路被称为中国对第三世界援助的样板。中国在这条铁路的建设中所采取的合作方式，的确是“革命的”。但从中国看来，这种援助方式只不过是把周恩来总理在历访非洲时所阐明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付诸实施而已。
建设坦赞铁路的中国技术人员，遵循这八项原则，在和当地的工人相同的生活条件下工作，为减轻受援国的经济负担，都是单身赴任，努力工作。其中有的人五年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国。因蚊、蝇传染疟疾等而牺牲的人也不少，因此中国还派了医疗队。派到那里去的中国人超过一万人，这么多人并没有给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造成讨厌的印象，这大概是因为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已在基层贯彻执行。
根据这八项原则，还有二百名赞比亚人、一百名坦桑尼亚人到中国大学留学，掌握技术，以便在中国人走后也能维持和管理铁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特点之一是，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分别缔结购买日用品的贷款协定，提供总额达到二亿四千万美元的中国商品。坦桑尼亚、赞比亚把中国供应的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卖掉，所得货款除用于开支在当地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的工资外，还用来在当地采购铁路建设上所需要的物资，如水泥、枕木、铁材等。
援建这条铁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重视援非的方针，现在仍照样地继续执行。据我国外务省的报告，到一九七二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二十七亿美元中有十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分配给“黑非洲”二十一个国家，援助条件也是无息贷款，偿还期限十年到三十五年，对受援国是有利的。和苏联有明显的不同，苏联给中东国家的援助，利息为百分之二点二、三；偿还期限平均十二年。
中国重视非洲的最大原因出于这样一种政治认识，即中国和非洲同属第三世界，只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才“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的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力量”（邓小平副总理一九七四年四月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通过援助来支持第三世界，这种外交今后将更加积极地展开。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人们指出日本的对外援助在质量方面是有缺点的。
第一，政府间双边开发援助在援款总额中所占比率为百分之十七点三，大大低于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平均数（百分之三十八点五），但民间方式的援助却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因此，人们认为日本的援助总是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的。
第二，援助条件苛刻。政府开发援助的直接贷款的利息，一九七三年度为百分之三点七。非洲国家严厉指责日本“既不出钱，也不出人”。
日本在重新研究今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问题时，中国在援建坦赞铁路中所采取的援助做法，似乎有很多地方值得日本也把它作为经济援助、海外合作的样板，很好地学习，并且作为政策而加以采纳。
说《水浒》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书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著名人民英雄是反对皇帝的统治和暴力的”
【本刊讯】下面是苏修一些书刊对《水浒》的评论的摘录：
《水浒》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这部长篇小说首次通过现实主义形式，反映了反对地主和专制政权的压迫的中世纪农民起义（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小说中具有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民战士形象的画廊。
《苏联大百科全书》，１９５７年版
在长篇小说《水浒》里，施耐庵塑造了起义营寨的英雄们的鲜明的令人难忘的形象。梁山泊营寨的主要英雄之一宋江的肖象，是以极大的艺术技巧刻划成的。据史料记载，宋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宋朝官方的历史中写着：“宣和三年（１１２２年）宋江犯淮阳并占数处”。（本刊注：据《宋史：徽宗本纪》，原文是“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江的名字在中国人民中间成为最有声望、最令人敬仰的名字之一。关于宋江及其率领的饶勇善战的队伍的英雄功迹，有很多传说，这些传说在许多世纪中口头流传下来。这些勇士们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人类品质，他们以自己对生活的意愿，在实现目标上的勇敢和坚定，在危险面前的大无畏精神，在友情上的无私和忠诚等品质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吸引着读者。
Ｈ·Ｐ·费德林：《中国文学》，
１９５９年版
众所周知，施耐庵在小说《水浒》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著名的人民英雄是反对皇帝的统治和暴力的，他们沿用《三国演义》中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话来作为誓言。同样众所周知，梁山泊的无所畏惧的战士们为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兄弟义气的高尚榜样所感动，决心效法《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英雄们，“同心协力”，忠贞不渝。
Ｈ·Ｐ·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
问题》，１９７４年版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维护正义的好汉，他们帮助穷人和遭受屈辱的人。他们所以联合在一起，是因为爱自由，深信自己的正义性，憎恨执政的人。
《苏联百科辞典》，１９５８年版
起义者在小说中表现为无畏惧的英雄人物，他们既不考虑未来，又不考虑后果。这是反抗一切暴政的战士，是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所提到的人物自觉地同当时统治阶级的人物相对抗。这些人物的道德，正如某种健康的、纯朴的、光明磊落的品格，同封建主那种虚伪透顶、假仁假义的官方道德相对立。正是这种对立说明了这些小说（指《水浒》和《三国演义》）的起源，它们是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之下创作出来的。
Ｈ·Ｎ·康拉德：《中国文学史概
述》，载《中国文学选读》，１９５９年
现实主义地描写农民战争，应认为是这部小说的巨大成就。作者在全部小说中都强调一个思想，即一些被迫起来反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残酷剥削的起义者都是只把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的，并且相信，只要消灭了这些贪官污吏，一切就将会好起来。起义者——无论是宋江本人，也无论是出身于被压迫阶层者，也无论是被统治阶级摒弃的，受命运作弄而逼上梁山的人——都天真地相信，背信弃义的执政者和官吏是蒙蔽着皇帝，违背着皇帝的意志来迫害和压榨人民的。作者巧妙地赋予自己的小说以光辉的文学形式，使他能以揭示出自己主人公的精神上的美德和魅力。
Ａ·Ⅱ·罗加乔夫：《＜水浒＞俄
译本后记》，１９５９年
作者并非是冷漠无情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并非是他所处的当代社会各种生活过程的旁观者。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读者信服地感到作者似乎在亲身积极参加他作品中所展开的斗争。无疑地，作者的同情是在起义者——一些受到不公正的欺凌、无辜地受贪官污吏迫害的人们的方面。作者赋予自己的主人公以最优秀的人类品质——忠诚、真诚、高尚、膂力过人、英勇、人道精神，以及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决心。作者通过他们的口大胆地抨击了当代社会制度，无情地谴责了残忍和专横，贪婪和贪赃枉法。在封建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能创作出象长篇小说《水浒》这样的艺术作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它的作者具有极大的公民勇敢精神。
Ａ·Ⅱ·罗加乔夫：《＜水浒＞俄
译本后记》，１９５９年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九月四日刊登梁厚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纽约时报＞看福特访问中国》，摘要如下：
八月九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下一站：北京》。这一篇社评，可以说是代表今天美国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也是很多人注意的问题。
社评列举了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美国的力量与远东的关系问题；（二）是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问题；（三）是美国与中国的国交正常化的问题。问题虽是三个，其实是互相关连的。关连在于美国对亚洲，一方面认为是一个负累，一方面又是欲罢不能。所以是负累，由于今天美国面对苏联的到处伸手的政策，认为局势的重点在西欧、在地中海、在巴尔干、在中东、在印度洋，而不在远东。美国在远东放置太多的力量，当然是负累。往日越战方酣，还是实逼处此，今天越战结束了，难道还履覆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的力量，完全退出远东，最近访美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先就期期以为不可，故曰欲罢不能。
《纽约时报》认为，美国面对此种情势，原则上自然不会撤兵，但是力量可省便省。可省便省就是分期减兵。分期减兵有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把远东方面杌捏不安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基础上，因而就牵出了美国目前最担心的朝鲜问题。
该报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是要把朝鲜问题来隔离化。换句话，就是要置朝鲜半岛于美苏对抗的范畴之外。美国认定，这样的企图是有可能的。
美国有此用心，故早已向北京方面，提出试探。
美国与中国正常化国交的问题，《纽约时报》说：“迄今最具重要意义之点乃是中国的领导阶层渴待接待福特先生——即使是他们愈来愈显然地知道他不准备带去外交承认。”
最近的国会访华团的声明中也避正常化国交问题。由此，福特访问大陆的主要任务，岂不是来一次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预备会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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