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三十一日刊登题为《前国民党国防部兵工总署稽核处长廖宗泽之女廖天琪前日离港往抚顺将领取其父遗物并探亲》的特稿，摘要如下：
二十九日上午，由尖沙咀开往罗湖的火车上，乘客中有一位妇女，她的心情与其他旅客很不一样，她是很高兴这一次有机会去中国，但心底里又有一份说不出的遗憾。她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北辽宁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她到那里不是找人，而是看看一个死去的战犯的骨灰和领取遗物。
她是廖天琪，是前国民党国防部兵工总署稽核处少将处长廖宗泽的女儿。在一九四九年，她才两岁的时候，就与家人一起到了台湾。一九五二年，台湾国民党通知她一家：廖宗泽在大陆跟共产党打仗，被抓到后不肯投降，已经证实被共产党杀死了。
然而，就在两星期前，她才从被台湾蒋帮阻挠回台的获释人员之一的周养浩处知道：原来她父亲并没有给共产党杀掉，而是在战犯管理所中生活了二十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因脑溢血，经医生多方抢救无效而去世。在火车厢内，廖天琪向记者讲述她此次获悉事情真相的经过，她一再对台湾国民党误传其父死讯表示十分遗憾。
她一家人原来住在台北。她与在台结识的西德汉堡“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教授马汉茂结婚，到了汉堡定居。其后，其母和兄姐也到了美国生活。
今年三月间，她在汉堡看到报纸，知道北京特赦释放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她虽然从小就相信父亲已经死掉，但还是希望从这类新闻中看到一点有关其父的消息。结果，她在名单中看到了文强、周养浩的名字。她记得从小在母亲口中听过这两个名字，在台北时她的哥哥姐姐也与周养浩的子女来往，她就很想写信向他们打听其父的事情。
不久，她与丈夫有机会来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本月十五日到港后，她就拨电话到帝国酒店找周养浩。周听她是廖宗泽的女儿，马上请她到酒店见面。见面后，周养浩告诉她，其父已于一九七一年病逝，她这才大吃一惊地首次知道，台湾国民党告诉他们一家的消息不可靠。
她从自己的遭遇谈到获释人员的回台被阻，对回台人员表示十分同情和关切。她说：“很可悲的就是家庭被分散，父母子女不能见面。现在周养浩先生他们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不能回台湾去真是太可惜了。即使台湾当局不让他们回去，也应该让他们在台的家人到香港来见见面。”
她还说，台湾当局不敢让他们回去，就是因为台湾国民党已经一早告诉他们的家属，说他们已经给共产党杀了，如果现在让他们活着回去不是等于自己拆穿谎言吗？
她最后还表示，阻挠获释人员回台的不可能是其他人，一定是来自“最高方面”的蒋经国，除了他还有谁可以不让获释人员回台呢？
她这次要求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办理父亲后事，通过中国旅行社申请，才四、五天就得到批准。
廖天琪在获悉其父生死的真相后，已写信告诉她在美国的母亲及兄姐等亲人。她决定这次去抚顺只是看看父亲的骨灰，领取一些遗物，日后她还要和母亲、兄姐们一道再去，由母亲决定如何处理骨灰，很可能是运回四川家乡安放。
她这次到中国去除了处理其父遗物外，也希望能够与在四川、杭州等地的一些失去联系的亲友见面，中国旅行社方面已答应替她找寻。她和丈夫还会到北京等地参观。她对中国旅行社和有关方面对她提供的协助和方便，一再表示感谢。
【美联社香港九月一日电】三名前国民党中国的战俘之一今天说，他们已决定星期二（九月二日）返回中国大陆。他们是今年四月从中国到达这里的，他们一直在设法去台湾而未获成功。
赵一雪上校对本社记者说，他们三人决定返回中国大陆的理由“是明显的”。
赵说：“台湾迄今没有发给我们去那里的签证，因此我们已决定返回中国，在那里等候签证。如果台湾有朝一日决定让我们去那里同亲人团聚，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到那里去。”
另外两个人是张海商上校和杨南村上校。
没法找到张、杨两人发表意见。
他们三人都身体不太好。
他说：“我患高血压症，张和杨都有心脏病。”
他说，他们将先去北京，但是他说，他最后要去上海，因为他有亲戚在那里。
【本刊讯】香港《万人日报》八月二十八日刊登一则题为《周养浩昨由亲友陪同赴美领馆查询》的消息说：
被中共释放抵港战俘周养浩，日内将可获准赴美。
周养浩抵港后，多月来不断与美国女儿通讯，日前接获来信，获悉赴美手续已在办理中，着他前往花园道美国领事馆查询。
昨午二时许，周养浩由一廖姓亲友陪同下，前往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接见，答应尽力帮忙。其后，拍发电报往美国华盛顿国务院，告知周养浩在港情况，请求指示，稍后时间可获得答复。
问：您同蒋经国先生共事，是从赣南开始的吗？您是不是在他到台湾以前的三个阶段都同他在一起的？
答：不错，但主要是赣南时期和重庆干校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同他最接近。一九三八年，我在武汉珞珈山的中央训练团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由中央团部分派到江西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当年同往的共有十二个江西人。直到现在，这十二个人的姓名及县籍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其中有蒋廉儒、江海东、彭朝钰等。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国民党派他担任三青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他分派我担任宣传大队长。从这时候开始，我便和蒋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彼此都年青，成为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以后我们还办了《青年日报》，蒋先生任社长，我是总编辑。我当时对他的认识，认为他有理想、有热诚、能吃苦。蒋经国先生在当时是富于幻想的，记得他提出“建设新赣南”的时候，在一篇会议报告上就用幻想的形式，说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在医院住了十年以后痊愈出院，看到整个赣南都变了，变成了新的赣南，实现了“五有”。“五有”指的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这当然从未实现过。但是，我们这些年青人当时却不遗余力的替他鼓吹，特别是我这个宣传大队长。
问：有些人说，蒋先生从苏联回来，就开始反共，原因是什么？他在赣南时期是不是也反苏呢？
答：这一点我比较清楚，在赣南时期他还不是这样。
问：王升、李焕那时候也在赣南吗？
答：王升在赣南，他是我们在江西办的江西青干班第一期的学生。我的妻子曹云霞就是王升同期的同学。李焕当时还不见其人。他是重庆中央干校学生。
问：重庆中央干部学校的性质是怎样的？您当时所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
答：重庆干部学校是三青团系统的学校。对这个学校的性质，应从国民党的党团斗争来理解。当时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府是中央政治学校，前身是中央党校。这个学校是由陈立夫、陈果夫的ＣＣ派控制的。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趋表面化，蒋介石为了抵消ＣＣ派势力的扩张，就决定由三青团来办一间中央干部学校，由他当校长，蒋经国当教育长，以培养他们父子的嫡系。干校还没正式成立之前，先在武汉珞珈山办起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后来迁往重庆大坪，一共办了五期，三千多学生。我是第一期的毕业生。青干班的成绩虽然不错，但是因为不是正式的干部学校，所以没有足够力量对抗ＣＣ派的中央政治学校。于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三青团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决议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以前青干班的学生便成为干校的基础，取得中央干校第一期的学籍，所以我也算干校前期的学生。同年冬天，蒋经国先生便以教育长的名义启程来到重庆筹办干校，而我也到了重庆，被蒋经国先生调任为干校三青团书记，负责全部组织和思想训练方面的工作。重庆中央干校是三青团的学校，是没有党组织的，因此团书记就是最高的组织工作的职位。我从一开始便参与筹备建校的工作。所以说，如果当年干校的学生有人说不认识我蔡某人的，套一句不客气的话，可称之为“数典忘祖”。
干校于四四年五月五日正式开学。
从台湾目前的政治局面来看，当年的三青团中央干校的努力的确为蒋经国先生奠定了基础，昨日干校的学生，今日变成了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干校原打算迁北平。后来ＣＣ派要求把中央干部学校与他们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合并，在南京成立国立政治大学，这也就是现在台湾政大的前身。
问：蒋经国先生一直在中央干校，并随着迁往南京吗？
答：蒋经国先生在重庆的日子不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他便奉他父亲之命，到长春去做他的东北外交特派员，度过短暂的外交生涯。他终于在同苏联人打交道中败了下来，带着苦闷的心情回到了南京。这时的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担任合并后的南京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藉此削减ＣＣ派的势力。但是这一着他失败了。由于二陈在原中央政校的势力大，他们就在合并的政大中鼓动反蒋经国的学潮。
问：后来，您又怎么当上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的少将总队长的呢？
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但还要鼓其余勇。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华人民救国大同盟”的秘密组织，集中所有蒋介石的嫡系人物，在南京鼓楼的青年部大会议室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有二百多人，口号是“效忠祖国，抢救危难”。我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陶希圣、徐复观、叶青、胡轨、吴英荃、胡秋原、蒋廉儒等人都是盟员。但是，大部分盟员都是言过其实，开了大会以后，中央盟员一百多人都溜走了。谁还愿留在大陆干？我是中央盟员发起人之一，我却听从了这个组织分配到我的家乡赣东去担任直属小组组长，用国防部青救团的公开名义在那儿把乱七八糟的散兵游勇总合在一起和共产党对抗，我担任总队长，三十九个县人数最多时超过万人。虽然，共军一到，纷纷溃散，我也被俘了。但是，还有在各县秘密吸收的盟员继续潜伏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共还在内部挖出我当年发展的“大同盟”的“死硬分子”。还有一个盟员以挑担补皮鞋为掩护到处游动，用我的名义联络和发展盟员。象这些情况，那些早日逃之夭夭、今日在台高官厚禄、空谈胡吹的他们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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