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拉丁社利马八月三十日电】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今天宣誓就任秘鲁共和国总统。
    就职仪式是新的陆军司令兼秘鲁总理奥斯卡·巴尔加斯·普列托主持的。
    【法新社利马八月三十日电】利马卫戍部队今天在庄严的仪式上承认奥斯卡·普列托中将为陆军总司令。
    巴尔加斯·普列托同时还担任秘鲁总理和陆军部长的职务,在此以前他是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司令。
    这次仪式是在秘鲁军事学院举行的,参加仪式的有利马第二军区的各部队的代表团以及其他军种的高级军官。
    【法新社利马八月三十日电】秘鲁新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
    ·贝穆德斯昨晚重申,秘鲁革命在思想上将不会有丝毫改变,他要求团结和睦,以便实现正义。
    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总统在离开秘鲁南端塔克纳市时发表了讲话。他说,“武装部队革命政府首脑的更换,我确信,我的精神的这种体验,能使我决定在我国的一种政治立场。”
    接着他说,“革命政府将继续遵循和信奉政府的革命章程和总计划,这些章程和计划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深刻的思想和哲学,它最终使我们抛弃今天在世界上的传统样板: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样板。”
    他大声疾呼,“在这方面将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之后他说,“但是,这个进程将应该有必要进行一些重大改变,但不是改变其计划和政治思想基础,而是改变政治方式和革命进程的管理和政治领导。
    “因为,当执政人和政府采取一种决定时,就不能够,也不应该纯粹是异想天开地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和谋求赞扬的目的去这样做,而是把为谋求人民的幸福作为国家和这场革命的最高行动”。
    最后他说:“我们应该谋求全体秘鲁人的团结和睦。”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八月十九日电】一位天文学家今天说,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联盟”空间飞行期间发现了一颗距地球三百光年(一光年等于六万亿英里的距离)的神秘恒星,它放出的紫外线是太阳的一百万倍。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鲍耶说,这一发现可能为发现类似的未知宇宙体打开大门,这些宇宙体是过去用比较常规的数学技术所无法发现的。
    鲍耶说,这次成功地使用极短紫外线还可能导致推翻那种认为外空间是一种稀薄的氢、氦原子混沌状态的占压倒优势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氢、氦原子在到达地面之前均匀地吸收紫外线。他说,在上个月之前,天文学家们还在认为用极短紫外线是无法看到十光年以外的,更不用说三百光年了。
    负责这项试验的鲍耶在向美国天文学会第一百四十六次年会递交论文时作出这项宣布。
    在飞行的第五年,宇航员们把一具特别的紫外线望远镜对准三十个不同的目标,发现了一颗紫外线放射量被认为是太阳的一百万倍的恒星。鲍耶说,这颗星球是一颗叫做HZ—43的恒星,位于大约三百光年以外的后发座中,最早是在三十年代由附近的帕洛玛尔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发现的。鲍耶说,这一发现可能对温度为华氏十万度至一百万度的星球中那些虽衰微而尚未死亡的恒星提供无比的资料。
    【塔斯社伦敦八月十八日电】今年八月三日,英国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是通过英国“天王卫一——5号”人造卫星发现的。新发现的天体是迄今宇宙中所有已登记的伦琴射线光源中最大的一个。
    发现时,星体放出的能量为太阳能的一千倍。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三十日电】美国众院一位刚从共产党中国访问了九天后回来的议员今天说,美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京政权不会使美国得到什么好处。
    共和党伊利诺斯州众议员爱德华·德温斯基说,中美之间的正式关系应该保持现状。
    德温斯基说,“我认为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已经够了”,“我认为,承认他们不会使我们得到实际的好处。”
    德温斯基抱怨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并在越南战争期间采取不合作态度。
    他说,“在把中国人的基本政策归纳起来以后,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具有积极的性质的东西很少。”
    德温斯基说,在他访问中国之前,他对于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事没有肯定的态度,因为“我希望不抱成见地前去访问”。
    他说,他现在已经深信,哪怕是同中国增加贸易的前景也是渺茫的。中国人强调经济上自力更生,这就意味着进口品将限于那些为加强它的自力更生程度所必需的东西。
    德温斯基说,“所谓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成就根本没有使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它是一个极其独裁的政府,一味要他们的人民洗脑筋”。
    德温斯基和其他五名国会议员进行的访问,据德温斯基说是一次按照他们(中国政府)的目的进行的一次“组织得非常紧凑、效率非常高的盛大访问”。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三十日电】德温斯基说他是代表他本人而不是整个代表团讲这些话的。
    他说,“当我见到总统时,我个人将对总统提出的建议是,我们不要使目前的使团升格为大使级。我并不认为给予那个政府以正式承认会使我们得到什么好处”。
    问:据说台湾方面曾经要你们以难民的身份登记,要你们发表反共声明,是有这些事情吗?您个人的态度如何?
    答:我的原则是“一去,三不去”。所谓“一去”,就是:为访友而去,朋友要见我,我就去,不要见我还去干吗?“三不去”是: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要找保我不去;写信表心迹我不去。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理由很简单,我去的目的是访友,当然要朋友肯见我,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是难民。大陆这次对我们出来是很尊重的,以礼相待,宴别送行,既不是把我们驱逐出境,我们也不是逃走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是难民。我一再的对谢伯昌先生表示过,结果谢也口头上答应不以难民的身份登记。找担保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找保是很不切合实际的手续,我对谢伯昌先生说,对于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历史,台湾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根本无须担保,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被拘留在大陆战犯管理所,其间从来没有和台湾的朋友通过消息,台湾的朋友谁能担保我们的言行呢?这不是不切实际吗?拿我来说,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情形,最能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只要蒋先生点一下头,我就可以去了,何须担保呢?如果他对我这二十多年来不信任,那么还有谁敢担保呢?我坚持不填保单。谢伯昌先生后来答应我办入台手续并说为我写一封信给台湾。这是五月份的事情。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他们其他九个人都填了保单,但进不去就是进不去。他们九人当中,有的出动了全家来担保,而王秉钺的太太还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呢。
    至于第三个“不去”是“写信表明心迹不去”。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台北救济总会的负责人谷正纲先生写一封信给这里的负责人谢伯昌先生,要求我们每人给谷先生写一封信,内容是:一,表明心迹;二,表示不附带任何条件;三,表示如果被发觉有任何政治作用愿受制裁。他们九个人先后去找谢伯昌先生,我没有去。谢伯昌先生把谷先生给他的信给他们九个人看,并写了一张便条,叫他们带回来给我。这就是那张便条(出示便条)。便条上写明叫我们写信给谷先生所要包括的三点内容。他们九个人都按照谷先生的要求写了信,只有我一人未写。我觉得我去的目的是看看老朋友,如果连这也要表明心迹,那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我另外还觉得谷先生是代表救总的,我为了访友而向他求救济,这不是笑话吗?但是,他们九人的情况就跟我不同,他们都有家属在台湾,从人道主义出发,他们找救总帮助,使他们家庭团圆,这是合情合理的。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情况,我没有写罢了。
    问:就因为您没有亲属在台湾,又不肯“表明心迹”,于是台湾方面是几乎半公开地说您负有特殊任务了。您对这有什么评论?
    答:我刚才说过,我对共产党同意让台湾与大陆之间有亲友的人互相往返的政策表示欣赏,才提出回台湾的。但共产党没有给我任何任务。拿我的性格来说,我是欣赏共产党这一政策才提出回台湾的;如果共产党基于要我完成什么任务才有这一政策的话,或者要我提出什么保证或强制表明心迹,那末我就不申请去台湾了。事实上,在离开北京以前,中共一个负责人还对我说,去台湾是尊重你本人的意愿,出去以后,你就按你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你骂我们也可以。因此,共产党不但没有给我什么任务,反而对我们的言行完全不加限制。我们到香港以后的情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问: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转到另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您同蒋经国先生的历史渊源问题。这问题其实是同前一个问题有关的。因为,您说同蒋经国先生共事多年,又说要到台湾去访友,但是最近这里有些报纸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说不认识您,不承认他们的旧友中有蔡省三这个人,因而就更加肯定地宣传您是负有什么任务的。这是我们想要了解这段历史渊源的原因之一。其次,从过去看现在,现在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是第一号人物了,我们也希望能透过他的过去增加对他今天的了解。
    答:我想我只能够提供一些历史事实,而不能对蒋经国先生的全部活动作评价。从我所了解的历史来看,我个人认为,蒋经国先生从留苏回来到现在,全部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的“赣南时期”,这时期的蒋经国是“有理想,落了空”;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重庆“干校时期”,这时期的蒋经国是“有重点,奠了基”;第三个阶段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南京时期”,这时期他的特点是“有声势,碰了壁”;最后,第四个阶段是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以后,这时期他是“有地盘,拔了尖”。这是我概括他的四个“有”和四个“了”。最终何以得了,望他好自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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