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经济发展又比一九七一年所见到的跨进一大步。工农业建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飞快发展，城市里新建筑和新建设不断增多。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参观了大庆油田。经过这次参观后，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必定能实现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里把中国建设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规划。
“第二，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更好的改善。虽然，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上还不算富裕，但在衣食住行方面已经基本解决了。虽然在大城市，一些人还住在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狭窄的旧房子里，但新盖的房子和工人新村已经逐渐多起来，农村里也盖了很多新房子，例如，我们在江西走了一星期，沿途见到不少新房子。这些是旧社会的人梦想不到的。在精神生活方面，西方一些不了解新中国社会的人，经常说什么中国人民生活方式‘太模式化’，其实，在新中国，人民都为建设新社会而作出贡献，他们多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处处为集体着想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成为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心情反而很舒畅，而不象生活在西方的人一样，处处要为自己打算，生活因而很紧张。
“第三，是人民的政治觉悟很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他们懂得做好自己工作岗位的事情的意义，也很懂得国家大事和国际局势。记得在访华期间，当一些人问及英国人民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时，我很难回答，因为英国人民很少注意政治和世局，而且，社会上的言论很复杂，往往令人头晕目眩。
“第四，在一九七一年的访问里，我对文化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生事物认识还不很清楚，但今次认识比较深。我们觉得，这些新生事物不但在中国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值得借镜的宝贵经验。”
在畅谈完新旧中国的对比后，班以安又讲述他自一九五一年离华回英后直至今天，他亲眼目睹英国人民在认识和了解新中国方面的转变。
“在中国解放后几年里，多数英国人对新社会的认识几乎等于零。由于那时很多国家受着美国的经援，因此也跟随了美国的反华政策。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关于消灭了一群土匪的新闻报道，但在英国一家报纸的新闻里，却歪曲为‘中国政府杀死了两百万人’。当时，我曾经写信去要求更正，虽然他们把信刊登了，但后来他们还是这样造谣，澳洲有一家报纸更离谱地说中国政府杀了五千万人。
“在大跃进期间，很多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也被歪曲，有的反动宣传更是矛盾百出。
“美蒋和反动派更大力诬蔑中国进行扩张主义，把中国和平解放属于自己国土的西藏以及抗美援朝、反击印度侵略的自卫战说成是扩张侵略。因此，在五十年代里，除了进步开明的人士外，很多英国人民为这些反华宣传所蒙蔽。
“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公开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当时一些左派人士，由于还看不清楚苏联修正主义面目，一见到中国与苏修走的路线不同，便武断的认为中国不好，盲目的继续拥护苏联。但六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些进步的人士逐渐看清苏修的本质，对新中国有较深刻的认识，例如著名的记者兼作家费利克斯·格林便在一九六二年到新中国访问，回来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籍，使一些较开明的英国人士对新中国有了一些认识。一九六○年代里，由于英国人民对于新中国的消息还很隔阂，一些开明进步的人士便组织了一个英中友好协会，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后来这个协会在一九六四年解散，新的英中了解协会在一九六五年成立。
“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由于反动宣传的影响，很多人初时对中国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很不了解。但一九六八年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意义。那个时候，西方青年人对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产生不满，又很不满意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加上文化大革命里中国年轻人造反精神的影响，西方爆发了一连串的青年学生运动。很多年轻人对新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中国文化大革命里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新希望。
“一九七一年的转变更大。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往来更加频密，世界人民越来越认识和了解到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使反动派以前制造的反华谣言不得不宣告破产。这几年来，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随着增多了，这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促进英国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例如，中国派来的杂技团、武术代表团和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受到英国人民热烈的欢迎，这些演出访问和展览，粉碎了一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消灭中国文化的谣言，英国人民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添异采。这几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英国人民希望认识和了解新中国。
“这些转变在我们的会里也有所反映，很多人要求我们组团往中国参观旅行。这几年以来，英中了解协会便组织了十多个旅行团到中国参观访问，这些旅行团都不是旅行而是学习性质的，参加者在起程前多作了几个月关于新中国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学习。”
“最后，我还有一点补充。”廖鸿英接着说：“最近，由于美帝在印支的失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没有希望；加上西方经济危机日益恶劣，社会又是一团糟，在这些情况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点思想的，都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已经衰败无望，很多人包括英国人都开始找寻新出路，希望找到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在这个时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功，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使人们为之注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认识和了解这个新社会，并希望把新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学习的榜样。”（续完）
【合众国际社东京八月十九日电】众议员保罗·芬德利（伊利诺斯州民主党人）今天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议员们说，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有“很大的勇气”。
邓是在目前周恩来总理生病期间直接掌握中国政府的官员。他的这番话是对芬德利和其他六名美国议员说的，他们在十六日结束了对中国的十三天访问。
芬德利援引邓的话说：“我们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我们尊敬他，我们不重视水门事件。”
邓在对这七个人的长时间接见中表示了对一九七一年开始执行美国的同中国和缓政策的前总统的敬意。
邓还对这些美国人说：“我认为你们向俄国出售粮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
芬德利对记者们说，这位中国官员向以参议员查尔斯·珀西（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为首的这个美国代表团广泛地询问了关于最近向苏联大规模出售粮食的情况。
这位伊利诺斯州议员说，中国人说苏联人储备粮食是为了军事目的。
他还援引邓的话说，“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怕战争。”
芬德利预言，中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欢迎福特总统，但是中国人不急于密切同美国的关系。
他说，“我认为他们对目前关系发展的步伐是满意的。”
【路透社摩加迪沙七月二十日电】（记者：易卜拉欣·阿瓦德·穆罕默德）中国目前正在索马里悄悄地执行较重要的援助计划，索马里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在最近几个月中一直成为国际上的头条新闻。
在苏联在索马里的影响和美国所说的俄国人正在伯贝拉港修建导弹设施一事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时，中国在援助方面所作的努力在国外几乎是不被人注意的。
中国在索马里——它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的最成功的计划之一可追溯到一九六八年，其结果是使这里开始种植水稻。
虽然大米是索马里最大的粮食进口项目，一九七三年几乎占索马里总食品进口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在首都摩加迪沙以北大约九十公里的乔哈尔建立了一个实验农场。
自那时以来，中国专家在种植稻米技术方面培训了二百名左右农民。
强调的重点是成本要低和自力更生。要农民们使用牲畜肥料而不是费用高的化肥来提高产量。用废掉了的石油桶制成镰刀，农场上用就地取材的东西制成简易脱粒机。
在农民们开始使用新技术时，种稻子的农场数目稳步增加，从一九七三年的四十五个增加到去年的一百零二个。同期，每公顷水稻的平均产量从四千四百公斤增加到五千六百五十公斤。
目前，耕地大约为一千六百五十公顷，在年底前计划增加一倍。
在索马里政府于去年接管了实验农场之后，中国留下三名专家来帮助已得到训练的人员进行工作。目前，中国又在乔哈尔建成一个更大的农场。
中国所援建的另一项工程——价值五千七百万美元，连接谢贝利河上的贝特韦莱内和索马里北部的布劳的一条长达一千零四十五公里的公路——预定于明年完工。
由于在这个主要是畜牧的国家中公路交通事业很不发达，所以这条新的南北交通干线将会大大提高索马里的基础结构。
中国人还在摩加迪沙郊区兴建一所妇产和儿童医院以及足球运动场。这些项目预计明年竣工。
在中国援助下兴建的卷烟和火柴厂于去年投产，目前在生产三种牌子的香烟。
【时事社东京八月二十一日电】题：日中肥料谈判达成协议，数量增加五成，价格便宜三成
我国肥料业界和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进行的向中国出口肥料的谈判，二十一日达成协议，签订的出口协定规定：（一）本年度上半期部分（七月到十二月）将向中国出口硫安二十二万吨、尿素五十万吨，换算成硫安合计一百三十二万吨，将从八月到明年一月交货；（二）出口价格以日元折算约为三百亿日元，清账条件是，以美元结账用美元支付。
这次日中肥料谈判，是由中国方面代表团在上月初来日本，在东京举行了二十次谈判。中国方面以肥料的国际行情疲软为理由，始终要求日本在价格方面作出大的让步，谈判一再难以进展，最后日本方面妥协，在今天达成了协议。结果，出口数量大为增加，比去年同期（按硫安换算九十万吨）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价格平均每吨尿素低于五万日元，大大低于去年下半期的七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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