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十六日
——二十日以《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为题刊载英国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一文。《文汇报》在文前介绍说：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和夫人廖鸿英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后，已于日前抵港。
班以安和夫人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仍精力充沛，他们除了积极地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外，还在伦敦中区理工学院教中文。
班以安从一九三○年代开始，便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到解放初期才与妻子回英居住。他的夫人廖鸿英出生于福建，除了在英国念了十年书外，青年时代大部分在旧中国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因此，他们对新旧中国的对比，有深刻的体会。日前，他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新旧中国的对比，和英国人民认识新中国的历史。”
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班以安说：
“四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便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后来被派到当时的北平来，我开始时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在旧中国工作期间，我先后到过北京、福州、南京、重庆、汕头、广州、桂林、兰州和香港等地，看到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帝国主义的屈辱，便产生了同情和关怀中国人民的感情。那时，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主权受到践踏，例如在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外，便站着趾高气扬的外国士兵，他们对待中国人民就象对待殖民地人民一般。帝国主义者只对一小撮有钱有势的官僚资本家稍为‘尊重’。
“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前夕，我在重庆工作。在周末到郊外度假时，便可以在河滩上见到因旱灾而饿死的尸体。一九四○年代，我在河南和广东等地也曾见到人民因饥荒而大量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南京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看得不清楚，料不到蒋集团会这样快完蛋的。
“一九五○年二月，英国要承认北京政府，我们便随着代办处到北京商谈承认的事项。到达北京后，我们发觉古老的北京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我曾在当时的北平英国使馆工作，因此对旧北平的苦难印象很深刻。记得我刚到北平两个月后，日本便占领了当时的热河省。一九三三年五月的唐沽协定更把河北拱手让与日本。日本人当时利用浪人贩卖海洛英，他们把海洛英放在卷烟里，价钱卖得很便宜，很多中国人吸食上瘾后，他们把价钱提得很高，北平便有很多人吸食海洛英而弄得家破人亡。在北平的外国使馆很大，而且都驻了几百名士兵，日本使馆驻兵人数更多达数千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但一九五○年的北京，这些苦难已灰飞烟灭，而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人民活泼起来，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心，开始为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城市里开始建起了一系列的新建筑，但最重要的是人民被组织起来。
“一九五一年，我们离北京回英国。这一别，便直至一九五九年才再有机会重临中国国土。我们回英国后，发觉反动宣传很厉害。但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事实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幻想。一九五九年，我们随旧英中了解协会访华团到中国作友好的访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从烂摊子建设起来的事实。
“在这次访问里，我们到过北京、重庆、成都和武汉参观。虽然，一九五九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农村已经呈现一些生产不好的现象，但我们很高兴见到中国已消除了它过去的疮疤，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重临中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目睹重庆的变化。在旧中国的年代里，我曾经三次在重庆工作和居住，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我曾在英国驻重庆的使馆工作；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在重庆任职英国大使的秘书；一九四七年偕同妻子重到重庆住了多天。因此我对重庆的过去认识颇深。
“我记得，解放前重庆人民生活很苦，但国民党官僚、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生活却过得很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旧重庆的最好写照。特别是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和挑伕等行业的劳动群众，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码头工人（当时被称为臭苦力）一清早便开始工作，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回于船只与码头的狭窄跳板上。重庆是个山城，有很多陡坡。我们经常见到瘦骨嶙峋的车夫拖着黄包车，载着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三个儿女，或个子肥胖的外国人，气喘如牛的一步一步的捱上斜坡，由于体力透支过多，每天赚到的车资又不能温饱，很多黄包车夫在开始这行业的工作后，没活得上十多二十年便死掉。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次很难忘的印象。一九三六年我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三个朋友一起长途旅行，我们从成都乘车到离成都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雅安，再从雅安步行了约八天的路程到康定（那里是三千多米的高原，是一个绿草如茵的风景区）。在步行的旅程里，我们见到一组组从重庆运送货物到康定的挑伕，他们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人一组，每人背着一包重达二、三百斤的茶叶或食盐，步履踉跄地沿着羊肠小径向前移，沉重的货物把他们的身躯压得弯下来。我们要走八天的路程，他们却要走三十天才能完成，沉重的货物迫得他们每几百步便要停下来喘息，这时他们便要用棍子撑着腰来扶持那因过度沉重的压力而时刻会倒下来的身体，然后抽鸦片烟，以为这样可以补充消耗了的体力。那时，从成都到雅安一带都是由国民党军官刘文辉管辖，他强迫在他管辖区内的老百姓放弃农耕，改种鸦片，然后由他贩卖给四川的毒贩，祸害老百姓以谋利，因此，重庆很多劳苦大众也染上了鸦片烟毒瘾。
“但是，一九五九年重访这个山城时，见到人民的苦难已成为历史陈迹。整个重庆市在工业、交通和市容方面有很多新建设。河边码头上的搬运工作已经机械化，市内建筑了很多宽敞的马路，公共汽车和运输货车代替了黄包车。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当时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随团到中国访问了五个星期，足迹遍及北京、太原、大寨、延安、西安、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广州等地，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还会见了我们。那次访问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起一九五九年时是一个大跃进。南京和北京的变化差点儿使我认不出来。南京整城绿树成荫，工业蓬勃发展，南京长江大桥更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记得以前我从南京乘火车北上时，火车要拆开几段，用渡轮运往对岸的浦口，这样要浪费一个多小时。但现在火车只需几分钟便可横渡长江了。北京也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一个崭新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的建起来，使我除了故宫外，其他的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
“最近这次访问中国，我们脑海里留下几点很深刻的印象。（待续）
【本刊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七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答记者问，题目是《西红柿的假死》，摘要如下：
窗台上的玻璃罐里装着黄瓜，新鲜而碧绿。装在里面，既没有水，也没有盐。看起来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些黄瓜是一九七二年收获的！……土豆的表现也不寻常。生的，削了皮，它已经放了好几天，但却不发黑……
我们同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研究所电离子设计局首席专家Ａ·И·布特所谈论的就是这种惊人现象的秘密。
“以前，您研究过电离子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可能性，现在，您又突然获得了研究‘农业’选题的发明证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的呢？”
“十五年前，当人们在考虑电离子技术的应用范围时，我们认为，自然界没有不能传达电荷的物质或材料。这个原则也适用于食用产品的加工。
用电离子技术的方法加工易腐产品，如西红柿、黄瓜、桃、苹果、葡萄、草莓及其他许多等，实际上可以保存到下一次收获的时节。同时，它们不仅保持原有的外表，而且具有原来的味道和香味。”
“靠什么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蔬菜与水果都是生物蓄电池。其中自然积聚起来的电荷能继续不断地工作。食物——糖、淀粉、碳水化合物等——由于氧化还原作用而变成碳酸气体。要拯救产品，就必须‘熄灭’这个自然炉灶，中和其中的电荷。电离子术正是在这方面帮了忙。
以西红柿为例。它们刚刚从植株上摘下来放到箱子里。将车身里装有发电机的小汽车驶近箱垛。发电机射出定向带电粒子流，使吹着西红柿的空气电离。”
“这时西红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果实虽然离开了植株，但是仍然活着并且呼吸。而我们向它们提供了电离空气，使其与果实里的电荷发生相互作用。不同电极的空气离子同西红柿里的电荷中和，生命便停止了。发生了类似假死的现象。果实并没有死亡，但也不消耗里面积聚的物质。”
“能不能确定加工哪种产物需要哪种电荷？”
“每种水果或蔬菜都需要它自己的电荷。但究竟需要哪一种却难以确定。因此我们就供给含有正常离子和负离子的空气。果实自己会‘选择’它所需要的电荷。它同任何活的有机体一样，首先尽量经济地消耗力量。我就是这样设想这个目前尚未研究的复杂过程的。根据实践所能描绘的也正是这么个示意图。”
“加工用的设备很复杂吗？消耗的电能很大吗？”
“整个过程是从一个普通插座开始的。为了能获得１０—１５瓩的输出电压，里面装了一个升压变压器。这样的电压被传到两个金属电极上。两个电极之间有个小空隙即空气层。为了不致发生闭合，两个电极之间放置了一个解质隔层。正是在这个间隙里产生电离子（雾状气体）。
现在，带离子的空气通过气眼吹到果实上，电离时间长短可以实验选择。”
“这项工作的经济价值如何呢？”
“这里甚至不需要专门计算就可以知道新方法有多大好处。设备简单，电费不多。我想，仅就我国水果蔬菜的规模而论，净利就是很可观的。”
“您所掌握的只是实验数据吗？”
“我们的方法曾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国营农场试验过。放在电场里加过工的胡萝卜、甜菜、土豆、洋葱头、苹果等，从收获起过了半年，质量仍旧很好。这一点已记录在该农场的有关证书和技术科学博士科列斯尼克教授的鉴定书上。
保存水果蔬菜的新方法被推荐作进一步检验。我们希望这次检验能使它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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