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八月八日刊登约瑟夫·哈希自伦敦发回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东欧“蔓延中的资本主义”》，全文如下：
伦敦的《经济学家》也同西方许多有声望的人士一起提出警告说，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共产党的影响和各种活动可能要更多地从东方涌向西方，西方必须加以提防。
这完全正确。警惕的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这一点来展望，也可以指出，缓和是一条双行道，在这条大道上，也有许多车辆从西方涌向东方。而且这种东行的交通量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除非西方对这种交通的愿望有限制。
波兰同西方的贸易已经跟它同共产党集团的贸易一样多。罗马尼亚正在尽可能地从面向东方的贸易转为面向西方的贸易。南斯拉夫主要是跟西方作生意。
西方的保守派担心“蔓延中的社会主义”，但是东方的保守派却担心“蔓延中的资本主义”。他们的担心是很实实在在的，东欧的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中的许多倾向证明了这一点。
在易北河以东表现出来的西方影响，最明显和最经常提到的一个迹象就是到处可见的青年人身穿的蓝斜纹布裤子。较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什么铁幕。他们的服装是合乎标准的，是无法加以区别的。音乐爱好以及别的娱乐形式也是西方的。
从长远来看更重要得多的一点，是共产党国家内的私营企业的复活。其中的一些是合法的。波兰早以转为私营农业。波兰农村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属私人所有，归私人耕种。在南斯拉夫也是如此。
东方的新资本主义，许多是非法的和秘密的。因此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的眼里，这是邪恶的，估计是阴险的西方渗透的结果。
在波兰很流行的一个笑话说明了目前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笑话说，普通波兰人每月挣六千五百个兹罗提，他花掉四千个兹罗提，把剩下的钱用来支付他新买的菲亚特小汽车。
在比较“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重大的经济倾向就是所谓合营公司的出现。餐厅往往属于这一范畴。不少餐厅是国家与私人各占百分之五十。这等于是对私营餐厅的让步。国家提供建筑物和铺面。国家和私人各分红百分之五十。
这种合营制度大多是运用于零售商店以及餐厅之类的服务行业。但是这是在这些国家里重新出现的一种企业资本主义，而在斯大林时代对这种偏向是决不会容忍的。
政治思想方面的东行交通，当然会比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东行交通遇到更多的抵制。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为西方旅游者建造并且被西方旅游者光顾的旅馆里，可以看到西方的报纸，但是既少又不及时。在巴黎出版的国际版《纽约先驱论坛报》，通常要在三天以后才到达华沙的“论坛”旅馆。
但是，在东欧的报摊上提供更多的西方报纸和杂志，那将是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因为掌握西方语言的人太少了。东欧人主要是从广播和电视了解新闻。英国和美国用东欧语言播发的新闻节目，现在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东欧，它们大概是大多数人的主要消息来源。
换句话说，缓和是一条有来有往的双行公路。交通量是可以有变化的。共产党的影响肯定在沿着缓和公路进入西方。但是一位美国总统在一个星期之内访问三个共产党国家，这就是流入东方的一种美国影响。缓和不是单行道。
当然，两个方向上来来去去的交通，都是处于某个人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在苏联军事机器统治下的地区，美国的影响决不会成为决定性的。铁幕仍然标志着军事上的疆界，因而也标志着政治影响的有效疆界。但是苏联在葡萄牙的影响，也会有某种东欧的情况与之相对称。东欧的向往资本主义的人，比葡萄牙的向往共产主义的人要多得多。莫斯科对此是有所担忧的。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七月九日刊登埃德蒙·史蒂文斯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报道。标题为《苏联农民发现了花的威力》，摘要如下：
从阳光明媚的苏联亚美尼亚传出的消息说：作为苏联实力的主要支柱的集体农业，由于可以称之谓花的威力的迅速增长而正在遭到破坏。
在若干地区里，农民们忽视了他们的集体农庄的工作，把整个时间用来在埃里温和其他城镇销售荷兰石竹、唐菖薄和玫瑰花等鲜花来谋取高额利润。
埃里温的日报《共产党人报》的一位记者最近访问了开始发生麻烦的达维达申村。这个村子里有一排排的花房。
当地的集体农庄主席说，“我们的集体农庄就要垮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花。它们比自然灾害更糟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自然“灾害”的那个人就是集体农庄以前的第一把手萨尔基相。他曾多次得过奖金。当他发现卖花可挣大钱时，他对集体事业失去了兴趣。他经常带了一篮篮满满的荷兰石竹前往埃里温，回来时口袋里全是卢布。
其他人学他的榜样，于是将近有一半身强力壮的庄员都去搞种花这一行了。一度欣欣向荣的农庄因人手短少几乎陷于瘫痪。一吨吨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烂掉了。大部分肉和乳产品被浪费了。
鲜花传染病从达维达申村传到了邻村，那里，也种起花来了。
花房所占的地皮是集体农庄给的，作为对庄员的预支工资。虽然达维达申的种花者没有给农庄干过一天活，但是他们是否继续当庄员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出过。
几乎所有用于建造和装修私人花房的材料，包括成千吨水泥、成千平方码的玻璃和成英里长的管道都是从国营仓库里偷偷搞出来的。而当局没有提出异议。达维达申的七个花匠用电全是免费的，他们偷偷地同一条方便的电线挂上了钩。
【本刊讯】日本《自由新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现代苏联“年青一代”的生活状态》，摘要如下：
本报特从每年两次访问苏联，研究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问题的法政大学讲师寺谷弘壬在题为《苏联的世界政策》的讲演中，归纳出今天苏联社会问题的烦恼以及肩负苏联未来的年青一代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状况如下：
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都有年青人汇集的特定场所。在严厉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青年的生活状态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没有多大的不同。青年和学生们也聚集在茶馆等场所，有的一面喝着咖啡、桔子汁，有时也喝那多少含有酒精的饮料，一面争论人生观和恋爱观等，也有的在听爵士音乐。
今天这种茶馆，不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大的城市有，甚至象基辅和塔什干等城市也到处都有。
如今，苏联的青年，似乎多数人都不爱唱俄国的民谣《喀秋莎》，而是对美国的爵士音乐和软绵绵的法国小调感兴趣。
苏联青年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音乐方面，而且在服装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你漫步莫斯科街头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人穿着喇叭裤和斜纹布裤。
目前，苏联对于青年们的这种生活倾向，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从调查的综合材料来看，它明确地揭示了不少青年在生活上关心的范围，比起过去的列宁和斯大林思想时代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据调查，青年们所关心的范围，第一是战争或者和平问题。第二是社会正义或社会福利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同过去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今天加上了第三，家庭，第四，爱情等有关个人的问题。可以说这在共产主义苏联是一大变化。
过去在苏联，青年们互相比赛如何牺牲自己对国家做出贡献，认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当时在青年中间甚至不使用我这个词。
但今天，我这个词到处可以听到。从社会调查来看也是如此。例如，首先，在今天的苏联国内，已不可能发生革命；因此在青年中间，以什么为目标生存下去这种目的意识已经淡薄；他们的行动已经多样化；甚至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资产阶级化了。例如，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本人就穿上了过去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而受到排斥的有袖扣的衬衣，系上了领带，西装革履地乘罗尔斯·罗伊斯牌高级轿车兜风。另外，柯西金总理也欣赏爵士音乐和硬壳虫音乐，都过着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的豪华生活。
青年中，虽然也有人对这种倾向感到非常愤慨，有一切都为国家的思想，但这样的人为数极少。更多的人是注意修饰，修指甲，向往时装展览会，尽管这些比起西方来是落后的。过去美容院是为脸部受伤的人整容，但在今天，这些设施则是为了满足那些希望打扮得漂亮的人的心愿，前往整容的人逐年增加，希望成为女性美容师的人也非常之多。
对教育或者教育设施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有大学的预备学校，但迄今为止，其存在的理由同日本多少有点不同。在苏联，上大学的人仅限于知识分子，如果有一百个知识分子希望进大学，则有九十个可以如愿。但是，来自农村的人，一百人当中只有十人能够入学。这是因为城市的知识分子同农村的人，教育的常识差别很大。因此预备学校的建立，其目的就是让出身农村的人入预备学校一年。掌握社会常识，以纠正教育的不平等。但是，在今天，这些设施是为进入莫斯科大学等的优秀分子服务的，出身农村的人甚至连进这种预备学校也不可能，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
苏联发生变革的另一个现象就是离婚问题，据说目前仅次于美国，很普遍。
苏联的离婚方法是，夫妇向法院提出申请，交付大约是工资两倍到三倍的手续费，并且要在报上刊登广告，然后进行公开审理。由于离婚的手续费高，公布名字感到害臊等原因，所以这种现象在过去并不太多。但最近以来大大增多，据说每年有六十五万到七十万对夫妇离婚。
但是，今天的苏联的政府真正感到苦恼并作为社会问题加以重视的是离婚的理由及其环境。
例如，在日本，其理由是“性格不合”，以及社会的伦理观，或者离婚的妇女经济生活方面的社会环境等。但在苏联却说是“性的不一致”，就是说以自己的欲望作为理由。这在过去列宁和斯大林思想时代是没有过的。关于离婚的理由，在学者中间有人认为，“个人欲望的流露是资产阶级现象，将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且还认为，由于夫妇离婚，他们的孩子就成了“无父之子”，就会养成自卑的性格，在受教育上也会落后于社会上的一般人。
离婚不单是夫妇间的问题，而且是担负下一代苏联政权的青年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正在认真地研究对付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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