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周刊》杂志四月十二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对葡萄牙的最后打击》,摘要如下:
    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在里斯本的存在日益强大。接近苏亚雷斯路线的社会党人士公开发表的声明也强调了这种存在。克格勃的存在已成了引起所有人注目的一个问题。人们在小心地、但却是广泛地传说着一些具有反苏内容的幽默故事。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肩负外交使命或顾问任务而在里斯本活动的苏联人能流利地讲葡萄牙语。
    驻在里斯本的苏联人员大约是七十人,但是,没有任何人能说清,两三个月后将达到多少人,因为苏联大使馆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和“记者”的人数眼看着在增加。另外还有搞不清是什么人员的人。在这一小伙人当中,道道地地的俄国克格勃人员估计约占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这是肩负着这样的任务的少数人,这些任务就连他们的同胞和显眼的外交人员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了解其详情。
    除去这一小伙持有苏联护照的专家之外,另外还有从行政上说属于保加利亚、东德、波兰、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务机构的人员。最后,在前线阵地活动的还有葡萄牙国籍的(苏联)特务,其中的很多人从萨拉查专政时代起就在卢西塔尼亚地区或外部进行活动了。
    克格勃在葡萄牙的活动从一九六九年起变得特别强大了,但是,在里斯本和其他大城市从未使用过苏联籍的特务。相反,进行活动的是克格勃在西欧招募的人员,主要是在左派或极左派组织中招募的人员。自然,也包括葡萄牙人。葡萄牙的一些休养地(阿尔加维地区、伊什图里尔的各个城镇和卡什凯什、里斯本近郊)被选择建立了间谍基地或秘密政治团体的基地。从一九六九年以后,克格勃在欧洲极左派团体之间以及在葡萄牙组成的类似团体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方面也活跃起来。在这些联系当中,在巴黎、日内瓦、马赛、巴塞罗纳和热那亚建立起来的不大的组织起了主要作用。
    坚定的人。七十年代初,克格勃的渗透恰恰
    (直接地或在经过选择的葡共领导人的帮助下)集中到了军事干部方面,集中到了驻扎在首都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军事干部当中。有人写道,贡萨尔维斯总理十五年前秘密加入了葡共,当时他还是个中级军官。不管这个轰动的消息是真是假,但事实是,十五年前,即一九六○年,克格勃和葡共在武装部队干部中的渗透处于开始阶段,只有十来个军官已切实被军事共产主义所征服。大裂口是在九年或十年之后才在军人中打开的。在武装部队内渗透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海军。通常是,新皈依者会成为坚定的军人。实际上,穿军装的共产党今天在葡萄牙海军中找到了最可靠的支持者。四月二十五日之后,需要较大的信任的任务恰恰是交给由葡共领导人指引着的海军军官,或者是这些军官直接去完成克格勃事先安排的使命。去年夏天,新闻部门的几乎所有主要环节就已落入了在葡共战略中活动或亲自受克格勃指使的海军军官手里。
    对征服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计划做出有效贡献的是康塞桑—席尔瓦司令,而且是早在他当新闻部副部长时。卡埃塔诺垮台时他是一个不出名的海军军官,四十岁,自称“进步民主人士”。库尼西尔(去年)十月底访问莫斯科时由他陪同决不是偶然的。葡共书记在苏联首都停留了三天,康塞桑—席尔瓦在莫斯科多停了几天。他借这一机会接受了一些建议,在返回里斯本之后很快就执行了这些建议,后来,这些建议在葡萄牙以外也引起反响。
    大约一个月前,库尼亚尔和康塞桑—席尔瓦的一些对话者,在莫斯科的一座机关里同意共参议员科苏塔进行了有益的对话,但是,这位葡萄牙司令没有被告知这次对话的内容。在控制新闻部门的最初阶段被利用过的康塞桑—席尔瓦后来终于被撇到了一边。新闻部的“长官”热苏伊诺司令暗暗地、或者说是在各种活动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在热苏伊诺的经营之下,里斯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落到了葡共或民主运动的人手里,或者象社会党的《共和国报》那样,都受到了小集团的限制。热苏伊诺的代理人是另一个被认为同克格勃有密切联系的指挥员,即卡洛斯·蒙特斯。他现在是检查机关即新闻部际委员会的主席。在苏联在里斯本的特务的《哥达贵族血统手册》里,还包括另一名海军军官的名字,即阿布兰特斯·塞拉司令,这里认为他同古巴情报总局有特殊关系。另外还包括劳工部长科斯塔·马丁斯。
    授意。克格勃的假情报局正是通过这个组织网针对葡萄牙在国际报刊上进行了大量活动,其中最近一次是由东德特务机构AHV进行的,它借用了西柏林的《号外》杂志来进行这次活动。这家杂志恰恰是在东柏林特务机构的授意下揭露了斯皮诺拉及其同伙准备进行政变的大量细节。这样,整个葡萄牙报界都奇怪地提前报道了后来在三月十一日发生的事。现在,对在里斯本的外国记者的控制加强了。葡共报纸《前进报》三月二十日呼吁热苏伊诺,要检查英国、美国、法国和巴西的一些通讯社的消息,说它们是斯皮诺拉的“同伙”。所有外国记者都怀疑三月十一日的政变。这种怀疑使得克格勃这个缩写出现在很多消息当中。苏联间谍网人为地使温和派军官们的抗议提前扩大开来。鲁莽的斯皮诺拉上了当。
    苏联在葡萄牙的活动逐渐采取了更为明显的形式。通过工人组织透露出来的一些轰动的消息得到了高级军官们的含蓄的证实。几周来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即苏联人在国际市场上搜集葡萄牙货币,以资助葡共和其他团体。那时,即三月二十一日,由莫斯科传到里斯本的一条正式消息说,为了表示支持,苏联工会捐赠给葡萄牙工会相当于一千七百万里拉(约合两万九千美元)的钱。这是为了平息另外一些消息所引起的混乱而提到的一小笔款项。例如,其中有这样一条消息:葡共及其盟友(包括军人在内)在最近一年里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经费达二百四十亿里拉(约合四千万美元),这些钱是由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后不久的外逃资本构成的。(实际上,最近十年里,克格勃秘密地、苏联其他组织比较公开地向处于地下状态的葡共以及葡萄牙的其他政党和左派团体提供的经费是大量的。)
    苏联人出现在里斯本目前已成为公开的事了。苏联的新闻为政治选择打开了道路,有时是葡萄牙左派军官们的宣传方针的前奏。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三日电】欧洲共产党人正加紧早日实现举行二十八国会议的计划。
    该计划的执行在程序上遇到了严重障碍,南斯拉夫人主张自由讨论,而不承担义务。
    自今年二月以来在东柏林举行了几次草拟文件的会议,以便制订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后宣言。最近一次会议是在七月五日结束的,显然没有达成协议。
    一位南斯拉夫官员说:“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将呆下去,坚持到底。到那时,我们再看。”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私下采取主动,阐述他们的立场。自四月以来,他们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官员举行了高级会谈。
    虽然南斯拉夫人坚持不让步,但是他们仍希望避免摊牌。要是他们抵制会议,那么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就会急剧下降。
    铁托总统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关系仍然密切,不过,现在人们有些怀疑,罗马尼亚人是否与南斯拉夫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为了消除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担心,苏联打算把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计划搁置起来,从而正式放弃企图把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交付审判的打算,苏联已承认,它不再充当整个运动的“领导中心”。
    贝尔格莱德对上述两点抱有疑虑。人们担心某个时候可能再次提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计划。这也会遭到罗马尼亚的激烈反对。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七月二日电】苏联打算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再次确立它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中心作用,而把一种新纪律强加其盟国的做法可能招致失败。
    原米苏联人打算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企图把中国革出共产党教门。但是南斯拉夫和其他奉行独立路线的党表明,他们将不参加为谴责其他共产党国家而召开的任何会议。
    南斯拉夫人反对拟议的几个最后文件谋求重新确立苏联对其东欧邻国的统治,而且不让各国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有权选择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得到了罗马尼亚的支持,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共产党的支持。
    时至今日,反叛者们仍拒绝两个最后文件:一个是由东德人在苏联监督下草拟的,一个是由俄国人草拟的。
    为了设法和解,苏联人上月把出席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领导人召到莫斯科去,建议制订经过修改的第三个文件。
    经过讨论,南斯拉夫人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个文件在关键问题上同另外两个文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俄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文本,南斯拉夫人希望会议少拘泥于形式,而自由地交换意见,并且希望最后文件将使所有与会者的立场得到平等的反映。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目前的状况是,苏联人能够召开一次席位大量空着的会议,要么作出比他们希望作出的更大让步,要么放弃全盘主张。”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日电】(记者:巴里·沃特斯)去年有人问铁托总统的一个心腹,莫斯科是否曾支持一个要推翻铁托政权的敌对的地下共产党,他回答说,“是的,而且不是头一次。”去年九月对门的内哥罗三十二名元老派分子的审讯说明,南苏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南斯拉夫和苏联保持着经济关系和党政方面的政治关系,但是,南斯拉夫尽力做到使这种关系不致于过分密切。南斯拉夫军界人士说,苏联人不仅暗中支持象门的内哥罗集团那样的一帮人,而且甚至支持克罗地亚反铁托的右翼流亡者集团,企图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施加影响。
    苏联大使馆是贝尔格莱德最大的使馆。它的外交官在南斯拉夫到处旅行。由于两国语言相近,因此技术顾问觉得在南斯拉夫进行接触是方便的。苏联旅游者不断增多,但是俄国人不去亚得里亚海边进行日光浴,而是宁愿在南斯拉夫内地到处转游,参观市镇,会见群众。在西方看来,许多人并不是旅游者。
    西方军事专家说,俄国人供给南斯拉夫人军火的一个原因是,用执行训练计划和提供技术顾问的办法,借机插手南斯拉夫的事务。
    在经济方面,苏联慷慨地提供贷款,而且是原料,尤其是石油的重要供应者。反过来,俄国是南斯拉夫消费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在西方市场紧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位南斯拉夫记者说:“由于这一切,有时难于区分什么是友好的行动,什么是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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