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九日刊登刘易斯发自日内瓦的文章,题目是《预先通告演习的问题使欧安会拖延下来》,摘要如下:
    美国的盟国拒绝了美苏关于预先通告军事演习这一关键问题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是大约三周前搞出的,希望能够取得突破以结束在这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据高级的西方外交官说,这些盟国拒绝了这个妥协方案,认为是“不现实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一直在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在这里继续进行。
    国务卿基辛格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就欧安会所称的“建立信任的措施”的细节达成了协议。
    但是,他们的妥协以大西洋联盟各国都接受为条件,当它们没有接受时,美国就采取了盟国的立场。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为地区的宽度、最低数目的军队,以及在举行军事演习前通知与会国的时间规定了数字。这些数字是保密的,但是这些人士说,当大西洋联盟的成员研究这些数字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都认为这些数字是不充分的。因此又把这个问题提交日内瓦会议进一步谈判。
    预先通告军事演习作为增强东西方边界两边的信任的一种办法的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其它主要问题是:保持四国在柏林和在德国的责任的一个条款,在会议文件于赫尔辛基签字后,应当有什么样的贯彻会议结果的办法的问题。
    还有若干次要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对于少数几个国家非常重要,即使这些问题并非东西方问题。会议的规则是,决定要一致作出,因此每一个与会国都有否决权。
    代表们昨天和今天开会考虑苏联的一项要求:规定在七月份的一个日子举行最后的首脑会议,与此同时,解决剩下的那些问题。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给西方领导人的信件中要求规定的七月二十二日这个日期已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
    在预先通告演习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代表们所称的地区面积、军队数目和通告时间的“参数”。
    英苏会谈集中于中立国的一项建议,这个建议规定边界两边的三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为受影响的地区,必须通告的最低人数为一万五千名部队,包括两栖部队和空降部队。二十一天为最低的预先通告的时间。苏联的数字略低,西方的数字略高。西欧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但是我们相距不太远。”
    第二个问题是,通告演习是义务性的还仅仅是自愿性的。西方盟国和俄国人已搞出了一个有点含糊的方案,这个方案没有规定通告演习是正式的义务。但是有少数其它的国家不满意。罗马尼亚已对其它国家说,它打算坚持要求明确规定通告演习是义务性的。
    【本刊讯】芬兰《赫尔辛基新闻》六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驻日内瓦记者卡伦的一篇述评,摘要如下:
    几乎所有参加欧安会的国家都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的第三阶段会议,但是只要一个国家采取坚定的反对的态度,那么这个主张就将告吹。被人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的马耳他的总理明托夫将到波恩访问,同西德讨论这个问题。塞浦路斯的态度由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土耳其领袖登克塔什之间的权力之争仍然是一个谜。
    【本刊讯】芬兰《赫尔辛基新闻》刊登卡伦二十七日的一篇评论说:欧安会已经从最初的东西方的阵势逐步变成为一场外交冲突,这场冲突的双方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以大国和小国构成对立的两方,小国在欧安会中发现了强调欧洲各国平等的方式。
    罗马尼亚代表提出了很长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是:确定国家间关系原则的最后文本,瑞士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罗马尼亚自己提出的不使用武力方式的建议,增加军事信任的措施,经济篮子中关于贸易互利和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和欧安会以后的合作的问题等。罗代表认为,只有在这些问题讨论和解决以后才能够转入第三阶段会议。
    坚持这样强硬的态度实际上不得不意味着,七月召开最后阶段会议的主意必须放弃。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辛格转到国内进行穿梭活动了》,摘要如下:
    华盛顿近些天来就制订对外政策所作的一些事情可能使海外友邦和盟国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使在国内的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寻常的,可是它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它也是目前执行对外政策所依据的一些条件的一种自然反映。
    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目前正在三个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地工作,对他来说,这些困难条件是不寻常的,也是不自然的。
    第一,基辛格已经失去了他在尼克松那一届政府中所享有的那种特殊的“正人君子”的身份。当时,这种身份使他在国会议员当中有一种特权。现在,一些有地位的议员有点把他看作是“尼克松政府中留下来的人物。”因此,他现在对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得不努力争取国会的支持。他不能认为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基辛格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美国在印支的地位“崩溃”(这是他用的字眼)所带来的影响之中。美国被逐出这个地区来得这样突然和这样彻底,似乎是对他个人的一种巨大的震动。他仍然担心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今后还会受到挫折和撤出其他地方。从他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其他国家将从当前的一些事件中看到美国的弱点。
    第三,他有两项政策目前都受到一些强有力的组织的限制,这些组织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的活动。他希望国会能够取消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可是支持希腊的集团正在开展活动反对他。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放宽它对达成一项中东解决办法所要求的条件。可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集团也在开展活动反对他。
    由于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三个新的因素,因而使基辛格博士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惬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周游世界,而同时有一个钦佩他、几乎是崇拜他的国会毫不迟疑地通过他所要的一切。相反,他现在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试图说服国会——以及美国的舆论方面。这就是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一次为了加强他在国会的地位而连续在全国各地公开露面和发表演说。
    他不是第一个利用公共讲坛为遭到攻击的对外政策辩护的国务卿,在一九五○年初,在北朝鲜军队涌向南方以前的最后几个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就曾在全国进行旅行演说,要求“加强实力地位”,来对付他感到的共产党人发动一次或多次攻势的危险。
    同他的杰出的前任一样,基辛格的演说是有着双重目的的。他的话既是向国外的听众讲的,也是向国内的听众讲的。他对盟国没有按照他的希望去做表示不满。同时,他也许是通过批评盟国来加强他的地位。
    【本刊讯】泰国《曼谷邮报》六月三十日刊登该报主编宗卡滴吉的一篇报道,题为《克立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摘要如下:
    由克立·巴莫总理率领的谈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代表团,将为贸易和技术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代表团的官方人士说,同中国的技术经济合作将逐步代替不断缩减的美国援助,“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国人的技术知识可能更适用于我们”。
    克立前往北京是为了就广泛的问题同北京领导人交换意见,包括同两国直接有关的问题和最近世界的形势发展,特别是侧重于亚洲方面。
    作为贵宾,预料他在现阶段不会提出象所谓中国支持泰国的共产党叛乱活动这样的敏感问题。
    他强调这次访问的“友好”性质。在两国建交之后,影响到两国的任何严重问题都可以在官员级讨论。
    然而,他将讨论共同关心的这样一些问题,如两国对这里的华人的政策,贸易原则,在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建立“和平、中立和自由地区”的目的以及美国从这里撤军的计划。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泰中领导人将讨论北京所认为苏联对它自己的威胁及其对亚洲的影响,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并为其人民谋求进步的问题,大国间的所谓和缓及其对其它国家的意义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事实上,正如长期离散的兄弟一样,在自从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接管大陆以来计划将举行的第一次中泰“最高级会议”期间举行的正式会谈和宴会上,还有许多事情可谈,包括大小事情。由于我同总理对文化很感兴趣,这将提供一些有成果的谈话内容。克立在北京进行会谈之后将作出决定应在什么时候任命大使。
    农业和合作社部次长比达·甲那素对中国生产的成本低廉的农业机械感兴趣,这种机械对我国农民可能有用。他还想看看中国的有效的灌溉系统。商业部次长威庄·尼瓦翁曾两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他将设法使中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如玉米、黄麻、食糖和橡胶)和矿石感兴趣。工业部次长裕·汶纳对中国的石油钻井设备感兴趣。财政部次长安雷·威拉旺将研究商业方面的财政机构问题。将交换泰中的经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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