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十八日刊登戴维的报道，题为《这种四面夹攻的挑战是西方所必须击退的》，摘要如下：
冲突研究所抱着传教士般的热情，致力于警告麻痹大意和自私自利的西方世界，提防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该研究所最近一份叫做“欧洲安全的新内容”的报告，说到了来自苏联的“势不可挡的”军事威胁，来自“极端主义组织，其中有些组织还参加了国际机构”的政治威胁，（由于比东西方对峙更为广泛，易于被苏联利用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威胁和（由于苏联认为加强阶级斗争是共处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而造成的）意识形态威胁。
为了对付所有这些威胁，欧洲必须注意它的防务，发展其政治团结，并进一步认识其敌人。但是，欧洲目前“危险重重，四面楚歌，军事上软弱无力，对政治上的团结半心半意，经济遇到危机，社会陷于动乱”。
对这种论点不能轻率地置之不理。的确，西方在许多战线上受到挑战，而华沙条约国家至少还保持着一种在政治和军事上颇有决心的样子。
事实上，完全可能的是，正如报告所担心的，西欧目前处于遭到叫做“芬兰化”的那种命运的危险之中。所谓“芬兰化”就是承认苏联为欧洲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它将在实际上不派军队，也不设立共产党政府的情况下对西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施展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报告从几个方面来说，仍然受到非议。例如，它非常重视华沙条约在人员和坦克方面占的巨大优势。报告说，这种优势只是部分地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的优势所抵销而在逐步减少。许多防务专家对此有争议。他们认为目前的均势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人们把核武器考虑进去的话，特别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力最近一直在改进。
危险性在更大程度上在于对华沙条约组织有利的长期趋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或者通过谈判来制止这种趋向。
这种怀疑自然而然地是出于这一信念：俄国人如此顽固地致力于毁灭西方，它在实现其目的方面如此诡计多端，以致凡是能为他们接受的几乎每项协议对我们肯定都是不利的。
然而，这个信念并未得到这个报告的充分支持，这个报告把两种相矛盾的情况结合起来了。在一方面，我们谈到，苏联“保持着一个巨大的颠覆机构，并在颠覆工作中花了巨额款项”，它的占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在“心理上、政治上，到时候还有在军事上”解除西方的武装。
另一方面，我们被告知：“苏联对向左转所采取的态度最近看来似乎是很自相矛盾的……现在这一代的政治领导人都是老革命家，他们逐渐变得不喜欢突然变革的前景。”
这个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可以说：苏联将利用别人造成的局面，当地人进行的颠覆活动，是有助于苏联以削弱西方的办法来实现其目标的。
但是，现在显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如果苏联是西方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么除了避免互相消灭之外是不可能有共同点的。
另一方面，如果说苏联是个强大的、野心勃勃的俄罗斯国家，而且其政治领导集团只有具有革命思想才能合法化，那么，它的意图也许会象其他大国的意图那样，不是单一的，而且又是顺应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充分理由寻找共同点，其目的在于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
。
这个报告还说，必须向苏联表明，它在加紧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是不可能获得缓和的。为什么呢？缓和并不意味着放弃一切形式的竞赛。缓和意味着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处理关系。不能指望苏联会放弃它的意识形态。可以指望苏联会克制地行事，会尊重别国的利益，会承认西方也有权为它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进行斗争。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十九日发表一篇题为《修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翼》的社论，摘要如下：
决不可让邱吉尔所说的轴心的薄弱环节成为北约组织的薄弱环节。然而欧洲南翼的稳定正在受到最近从葡萄牙到土耳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威胁。盟国注意使它们在谋求有自由的和平方面保持的基本团结，不要被互相冲突的国家利益或者内部政治局势的发展所破坏。
美国作为北约组织最强大的成员国，特别有责任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中起积极的作用。福特总统的欧洲之行是及时的，可以促进一种希望和合作的气氛，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本周在加利福尼亚蒙特里举行的西方国防部长会议继续有助于促进相互了解。
虽然这种讨论核问题的会谈主要是私下进行的，但是可以设想，关于核前景和核危险的一切方面差不多都谈到了。现在进行这样一种交谈是适时的，这不仅因为苏联和美国的技术发展很快并且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因为德国向巴西出售核动力设备，且不说核扩散和提供适当的核保障这样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葡萄牙分享核情报无疑是一个问题，在那里，共产主义的影响的增长使人们担心这种情报最后会落到俄国人手里。葡萄牙军政府现在担负一项重大责任，这就是使人们接受它的实现民主的主张。
土耳其和意大利的代表参加了蒙特里会议。希望这两国将提供并获得关于支持它们在使北约组织不出现薄弱环节方面所起的作用的保证。
土耳其正在比较直接地同美国接触，它扬言除非美国取消武器禁运，否则就要使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基地的地位有所改变。考虑到土耳其作为靠近苏联的一个北约组织的前哨阵地的地位，我们继续敦促国会取消禁运。但是土耳其采取的等于提出最后通牒的做法不一定是说服美国国会的最好的办法。
【本刊讯】印度《金融快报》六月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是成立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的时候了》，摘要如下：
甘地夫人又一次在不必要地沉醉于宣传自己代表民众，从而为一种危险的理论播下了种子：民众政府不必是民主政府，而非民众政府则可以大规模地操纵国家机器、抓住权力不放。
对甘地夫人说来，事物可能变糟，从而毁灭她的许多政治防御工事。但是，比那个情况更糟的是，国大党企图通过煽起政治歇斯底里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们以为甘地夫人是打不倒和少不得的。幸而，一九七五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了，由于国大党治理经济不当而吃了苦头的亿万人对政府已不再热情了。甘地夫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尽管动用了国家机器，只有残酷无情谋求私利的国大党人支持她。不幸的是，在目前，她似乎又一次屈从于打鼓招徕、有戏剧效果的街头政治的邪门歪道。毫无疑问，她遇到了很大困难。如果甘地夫人辞职，然后为她组织民众支持，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今后几星期中，我们将亲眼目睹在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要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大斗争，诸如：最高法院给予甘地夫人延缓执行判决、总理出于安全的原因动用国家机器、舞弊的定义和范围、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冲突、召开议会、选择下届大选的日期以及关于甘地夫人命运的最后判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会影响印度政治的方向。但是，任何决定都不会象关于国大党前途的决定那么重要。确实，如果国大党的体系继续不变的话，其它任何决定都将失去其重要意义。
然而，不论是甘地夫人抓住权力不放抑或由另一位国大党人来取代她，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总理将在相当长时期中陷于瘫痪状况，决策工作将降到一个新的低点，腐败和制度的效率不高情况将大大恶化。印度共产党的莫斯科强硬路线派正在把甘地夫人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们正怂恿她宣告自己超越法律之上并在必要时搞一次漂亮行动，废除宪法。甘地夫人如果试图以建立某种极权政权的话，她就会犯毕生中最大的错误。在目前情况下，看来可行而且是最好的办法是暂时成立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这样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就可走上新的合理的方向。
【本刊讯】《印度教徒报》六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对最高法院延缓执行令的可能性的焦虑》，摘要如下：
国大党高级领导人目前所担心的，与其说是反对党的攻击的激烈程度，还不如说是一旦最高法院拒绝改变过去的做法而发出有条件延缓执行令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领导人感到，如果延缓执行令是绝对的，是以使总理能够毫无阻碍地面对议会的话，国大党就能够对付反对党的任何挑战。在目前笼罩着德里的狂热气氛中，国大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一直在热中于发表大量气壮如牛的言论，以造成一种普遍信任的气氛，而不是对目前为获得最高法院完全的延缓执行令所作的努力的结果，抱任何虚伪的希望来哄骗自己。
印度正在走向一个严重捉摸不定的时期，一方面是执政党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中陷于困境，另一方面是反对党下定决心要给政府造成最大的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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