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访华报告，在访华报告前附有他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写的一封信。现将这封信的全文和访华报告的全文连载如下：
曼斯菲尔德写给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
亲爱的斯帕克曼参议员：自从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五月参议院领导联合访问中国以来，几乎三年时间过去了。新近我再度访华，使我有机会对这个居住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有了更多了解，对演变中的中—苏关系的前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二十年代早期我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战后作为一位众议员曾经三次到过旧中国。一九七二年我作为官方的参议院领导人联合访华团的成员，再一次熟悉了中国情况，并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先生）一起向参议院汇报了当年尽可能观察到的初步有限的情况。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到达上海，住在这个辽阔的、我们依然了解不多的国家里直到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跨过边境进入香港。二次访问人民共和国一举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赞同和支持，认为是符合正常化政策的。它是两党方针的继续，与中国和解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方针的特点。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人员和中国各城市各地方的官员的十分良好的合作和协助下，我和各界人士进行了谈话。我参观了工厂、公社、家庭、学校、历史名胜古迹、博物馆、水利工程设施、水电站等等，以便尽可能地研究新的中国社会秩序的许多方面。逗留期间行程六千英里，旅途中坐飞机，乘火车和汽车。附件里有一份此行详尽的日程表供参考。
我在北京度过五天，和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包括和周恩来总理交谈一小时，和邓小平副总理交谈五小时，同乔冠华外长交谈七小时。北京以外，所到之地都会见了地方官员。向我提供背景情况的有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在檀香山的乔治·布什大使（驻北京的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诺埃尔·盖勒海军上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从北京南行，我在位于黄河流域的、富饶的、工农业平衡发展的河南省逗留了四天，访问了这个省的郑州、新乡、洛阳等许多地方，参观了工厂、公社、防洪灌溉工程、土地开垦施工现场以及其他施工点。
从河南省，我乘机向西北飞行，到达陕西省的西安和延安。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是羽毛未丰的人民解放军所作的传奇式的长征的终点，今天它成了革命摇篮圣地。从延安南行，到达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人民共和国已经承认的少数民族有五十四个；这些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五，分散居住在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上。广西居住着十二个不同的民族，使我得到极好机会来了解人民共和国如何掌握少数民族问题。在桂林和南宁我对涉及少数民族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从南宁我飞赴云南省会昆明，这里曾经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重镇，而今天则是中国西南地区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居住着二十四个不同民族的云南省，我进一步研究了少数民族问题。总起来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停留了五天，在云南省三天。最后到达广州，这里每半年举办一次交易会，同时也是另外三个少数民族的家乡。广州还是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所熟知的一个城市。
在中国期间，我多次听人提到菲律宾共和国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对中国的访问。这些谈论涉及到和菲律宾签订石油合同，以及她受到的欢迎如何热烈等。
我想到马尼拉走一趟是可取的，主要目的是交换对中国的观感，谈谈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在发展中的关系。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之间将继续接触，而且有盒的贸易安排有希望得到增长。我在菲律宾停留二十四小时，其中八小时用来同马科斯总统和夫人会谈。这次访问使我对中国形势增进了许多了解。
话题触及斯普拉特利群岛（我南沙群岛——本刊注）问题。谈到了这个地名应用于菲律宾西海岸一大群沙洲和岛屿时，究竟具体指那些地方还存在模糊观念。从菲律宾观点看，有一组靠近巴拉湾岛，是属于菲律宾的，然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岛现在被台湾的武装部队占领着。至于南海中更西的那些岛屿，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越、菲律宾都声称归属自己。这两个区域都有勘探石油的十分良好的前景，因而大家认识到这个因素可能带来国际难题，除非及早采取步骤，解决主权问题。
从中国归来之后，我立即向美国总统呈递了一份机密报告，谈到我观察到的和发现的情况，并对美国政策提出建议。这份报告包括的内容还有：我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以及同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和王海容副外长的谈话。
下面的这份报告是一个尝试，试图把我的大量的印象和经历过的事情综合在某种形式里，并希望这些形式能帮助参议院掌握根据我的判断可能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深刻的国际发展变化
——在中国大陆上兴起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如何满足它的各族人民的需要，它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是对目前和将来世世代代人具有最大意义的问题。我们对我国人民承担着迫切的责任，应当去了解在中国正发生些什么事，并最妥善地把我们的政策和这个现象联结起来，以便在美国人民和业已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友好、平等的交往。
在执行这次使命时，陪同我前往的有我的妻子莫林·曼斯菲尔德，总统关于政府研究外交政策准则机构委员会成员、尊敬的简·恩格尔哈德在许多方面给我以支持和协助。在此，我特别对以下表示谢忱：国会图书馆和国会研究所为我提供了出色的背景材料；空军部协助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国务院允许弗朗西斯·梅洛伊大使，行政助理国务卿约翰·托马斯及其属员迪克西·格兰姆斯小姐为我帮忙。国会随行医师弗里曼·卡里大夫不但做了他本职工作，而且帮我考察了中国的卫生保健工作。从参议院，我得到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诺维尔·琼斯先生，多数党领袖的行政助理萨尔皮·萨哈吉安夫人，以及参议院秘书弗兰克·瓦莱奥的协助。瓦莱奥作为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顾问，曾在上次陪同我访问中国，过去我奉总统或参议院之命出使国外时，他还多次陪同我到亚洲和其他地方。
迈克·曼斯菲尔德谨启（一）
【本刊讯】蒋帮《中华杂志》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楚扬的文章，题目是《曼斯菲尔德访问中共报告述评》。这家杂志编者按说：“曼斯菲尔德最近访问中共的报告已于今年一月由美国国家出版局出版，兹请楚扬先生作一较完全的报道和一个简单的评论。看曼氏所述，实多年来费正清所说之重述；值得注意的，他的身份不同，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我们所谓注意，也就是希望朝野真正下定自立自强的决心，不对美国存任何幻想，于是无论他们说什么，也害不到我们。”楚扬的评论摘要如下：
今年二月十七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对曼斯菲尔德报告有重点报道和评论。其中特别提到“日本公式”，并说这一公式的要点就是：田中与周恩来的公报声明日本“理解并尊重”北京对台湾的权利主张。在这一公报发表后，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依然良好，且贸易增进。就美国而言，接受日本领导，仿行这一公式，意即与台湾断绝各种关系，尤其是中美协防条约。
我们从时代杂志的以上报道，可以看出曼斯菲尔德实在比毛泽东更热心加害中华民国。
综观曼斯菲尔德的报告，是自称站在美国现实利益的立场立论的（第二章）。政治人总是自称现实的，但他们所谓现实事后证明恰恰是中国人一向鄙弃的“急功近利”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曼斯菲尔德说到中美协防条约时，竟说“条约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这句“名言”如果让当年的华盛顿、杰克逊在地下听到了，不知会有什么感想。他之所谓“现实”，无非利用中共牵制苏俄。所以他便慷慨的阿谀毛氏。
其次，关于中国大陆情形的论述，曼斯菲尔德报告的正确性也是可以批评的。虽然他自称旅行六千英里，走遍全中国，但实在只能走马看花。举例来说，同样访问中国大陆，安东尼奥尼所见与曼斯菲尔德所见即完全不同。最可笑的，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也成为八亿人的生活方式”。大家知道，“生活方式”一语在美国是文化的定义。这是毛泽东思想吗？
曼斯菲尔德报告也坦率的指出下列几点：一、中国大陆依然贫穷，二、大陆政治动乱仍将继续，三、大陆教育紊乱，高等教育的情形尤糟。曼斯菲尔德恭维中共已解决了粮食问题，纵然所说属实，也只是“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已，不值得夸耀。
曼斯菲尔德在报告中追述台湾的历史，倒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足以构成“台湾独立”这一概念的任何根据，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人便来到这个海岛了，几近两千年来，除了日本短暂的霸占五十年外，中国人一直统治这一海岛。曼斯菲尔德又提到，是蒋总统领导的中华民国收复台湾的——这一段论述对海外“台独”可谓当头棒喝，希望他们好好一读。
曼斯菲尔德对中美关系的论述，自然值得我们朝野提高警觉，关于台湾与大陆问题，他虽然没有在这份公开报告中提出什么确切的建议，但那意义也够明显的了。他特别提到日本的对华政策，那是在各方面都行得通的。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日有进展，与台湾的贸易也愈来愈盛，这个“日本公式”曼斯菲尔德真是十分欣赏。美国的多数党领袖于今竟要以无耻的田中、椎名为师，也许我们的知日派应该自豪与曼斯菲尔德同门乎？
曼斯菲尔德的报告究竟向福特总统作些什么建议，我们不难推知。究竟将有怎样的影响，目前则尚难肯定。
戈德华特参议员曾经这样提醒参议院：“在立国二百年以后，如果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为了政治上的急功近利而开始牺牲荣誉和自尊，乃是我们自寻毁灭。百多年来，我们的话一向是办理外交的信用状。如果现在开始显示我们的话没有价值，还有谁会信任我们呢？”的确，美国如果竟如此出尔反尔，自损国格，说什么“条约不是刻在石头上的”，那么，谁还敢跟美国做朋友？这与苏俄的条约观念有何分别？
毫无疑义的是，我们决不可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我们坚信美国出卖不了我们中国，中国的前途靠亿万中国人来决定，而不是靠那一国的外交政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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