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四月十六日电】题：邓小平副总理对池田会长说，希望（首相）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拿出勇气作出决断
北京十六日电：正在中国逗留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十六日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苏关系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关于和平友好条约，是以池田会长专就难于进展的所谓霸权条款问题坦率地向邓副总理询问，邓副总理则作答复的形式进行的。邓副总理强调：（一）霸权条款也是限制中国本身的；（二）写上霸权条款不会构成对第三国（指苏联、美国）的内政的干涉；（三）条约不能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后退。就是说，强调了应该遵守联合声明的原则。同时，邓副总理表示希望三木首相拿出勇气来果断地处理这个问题。
池田会长还问道：“不可以把霸权条款放到序言中去吗？”邓副总理回答说：“日本政府说（联合声明第七条）前半段好，后半段（时事社注——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好。这是不好的。但是，如何处理条文的形式，可以研究。”邓副总理并且表示，中国始终愿意以早日缔结条约为前提进行会谈直到达成协议。
邓副总理讲话的要点如下：
一、不谋求霸权这一条将限制中国本身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从日本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近百年来的现代史的立场出发，这一条对双方都是有意义的。有人说霸权条款会伤害美国、苏联的感情，可是美国已经在上海公报中写上了这一条，所以不用担心。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两年半以来，尽管那里头写上了霸权条款，可是苏联不还是一直在和日本打交道吗？田中前首相、大平前外相所以有勇气把这一条写进联合声明，是因为有中日两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还有人说写进霸权条款不合乎正式的条文，可是，联合声明也是正式的东西，没有实质的区别。
二、（池田会长说：日本的多数人认为，如果不把霸权条款写上，条约就不得不告吹。对此，邓副总理说）政府间的途径没有断。只有继续会谈到达成协议为止。这是因为有指导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原则。
三、（对于在条约谈判期间邓副总理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会不会访日的问题）目前不会。但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日本政府的人来了，所以还是应该去。只是，它和条约是两个问题。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六日电】题：外务省领导人说，中方草案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日中间距离很大
外务省领导人十六日晚披露，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中国大使陈楚十四日提出的中方草案和日方的主张距离很大，并且说他认为中方草案“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
据外务省人士说，中方草案在“霸权”问题上几乎照抄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在条约的条文中原封不动地引用。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据说也存在超越了联合声明的原则的、为日方所不能接受的问题。
【共同社东京四月十五日电】题：纪副总理谈日中条约问题，再次强调要写进关于霸权的条款
北京十五日消息：中国副总理纪登奎十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第三次访华团（团长是大阪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金子二郎），约一个半小时。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他表明这样的意向：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不能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后退了，倒不如不签订的好。
据说，纪副总理特别提到曾表示支持写上反对霸权条款的公明党竹入委员长的名字，说：“请转告竹入先生，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声明的原则。周总理也说向竹入先生问候。”
金子团长在会见结束后说，纪副总理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争论点——霸权条款时表明了基本的立场：“中国已通过联合国表明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其它国家谋求霸权。这并不是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的。”然后（纪副总理）说：“如果不写进反对霸权的条款，那就是谋求霸权，苏联之所以反对霸权条款是因为它在谋求霸权。”据说这种看法就是表示，如果日本继续反对霸权条款，那就很可能被认为是在谋求霸权。
当被问到有什么意见时，金子团长说：“和平友好条约必须是推动日中联合声明前进的文件，因此，应该写进霸权条款。”接着纪副总理说：“完全对。日中联合声明中也写了反对霸权，当然应该写上。如果从联合声明后退了，倒不如不签订的好。”强调了霸权条款是和平友好条约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刊讯】香港《快报》四月十五日以《中共给予特殊待遇如此重视显具用心》为题刊登一篇该报记者“集体采访”如下：
十名前国民党政府将领及政工人员，已于昨日在中共“欢送”之下踏进香港门户——罗湖桥。快报记者在火车头等车厢个别访问了这十名尝了二十五年铁窗滋味的老人。
该十名前国府人员的口吻和谈话内容，与新华社发表的报道语气如出一辙。
在被访问时，他们虽用不同的语句强调他们不谈政治，没有负特殊任务和没有资格谈政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问题，却异口同声指出：“中国人民是希望国家统一的，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的事，外人不能插手。”这是中共多年来所作的统战口号。
在火车厢上，这十名“战犯”并未拒绝记者的访问，他们口若悬河，对答纯熟。
以下是十名俘虏接受《快报》记者访问时的情形：王秉钺七十一岁，前国军五十一军中将军长，有母，太太，四子女在台。他说：“我到台湾之后，希望能够给爱妻带来突如其来的喜悦。”被询及会否长期居台时，他说：“那要等待爱妻的决定。”王云沛患有耳疾，无法交谈。段克文六十八岁，吉林人，一九四八年任东北伊通县县长，前军统局少将专员，一九四九年在长春被俘。他表示赴台目的是探其侄，他表示大陆人民生活改善及建设的发展迅速。周养浩六十九岁，十分健谈，是前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一九四九年在重庆撤退飞往昆明时，在昆明被俘。
他表示在被监禁期间，曾三次参观中国各地工业及建设，对中共的建设进展，甚为赞赏。他说：他有七名子女及妻子在台，但其大子现在本港行船，最幼的女儿因考了美国理科博士，已在美工作。对其家庭情况，他说：“我们从一九五二年以后已没有通讯，我只藉在九龙的一位朋友，获知家庭的近况。”
周养浩承认，曾与蒋经国一起工作过，但他表示不够资格负统战任务。问及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台湾，他说：“如无引起对我的不利和被怀疑，我会留在台湾，否则会返大陆。”张铁石六十一岁，前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一九四九年在厦门被俘。母亲、妻子、两子一女都居在台中，他此次赴台，纯粹希望和家人团聚，未负任何政治任务或政治目的，他相信台北政府对他们的“回归”将大表欢迎。陈士章七十四岁，河北人，是十名战俘最年老的一位，他原属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一九四九年在福建被俘，妻段曼晴及一女三子在台湾。被询及赴台后会不会返大陆时，他说：“要看情形而定。”赵一雪六十七岁，武汉人，前国军二八一师上校团长，一九四九年在福州被俘。他表示赴台的目的是会见其叔婶及弟妹，他自少即为叔父养大，这位叔父犹如父亲，不过二十多年来完全没通过讯，但知道他们健在。
在被询及对大陆印象时，他绝口赞中共的“人道主义”政策，和说中共遵守诺言，他说：“我被俘时，中共曾说，如变好人，改过自新，可获释放，现在果然被释放了。”他说：“世界上无任何政党对战俘如此宽大，中共对待战俘，不打不骂，小病送去看医生，大病送去医院疗养，我现在精神饱满，是因为生活好，营养好。”他表示去台湾的目的，是接叔婶及弟妹等返回大陆。张海商六十八岁，前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六一二团上校团长，湖北人，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被俘，于一九五二年之前知道妻子和两女一子住在台湾，但其后断绝了音讯。
张氏表示他已知道其领袖蒋介石已故，他却相信蒋氏之没，对中国统一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问他：“既然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台北政府以后会否亲苏？”他说：“虽然如此，他看不出国府亲苏的可能性。”杨南邨七十岁，前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四川人，一九四八年在徐州被俘，有长子和两子女在台。（下转第三版）（上接第四版）
杨氏表示他这次成行，是临时决定的。
他说：“我和妻儿断绝音讯已久，希望此次得到国府的帮助，使一家团聚。”蔡省三五十六岁，江西人，前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一九四九年在江西被俘。他说自己是个“死硬派”，但说中共对他的照顾“体贴入微”，其监牢有如华丽酒店，曾于一九五一年冬越狱。
他说：省三不是他的原名，他本名“希曾”，后在中共监狱中“彻悟前非”，才改现名。他也承认过去曾跟随蒋经国工作，问：“你会不会与蒋经国会面？”答：“很想见他，我想他会愿意会见我的。”他认为台湾爱国的人多，卖国的人少。他的爱人曹雪霞现在江西，而他在台湾有一位朋友，为黄浦第三校同期同学，现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
他又说：“大陆最大的特点，是不会强迫人做不愿做的事。”
【美联社台北四月十五日电】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率领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今天到达台北出席蒋介石委员长的葬礼，并保证“友谊将继续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特征。”
自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四年前第一次解冻后，这是美国政府重要官员对国民党中华民国的第一次访问。
洛克菲勒以及代表团在蒋纬国中将陪同下前往中山堂，进入停放总统遗体的大厅。洛克菲勒在灵柩前三鞠躬，并在吊唁簿上签名。
【中央社台北四月十五日电】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今天说：美国人民将长远铭记故总统蒋公的果断、大勇和爱国情操，以及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身为同盟战友对盟国目标的贡献。
洛克菲勒并强调：“友谊”将继续成为中美之间“关系的表征”。
这位美国副总统说：“今天我以福特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到此间，感到非常荣幸。”
洛克菲勒率领一个九人特使团。
他称颂蒋公是一位“伟大领袖和友人”，他说，“蒋总统的功业和领导，足资使他在我们的历史中，名垂不朽。”
蒋公的逝世，虽然是一项悲恸的损失，但是洛克菲勒深信，“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受命承担领导使命的人士，具有充分的信心。”
【中央社台北四月十四日电】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今晚从东京抵达台北，代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参加故总统蒋公的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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