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三月十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里斯本的真正的政变》，全文如下： 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军方激进分子为争夺葡萄牙的权力所作的新的努力，是对人们一度满怀希望的政治民主的前景的一个打击。为草拟新宪法而举行的制宪议会的选举仍然定在四月十二日，正式的竞选活动仍然定在下周开始，但是这两件事已经大大丧失了其意义。 军方激进分子以这次所谓的右派政变为借口，发动了一次他们自己的政变。他们再次大肆进行逮捕，并在街上加强了对付保守的政党的暴行。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伙伴之一——主张自由化的人民民主党 ——也遭到攻击，而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另一个非共产党伙伴——社会党——则被警告必须在同共产党的一个选举联盟中跟着干，不然也会面临类似的压力。 银行国有化和逮捕实业界领导人、其中包括一个亲社会党的银行家，一部分原因显然是为了削弱非共政治集团的经济基础。同时，军方温和分子几周前阻止的一个受激进派控制的革命委员会，已作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建立起来了，它拥有几乎独裁的权力。共产党原先的目标似乎是推迟选举，民意测验表明他们在选举中不会取得好结果。然后，他们的策略——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的共产党的一些接管——似乎是直接并通过他们的军方盟友夺取所有关键的权力支柱，从而无论选举出现什么结果都无关紧要。他们把革命的第一个总统斯皮诺拉将军逼下台（斯皮诺拉现在已逃离这个国家），并指责他是这次所谓的右派政变的领导人。他们通过军令控制了工运，军令要求所有工会参加一个单一的、共产党控制的联合会。这引起社会党的不安，并激起了温和派的第一次严重的反抗。 苏联驻里斯本大使馆既庞大又活跃。莫斯科对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为苏联侵捷辩护的共产党之一的影响相当大。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共产党重新行动起来的情况下，在苏联加紧向中东运送军火并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葡萄牙的一次接管势必使人提出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摇摇欲坠的缓和所剩几何？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二日电】芬兰总统吉科宁应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今天到达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芬兰总统吉科宁的会谈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月十二日电】一位芬兰人士说，面带倦容的勃列日涅夫今天同来访的芬兰总统吉科宁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被允许采访这次克里姆林宫会谈开始时的情况的西方记者说，这位共产党总书记开玩笑，似乎兴致很高，但是显然是疲倦的。 一位记者说：“他脸色苍白，那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跟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相比之下。” 一位芬兰人士说，吉科宁和苏联领导人在会谈中集中谈了国际问题，特别侧重欧洲安全会议问题。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四日电】苏联领导人和芬兰总统指出，以一九四八年条约为基础的苏联芬兰合作正在政治、贸易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继续扩大和加深。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于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同吉科宁举行了会谈。 双方在苏芬关系所固有的友好与认真合作气氛中就广泛问题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指出了进一步加深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扩及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变得不可逆转的重大意义。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当代国际关系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苏联和芬兰希望促进尽快结束第二阶段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和在最短期间召开最高级的第三阶段会议。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十四日电】芬兰总统吉科宁今天离开莫斯科回国。
【路透社里斯本三月十五日电】葡萄牙的二十四人革命委员会今天清晨在这里宣布正式组成。 该委员会将以戈麦斯总统为首，它包括已被解散的救国委员会的另外六名成员以及前武装部队运动协调委员会的七个成员。 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贡萨尔维斯总理、大陆作战指挥部国内保守部队的副首脑卡瓦略以及八名低级军官。
【美联社里斯本三月十五日电】葡萄牙左派军人政府今天在二十四小时内所采取的第二个大刀阔斧的国有化行动中把全国的保险公司收归国有。 政府的一项公告说，国有化是新建立的、由二十四位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下令进行的。 根据最新的命令，被接管的公司当中有巨大的工业控股垄断公司 ——联合工业公司的一些子公司，该公司的董事之一德梅洛本周早些时候曾被军事突击队逮捕，后来又释放了。 政府的公告说，根据不久将公布的立法，私营保险公司的股东的利益将予以保障。 它说，根据同为银行宣布的计划相似的计划，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将经营这些保险公司。据传，一些银行委员会已在发挥职能了。
说苏的文化控制出现了‘“些许的放松”，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列宁格勒一诗人说“这是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二月二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冯格尼特作品和爵士乐在莫斯科，苏联似乎放松了文化控制》，摘要如下： 由于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电影制片人要求有更多的创作自由，苏联的文化控制在今年冬天出现了些许的放松。 这个变化是微小的，相对的，只有对比过去五年克里姆林宫对于知识分子的严密控制之后才觉察得到。 在九月份一次未经批准的展览遭到破坏而引起国际上的喧嚣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已举办了三次地下画家的离经叛道艺术展览。 文学方面：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正被再版发行，有些是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版，这鼓励了当代的诗人和小说家。莫斯科有好几位作家报告说，苏联的主编和审查官们目前准许出版比较有争议的作品。 音乐方面：一度被指为粗俗刺耳而遭禁的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派作品正在上演并受到赞扬。发行了好几张新的爵士乐唱片，最近官方还主办了自由演奏爵士音乐会。意识形态工作者大骂西方流行音乐的腐朽影响，但注册登记的业余摇摆乐团的数目已增至六万个以上。 莫斯科几个剧院上演的几出新戏批评了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尖锐程度，从戏剧观点讲，是十年来一般听不到的。 由人们有争议的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斯基导演的一部新影片受到这里批评家的赞扬。 不过，关于对艺术的控制较为放松以及对离经叛道者比较宽容的景象却由于下述事实而使人搞不清：秘密警察袭击持不同政见者作家的住宅，用保守派替代自由派主编以及不断对知识分子施加压力，要他们遵奉党的文化路线。 莫斯科一位地下艺术家，他是那些积极组织莫斯科离经叛道艺术画展的人之一，持另一种观点。他说：“当局是想避免同我们那些不再接受他们的美学指令，即作为一切艺术、一切文学、一切音乐的根据的人发生对抗。 “我同意在过去六个月里有一些重要的发展，但之所以有一些进展，是由于我们那些不肯唯命是从和支持我们的人施加压力的结果。对抗给当局在西方，在他们同西方政府的关系方面带来许多麻烦。对抗还激怒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作家以及那些支持总的政策但感到执行过激的艺术家。” 此间有些人认为这种细小的松弛与杰米切夫有关，他是共产党掌权的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十一月份他从原来负责文化事务的党的书记被任命为部长，显然是降级了。 杰米切夫允许新的地下艺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出，亲自批准几出比较有争议的戏剧在这个季节上演，准许了几个著名苏联艺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首次出国或在长期被限制后出国，悄悄地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使这里的文化机构内的自由派能直接同他接触。 去年曾抗议逮捕和驱逐索尔仁尼琴的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会见了杰米切夫，并说服他允许发表一首因有争论而被下属机构扣压住的诗。据苏联消息灵通人士说，甚至在正式担任部长以前，杰米切夫就批准发表叶甫图申科请求有更大的创作自由的呼吁书。 新文化部长还同莫斯科塔干卡剧院的导演尤里·柳比莫夫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鼓励他继续导演有争论的几出戏剧，他还批准柳比莫夫去米兰帮助意大利共产党演出一出歌剧。在此之前没有准许他出国。 重新赞扬大剧院最抒情的芭蕾舞《卡门》和《安娜·卡列尼娜》，它们都已拍成电影并在电视上播映，虽然这两出芭蕾原来都受过批判，说它们缺乏“社会主义内容”。好几出被扣压的或极少上演的芭蕾舞，都重新上演并受到赞扬。 不仅发表了叶甫图申科要求有更大的创作自由的呼吁书，而且发表了几篇类似的文章，这些文章全都要求减少对作家、艺术家等人的限制。 列宁格勒两位诗人亚历山大·库什尼尔和维克多·索斯诺拉的那些在离经叛道者中广泛流传并在西方出版的手稿，现在在苏联小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爵士乐已得到官方越来越广泛的接受。举行了由外国乐队演奏国家出钱的爵士乐会，人们认真地讨论爵士乐并在官方主持下组织了爵士音乐会。这个演出季节在莫斯科上演的几出新戏批评了苏联的教育、苏联的官僚、农村生活的沉闷和碌碌无为、唯命是从和缺乏思想自由。 所有这些变化受到苏联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甚至那些在艺术上信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形式的人也欢迎这些变化。 唯一公开批评苏联文化政策方面这个温和表现的却是离经叛道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自己。他们有些人认为，苏联当局是故意使地下的创作活动某一部分合法化，以便据此证明禁止其余的一切是正当的。 列宁格勒一诗人在谈起出版库什尼尔和索斯诺拉的诗一事时说：“这是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 在最近的几次画展中没有展出作品的一个新的地下艺术团体的主席米哈依尔·奥迪诺拉洛夫在上周召集了一次记者会抗议这些展览。 他说：“我们要防止利用一小批艺术家作工具来压制普遍的艺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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