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厅派遣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专门调查中国文字改革情况。调查团由国立国语研究所日本语教育部长林大率领，团员有东京大学教授松村明、东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舆水优、文化厅国语课专门职员安永实。这是二十几年以来，日本第一次派遣以中国文字改革为调查对象的代表团。
日文中的“国语”，指的是日语。
据日本报纸说，调查团希望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参观，交流经验，亲身体会简体字、普通话普及运动的成果，“希望能将可吸收的东西予以吸收”，以便在研究一九七七年提出日本新汉字表和新字体表构想时有所参考。
这几年来，关于使用汉字，日本各方面大致有两种意见。第一，认为现有的“当用汉字”表将常用汉字限制为一千八百五十字，应予酌量放宽；第二，中国正进行汉字改革，分批公布了简体字，这些简体字与日本的汉字字体大多不同，为了便于加强文化交流，双方是否考虑如何设法使其趋于一致。
审查汉字使用的日本国语审议会每两年为一期，现在已达第十二期，换句话说，它已存在了二十二年。以上这些意见，早从六十年代起便已反映在审议会中，第十二期审议会是今年年初才上任的，它的任务是在这两年之中，就是否增加常用汉字，是否改订字体一事进行研究讨论，然后提出一个详细构想，以便作出最后决定。
日语限制汉字，是庆应大学创立人福泽谕吉提出的，那时是一八七三年。这几十年来，是否应该限制汉字的问题，是日本文化界、教育界一直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当用汉字”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九四六年订出，规定日本人民今后在写作时，所用汉字限为表内所列的一千八百五十个，不在规定之内的汉字，一概以字母（日语称为假名，一个汉字可能由一个或多至四五个假名的读音拼成）来拼写。
对于这个规定，日本有不少人始终反对。有些作家干脆不理会这张表，而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自己所喜欢的汉字，出版家也只好将就从事，在这些汉字旁边或下面注上假名，以示两全其美。日本报业则以“当用汉字”表为圭臬，不超出它所规定的范围。
这种现象，与南朝鲜恰好相反。朴正熙政权虽然也规定了一千三百个“常用汉字”，而且限令以谚文（即“俗文”，正式应称朝鲜文）代替汉语，但报纸仍然以汉文为主——只有一项例外，报纸上的小说栏全部是谚文，而没有一个汉字。（最近在电视上看到南朝鲜人民反对公民投票的镜头，横额标语仍然全部用汉字书写。）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统治之下，美式文明排闼直入，冲击日本社会，这是日文中的汉字进一步受到限制的原因。但是，过了二十年，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出现了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战后国语实施方案的看法、想法有着根本错误”；有人认为“当用汉字”表只能在中小学实行；日本文艺作家协会也申请放宽“当用汉字”表的范围。在这股浪潮冲击下，在战后已达三十年、中日两国已经复交的今天，日本增加常用汉字的可能性已告出现，不过，在两年后发表新方案时，看来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宽到超过两千字。
至于另一个问题——是否与中国的简体字划一，牵涉问题较大，发展如何，就难以预料了。
日本在一九四六年宣布一千八百五十个“当用汉字”之后，又在一九四九年宣布了“字体表”，将其中一些繁体汉字，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制订了日本式的写法。这些写法，有的与中国目前正式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如“国、当、党、宝、虫、会、学、点、条、体、医、双”等，估计有六十个字。也有的并不相同而类似，如“边边，单单，厅厅”（上为中国简体字，下为日本汉字字体）。但也有些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第三类，日本人在阅读时就无从捉摸了。
大概是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东北地区还残留着一些当地简体字的写法与日本写法相近。一九七二年，曾有辽宁省本溪市的一位工人写信给《红旗》杂志，询及这一问题。《红旗》杂志那年第四期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复信，复信也提到了对中日两国简化汉字是否统一一事的看法。
复信说：“信中所列举的简化汉字有部分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如澤字作‘?g’、傳字作‘伝’等，这些简化字恐怕在东北使用，并不广泛。当然也不值得推广。
“日本的简化汉字和中国的往往不同，如?V字中国作广，日本则作‘広’；應字中国作应，日本则作‘応’等，有一些日本朋友很想把两国的简化汉字统一起来，据我看来，恐怕是很难办到的。”
这一次日本调查团前来研究中国汉字改革，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中国的简体字应该如何的问题。一家报纸的标题说，《汉字改革，借用中国的智慧》，文内则说，“关于字体表，委员中出现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断然换上中国正采用的简体字，则将如何？”另一家报纸的标题则是《改革当用汉字，派调查团赴中国，探讨“共通字体”之路。》文中提到：“第十一期审议会曾就中国简体字问题，向各委员进行调查，大部分意见如下：‘把中国的文字改革广泛地施用于我国，获得一般的共通化，是件难事。’这是因为中国简化汉字的方针是依赖同音字，大胆简化，这一办法是难以在我国使用的。日本有假名文字，而中国没有，全盘共通化甚为困难。不过，委员中有人认为，‘考虑到同一汉字圈的将来，还是应该设法在可能范围内共通化。’”
一部分人主张吸收一些中国简体字，并不等于全部意见都是如此；考虑吸收中国简体字，也并不等于两年后的方案一定会把中国简体字列入。不过这一次两国专业人士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交流经验，交换看法，仍然是令人感到兴趣的事。（原载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蒋帮《青年战士报》一月八日报道：国军备役上校李紫虹以他过去二十几年来，在军中从事“翻译电报”的工作经验，加上对文字学的研究兴趣，已发明“中文检字法”，并且获得中央标准局审定合格，发给发明专利证书。
李紫虹的中文检字法透过电脑处理后，在原理上，使得检字产生快速正确的反应，尤其，制成打字机后，将可达到象英文的“电传打字机”一样，由甲方发电报，乙方从电报机上撕下来的电文就是中文。
对国内电报，检字等工作而言，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就整个中文电脑的研究发展，李紫虹的这项发明，可说是一个突破重点。
李紫虹仔细研究汉字结构，根据笔形，他归纳起来有十大类，这十大类是：口、一、二、丨、十、，、丿、フ、八、∠，李紫虹把这十大类定名为“笔形字母”，并且编成了一部“笔形字母”字典。
进一步，李紫虹又根据中文单字的声音，认为汉字的偏旁也是有系统可寻的一种途径，因此又花了半年的时间，整理了一套汉字偏旁资料。
李紫虹研究出来的偏旁共有四百四十四个，把这些偏旁跟笔形字母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一个国字。
李紫虹把十个笔形字母按顺序赋予号码，另外偏旁也赋予号码，比如“信”字代码为６３２１，“昌”字代码０１０１等，每个字，根据部首跟偏旁号码，都一一赋予号码，因此，在他的电脑键盘设计中，至少可以容纳一万个国字。
李紫虹并且设计了一套万国文字电脑程式，利用微式胶片，先将中、日、英等国文字及声音摄成缩小的胶片，安装于圆形的滚筒上，当滚筒滚动，每个字的号码到定位时，闪光灯即闪亮而成影像，即可冲洗印出所需的××字。这种万国电脑的优点很多，重要的有下列七点：①准确：一字一码准确摄制在字模鼓中，绝无相同出现的机会，②迅速：每分钟可以打字六十至八十个中文字，比英文打字快三倍半，③价廉：因输出采用自动照相排版装置，比其他形式之电脑便宜一百倍以上，④物美：印刷精美，字体可任意选择，大小也可自由调整，⑤用途广：在同一部电脑中可以打出世界各国文字，⑥容易学：只须三小时，而且没有难字之发生，⑦体积小：跟普通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二月十七日以《科学家说中国人试图把科学研究用于实际》为题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满足社会的直接需要为方针，而且这种研究工作的质量超过了西方国家。这是近几年来访问过中国大陆的一批美国科学家的看法。
这些科学家是洛杉矶州立自然史博物馆的西尔维亚·厄尔·米德、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刘易斯、耶鲁大学的阿瑟·高尔斯顿、伯克利大学的布鲁斯·博尔特和卡尔泰奇大学的哈里森·布朗。他们周末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了一次为时两天的特别会议，并在会上谈到他们的有关专业在中国进行工作的情况。
高尔斯顿曾经数次访问中国。他对大约一百位听众说，中国有一种侧重于“实际的、解决问题的科学，也就是我们这里叫作‘应用科学’的强烈倾向。这不是说他们忽略了基础科学；而只是说他们更强调应用科学。”
耶鲁大学的科学家说，实际上，在一百个有幸受完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生当中，通常只有大约五个人能够继续进行或许可以同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科学家们从事的工作相比的科学研究工作。另外九十五个中国大学毕业生被派往工厂或农村，用他们的才能和所受的训练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地质学家、伯克利地震测量站站长博尔特说，中国科学家在发展地震预报系统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
【合众国际社戴顿十二月十日电】戴顿的米德公司和里士满的通用新闻器材公司将在一项联合事业中向出版商提供一种一体化的电子计算机化的方法，可以在阴极管上产生整版报纸，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并用激光束转输到排字和图版车间。
这种新装置的核心是米德公司研制的光学激光扫描系统，把文字和图片都转换成随后可由电子计算机集合在阴极管上的版面上的信息点。激光印刷机于是在几秒钟中把整版转输给凸面或凹面，制版。
米德公司副经理奥哈拉说，通用新闻器材公司的报纸之一将在十八个月内采用这种装置。
他和埃斯蒂斯说，采用这种一体化装置可使甚至较小的报纸每年节省数十万美元，使印刷成为更灵便更快速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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