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今年十二月号刊登姝农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是《省亲纪游》,摘转如下:一、我回去啦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时,曾回上海探亲。一晃二十多年,时时怀念父母和弟妹,而这些年来新中国各方面突飞猛进,我也渴望回去看看。四月二日首途香港,四月十日由深圳入境,十一日就到达上海,下了飞机,却不见家人,东张西望,旅客都走光了,仍然未见到他们。我正在惶然,机场工作人员很亲切地来问我,她立刻为我广播,见无人出现,她判断他们一
    定在市内民航公司接待处等待。于是我赶紧乘车进上海市,到达延安路(旧福煦路)民航公司,弟弟和妹妹已经等在大门口。还有一个胖胖的男孩子,我知道是妹妹的儿子。他还不足十岁,但身高已和母亲差不多。我以后注意到,国内的孩子,不论男女,一般都发育得比父母一代高大,这是生活条件改善,人民体质增强的一个表现。我这次居留时间原准一个月,后经申请,延长了一个星期,总共三十七天。在北京六天,天津三天,南京两天,路上(包括飞机火车)三天,在家住了二十三天。在这些欢乐的日子中,不仅享受了亲人团聚的快乐,而且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天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看到、听到以前别人介绍新中国时未提及而我一直很想知道的一些情况,这实在是我此行的一大收获。二、住在家里我家里有父、母、弟、妹,还有两个新人,一个是妹夫,一个是妹妹的儿子。父母都已年迈,帮着照料家务。弟弟因健康关系,退休在家。妹妹妹夫都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妹妹研究血吸虫防治,妹夫研究矽肺防治,他是个愉快而和蔼的人。家里共住三间房子。我问家里:“象我们这样父母子女住在一起的人家多吗?”他们说,在中国,子女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同时因为现在夫妻双双工作,家里也很需要老人照料。因此父母子女很多同住在一起。我问:“有没有不融洽的呢?”他们说,当然也有,所以不一定都要住在一起。父亲还讲了一个家庭吵架的故事: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医生,女儿是工人,女婿是工程师,有一个小外孙。虽然女儿女婿分配有住房,但常常仍住在父母家里,暇时老爸爸和女婿下棋,常常为此争吵。一次吵得厉害,爸爸把棋盘摔掉,桌子推翻,女婿气极宣称:“你这家伙!我真想揍你!”爸爸一下子变成了家伙,而且要挨揍,这可把老头子气昏了,从此不许女婿进门。可是女儿外孙仍然常常回来,大概过了半年吧,女婿又出现了,并又和老爸爸在同一张桌子上下棋了。我听了不禁发笑。在国外很想知道在新中国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次我在自己的温暖和和睦的家庭中住了多天,还看到叔叔舅舅堂兄等人的家庭,也看到同一幢房屋、同一条里弄中邻居的家庭。整个说来,家庭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因新的社会环境能使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大家反能更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三、男女平等在中国,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妇女半边天”。这反映着男女完全平等。中国在这方面很突出,一是几乎每种工作和劳动都有妇女参加,二是几乎所有成年妇女都参加了工作和劳动。城市里弄中有许多加工的组织。例如我家所在的里弄就办有缝纫、熨衣、编结、纸盒、描画、无线电等加工组,实际上是工厂的附属车间,使许多原来没有工作的妇女都就近参加了工作。这不但动员了闲散劳动力,有经济上的意义,主要是使妇女更广泛地参加了工作和劳动,有它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几千年来遗留下的男女不平等观念是不容易一下子清除的。弟弟讲给我听,他在福建工作时,单位中女干部较多,有个处长就发牢骚,说女干部麻烦,他宁愿用两个女的换一个男的。女干部听到了,没有马上抗议。等到三八妇女节,全单位妇女开大会庆祝,那位处长也来了。他很高兴,以为是请他吃糖果。不料女干部们对他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批判。不过,许多具体问题也不是很容易一下子都解决的。妇女生育虽有五十六天长假,但婴儿哺乳和儿童养育总还是女人的事多,男人难于代替。中国已大力办托儿所,工厂、单位中也设有哺乳室,但妇女负担仍然很重。象这样的具体问题,要都解决了,妇女才能真正轻装上阵。那位处长只看到女干部麻烦,却想不到妇女身上的担子重。他的错误思想的确应该受到批评。四、老来健我曾讲到在中国乘巴士(公共汽车),妇女抱着小孩上车,一定有人让座。如是老人,则要明显年老的才有人让座,因为有些老人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我有一次乘车,车子较挤,我没有得到座位。中途有一位老人上车,有一个男子起立让他。他大概觉得对方也是有些年纪的,便一面致谢坐下,一面申明:“哎!身体不行了!我今年七十九了。”让座的人笑起来,用两个手指作“八”字说:“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九”哎呀一声,忙要起立,“八十四”拦住他说:“不!你坐吧!我比你身体好。”这时,旁边另一人起立让他,“八十四”这才笑谢坐下。“七十九”钦佩地问:“你真是看不出,平常都吃点什么?”“八十四”答:“吃什么?补品吗?我一样也不吃,只吃三顿饭。”“七十九”又问:“那你一定锻炼吧?打太极拳?”“八十四”答:“亦不打,没有练什么,我就是坚持走路,每天一般要走十来里,今天是有事,约好了要赶时间,否则再远我也是走路。”
    在中国老年体健已是普遍现象。拿我自己的父亲来说吧!今年七十七岁了。中年时身体并不好,有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也患过肺结核。我完全想不到他现在身体会这样好。胃病早已痊愈,神经衰弱失眠也早已没有了,整天听不到一声咳嗽。他和我一起到北京、天津。每天到处跑,常常是上下午连续在外面参观游览,并有兴致爬到石马上,让我给他拍照。我真为他的健康高兴。和弟妹们谈到中国的老人身体健康时,他们说:现在人民生活安定,既不愁失业挨饿,也不愁通货膨胀;老年人退休了,在家里做些家务;许多退休老人还积极地参加里弄的社会工作;书刊、报纸、戏曲、电影都是革命内容,使人精神振作,这些都必然使人健康长寿。(上)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月五日电】题:国务院(特拉特纳)十二月五日新闻发布会中国和失踪的美国人特拉特纳宣读了一项关于“向福特总统提供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附近失踪或假定已死亡的一些美国人的情况”的声明。下面是声明的全文:
    这一情况是邓副总理在十二月四日向福特总统提供的。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记得,在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人对我们说,根据到那时为止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情况,他们一直在进行调查和寻找,他们正在继续进行调查,如果他们再发现什么情况,他们将通知我们。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人现在这样做了,他们表示愿意归还两个人的尸体。中国人说,将由中国红十字会和美国红十字会在香港—广东边界办理移交手续。美国红十字会已打电报给中国红十字会,肯定表示它准备在这种安排方面进行合作。
    这一情况总共涉及二十七人,其中二十三人是美国军事人员。国防部将介绍这些军事人员的情况,包括其骨灰将予以归还的两名军事人员的情况。
    非军事人员是:诺曼·施瓦茨和罗伯特·斯诺迪。他们是一架C—47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驾驶员。这架飞机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约翰·唐尼和乔治·费克图是这次失事中的幸存者,他们分别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被中国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情况表明,施瓦茨和斯诺迪被发现时已死亡,并在这次坠毁时被烧焦,他们的尸体就在当地埋葬。中国人说,由于时隔很久,现在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尸体。
    斯诺迪的家在俄勒冈州罗斯堡,施瓦茨的家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声明全文完)
    有人问特拉特纳,一九五二年这架C—47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干什么,他说,这架飞机是“美国空军租用的”。有人问,飞机上的人是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回答说:“我不能超出我所说的范围。”
    【美联社北京十二月五日电】(记者:弗兰克·科米尔)美国总统福特带着中国人提供的关于被列为在越南战争期间或之前执行任务时失踪的七名美国军人已经死亡的信息离此前往印度尼西亚。
    中国提供这一消息,显然是一种亲善姿态,其目的是为了填补消息的空白。这一消息使七个美国家庭在长期等待之后不用再等待了。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十二月三日一期刊载发自北京的一篇专稿,题为《苏联粮食为何减产》,摘要如下:
    苏联和中国一九七五年的庄稼都已大多收割完毕。在此之前作出的一个歉收一个丰收的预计现已得到证实,而且是有案可查的。
    中国今年——连续第十四个丰收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七四年(这一年也是创纪录的)增产约百分之十左右。
    苏联今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指标差百分之二十六——这是十年中的第七次严重歉收。
    苏联到今年为止已购买了二千四百万吨(包括从美国购买的八百七十万吨玉米和四百三十万吨小麦)的谷物。此外,它还签订了合同在今后五年内向美国购买三千万到四千万吨谷物——这就使它十五年所购买的粮食总数大大超过一亿吨。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以中国的河南省为例,今年该省种植早稻四百九十万英亩,收获了九百万吨,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而苏联的哈萨克,粮食产量却减少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哈萨克是俄国的第三大产粮区)。
    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以来,中国的夏收小麦、大麦、豆类一直保持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十年来,为市场提供的猪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在苏联,由于一九六三年的歉收使生猪数量减少了三千万头。一九七二年的歉收使生猪又减少百分之六点七。苏联的肉类、牛奶和羊毛的产量自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都未达到指标。目前苏联把它所生产粮食的一半用于饲养家畜。苏联每年从国外购买五十多万吨肉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比,即把农民本身的情况做一番比较,就可看出显著的不同,并说明苏联为什么困难和中国为什么成功的根本原因。从潜力上讲,苏联是世界上最富的农业国之一。然而,由于修正主义的领导,农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被破坏,统一的国家计划被打乱。农业方面的长期基本建设几乎停止,一个新的作为正在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一部分的经理特权阶级,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了受剥削的挣工资者,不再有一点热情。
    在中国,热情却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苏联有耕地五亿一千五百万英亩,供养二亿五千万人。中国有耕地二亿七千万英亩,却要养活八亿人。中国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功了。苏联走修正主义的道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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