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英文）十二月十三日刊登詹姆斯·劳里的一篇华盛顿通讯，题为《分期的和解——强国的三角关系》，摘要如下：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福特总统明年访问北京的协议，是中国对美国施加的压力，要美国赶快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去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如果这个协议并不附有美国总统将会试图使中美关系升级的默契的话，中国会赞同福特的访问也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白宫否认，对福特的访问没有先决的条件，但显得很明白的是，在中国领导人最近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是他们优先要谈论的题目。北京认为自上海公报发表后的三年以来，外交进展的步伐是太慢了，它现在希望美国履行与中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并且摆脱台湾。
据认为，中国人希望福特定出一个改造美国与台北政权关系的时间表，作为明年最高峰会谈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虽然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期间曾经表示中国人在外交上非常圆滑，不会“强迫”美国，但他后来确实承认，总统的一项访问“为新的协议产生了激素”。
直至现在，美国官员很少操心去寻找一种相互之间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虽然政府内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美国迟早将要与国民党中国的蒋介石总统决裂。
迄今为止，基辛格对于与中国的这种异常的半官方状态的关系看来十分满意。联络处级的关系似乎提供了美国所要求的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和政治接触。
更为重要的是，基辛格通过促使中美关系更靠近而获得了他所希望得到的反对俄国人的杠杆。大家都知道，基辛格主要是根据他为国际安全所制订的三角均势的方式来观察中国的。一些官员十分怀疑匆匆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关系对美国是否会有什么好处。
如果福特总统到中国的访问要证明有意义的话，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必须改变他们的问题的次序和加紧解决台湾问题。
第一步将是根据上海公报的保证进一步减少仍然驻在台湾的美军人数，该公报确认“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五角大楼计划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以前撤走最后一个Ｆ—４型喷气战斗飞机中队。自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军队人数已从九千减到四千。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是促使谈判成功的关键。虽然上海公报主张对统一的问题采取“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北京从来没有作出任何保证。
那些在中国和美国可以走向建立完全的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是非常多的。
日本等国对待北京和台北的方案无疑可以借鉴。不同之处在于对这个蒋介石的海岛历史上的承担，而且即使在现在，美国也不愿放弃这个岛。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九日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设午宴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这里的联络处成员。
这个委员会的即将卸任的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是东道主。
富布赖特说，他举行这次午宴是为了对最近访华的这个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包括他自己
——所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二月十八日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一家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十八日在北京说，他已就日本进口中国影片问题同中国达成协议。
共同社从中国首都发出的一则报道说，东和电影公司经理川喜多长政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这件事的。川喜乡长政和他的妻子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和国家电影委员会的邀请，正在访问中国。
报道说，根据这顶协议进口的第一部中国影片将于明春在日本上映。
【法新社香港十二月五日电】此间美国贸易与工业界人士认为，今天的石油危机很可能为明天中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提供了机会，因为日益发展石油生产的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可能会发现互相都有需要。
美洲银行驻香港的亚洲代表机构所出版的月报《中国要览》称：“石油价格的暴涨，几乎一夜之间就使石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美洲银行副总经理兼驻亚洲代表索波尔说，中国突然发现它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石油，来达到它的外交、战略和经济目的。
在外交上，通过对日本、泰国、菲律宾以及香港出售石油，中国已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朋友，影响了人民。
在战略上，中国非常不愿意日本和美国出于能源供应的需要，而帮助苏联开发正好沿着中国北部边界的西伯利亚石油资源。
但中国发展石油工业，意义最大的还是在经济方面，这不仅有利于它本国的经济，也有利于同它友好的国家的经济。
据保守的估计，中国陆上石油储藏量达到三百亿吨，近海石油储藏量（尚待确定）恐怕还将数倍于此。
短短数年内，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石油产量从一九六三年的七百万吨提高到一九七一年的三千六百七十万吨，一九七三年又增长到五千万吨，今年预计达到七千万吨，即大约日产一百四十万桶。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在最近一届广交会上，对西方技术设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兴趣”。同时，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已向美国购买了大约一千万美元的石油勘探和钻探设备。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若干美国石油专家在过去几个月中访问了北京，概要地介绍了他们可以提供的服务与设备。
这一趋势已在朝着中美更大合作的方向发展。若干美国大石油公司也在同中国增强贸易联系，促进美国石油化工工业技术对中国的销售。
中国能够在农业产量方面，保持几乎连续十二年的不断增长。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五千万吨产量顶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产量不仅补足而且超过了这个数额，创下了新纪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惊奇的。对贫穷的农业经济来说，连年干旱就是饥荒，这是传统的规律，但是，在这里，虽然发生了严重、广泛的干旱，农作物不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在这块曾被称为“饥荒之地”上取得了。饥荒的痛苦铭记人们心中，因而青年人绝不允许忘记过去：通常的最坏的食物都吃光了，人们只好吃树叶、草，甚至树皮；变卖所有家当（包括妻子儿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抢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对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仁慈的处死；食人肉充饥风行；最后死亡人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
如此深刻程度的饥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凶年，中国有很多人吃不饱，但无人饿死）；其次由于生产增加。
中国人跳出这个苦难深渊，主要是由于他们牢牢确信世界上没有粮食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组织它的社会，亦即是组织它的经济。
在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这也是使农民信任革命的承诺的必须走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就是他们引进了农业合作化，而当时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泽东理解农民、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总会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因而对合作化道路所给予的机会就会作出响应。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国已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轻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在人民公社广泛发展轻工业，吸收公社的劳动力，同时减轻田间工作的负担。重工业虽然是重要环节，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制度向前进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由于构成中国更大的社会的无数个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一条最基本教导就是：生产中的每前进一步，都应该在农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来。
这样，就是以直接的物质鼓励为动力一一“从各尽所能到按劳取酬”。不过，并非仅仅如此。中国人已开始谈论到他们发展农业的手段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是有提示性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指出，人类需要相等于作战的一种精神，看来中国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类有克服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的优势。
中国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对于全世界农民群众来说，中国的农村可能象是千年来的梦想境地。中国人的经验指出，农民依恋他们的土地是环境使然，农民关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生活。一旦他们相信这是前进的道路，他们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将有希望解决农业的矛盾，使那些传统地同小块农田相联系的精耕细作经营的农田，发展成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
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涨的饥馑恶浪的社会救生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方舟——假如就是对世界农业国家的回答，那么，搭上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一样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会发展计划所能预见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贷款和技术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农吞没了。如果增加生产的障碍不在于无知，而是受到传统的农村特权阶级势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独占这些利益，那么，即使对增产的研究或者设立许多农业机构，都是通不过这些障碍的。
中国人首先是摧毁并夷平了这座社会权势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筑起他们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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