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新德里十二月八日电】（记者：迈伦·贝尔坎德）对印度的两亿三千四百万人来说，每天都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月靠不到四十卢比维持生活。
这就是印度制订经济计划的人所认为的一个人为了活下去要得到足够的住房、食物和衣着所需要的钱数。
要是政府自己都认为在五亿八千五百万人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是这样的贫困，这就是衡量今天印度状况的一个尺度。
政府领导人公开作出保证，要消灭贫困（这是自从印度独立以来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主题），对这些印度人来说，这些保证已证明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尼赫鲁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担任总理前几小时曾说，“为印度服务就意味着为受苦受难的千百万人服务。”“这就是说要结束贫困、无知、疾病和（工作）机会不均等。”
英迪拉·甘地总理在一九七一年普选时又提出了这个保证，她的国大党在议会中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从那时候起，情况只有恶化，这个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
由于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一年上升百分之三十（许多食品的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实际上是这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二，即三亿九千万人。
一位主要的经济学家米尼亚斯在他新出版的《计划和贫困》一书中写道，“在经济停滞不前时发生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最重的累进税形式。”“它伤害了他们的胃，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今天印度所发生的一切。”
在比哈尔邦，救济工作负责人说，千百万农民靠烤过的花籽为生，以弥补小麦的不足。
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粮价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一公斤粮食从相当于十八分涨到了三十六分，比大多数印度人一天所赚的钱要多。
在印度二十一个邦里，至少有六个邦的农村地区缺粮，情况是如此的严重，以致千百万农民在挨饿，有些快要饿死了。
政府的出版物吹嘘自从独立以来粮食产量已增加了一倍，但是这种增加仅仅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同一时期里，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
一个更为惊人的情况是，在过去三年里，粮食产量下降了。在到六月三十日为止的这个农业年度里，这个国家只生产了一亿零三百六十万吨粮食，而指标为一亿一千四百万吨。
虽然由于经常发生干旱和水灾及缺乏肥料、种子和缺乏电力来开动机井，农业生产失败了，但人口暴增几乎仍然没有减缓。印度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三百万，这就要求每十二个月至少增加二百五十万吨粮食，才刚刚够维持消费水平。
【本刊讯】印度《金融快报》十二月九日以《衰退的信号》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人们对衰退这个词有很大的误解。最通常的看法是把它同物价下降的趋势联系起来，然而，这根本不是衰退的特征。事实上，在美国，衰退是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中发生的。衰退实际上可以说是在经济的某一个重要部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的生产下降的现象。
按照这种解释，衰退与需求有关。
按照这种解释，人们就可以问棉纺织工业过剩是不是工业衰退的第一个信号。有人认为，棉纺织业应当按照需求进行调整降低价格，棉纺织品库存增加是由于消费者嫌价格高而造成的，棉纺织业并没有发生衰退，因为它的利润率仍然很高。他们还进一步认为，衰退不可能从消费品工业开始，因此，不能用棉纺织业的情况来说明问题。这些说法都不切合实际。如果说纺织业的问题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那也许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失调的问题。可是，衰退的范围看来却在一天天地扩大，受影响的工业越来越多。火车车厢制造业对今后的生产已感到忧虑。其他受到衰退影响的还有机床工业，因为对它的产品的需求减少了。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计划也有明显的削减的征象。
重要的问题不是棉纺织业或者机床工业已经开始衰退。很明显，真正的危险是需求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年的公共投资减少了。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政府的建设经费一直在下降。中央政府总开支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的比率从一九六四——六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八下降到过去三年里的平均百分之三十。考虑到七十年代物价的上涨，一九七三——七四年度公共投资的实际价值会比一九七二——七三年度低得多。公共投资的这种急剧下降多半会成为使对资本货物的需求下降的一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某些消费品的需求下降。众所周知，公共投资几乎占我国经济中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二，造成了对私营工业的若干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建筑工业，已经受到了政府决定在本年度减少建筑活动的影响。结果，一些工人失业了。建筑工业的急剧下降必然会引起许多工业的衰退。
目前的情况和在从六十年代发生工业衰退时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一九六六——六七年发生衰退以前的情况，也就是农业生产的下降和物价的猛涨，一九七四年也都有，也许更加突出。去年的粮食生产没有达到指标。这个国家甚至不得不在这一年内进口六百万吨到七百万吨的粮食。在一九七三——七四年度，批发价格指数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高过于前一年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一的速率。
在一九六六——六八年期间的衰退中，政府急于制止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压力，就努力缩减财政赤字，为此目的而减少了公共投资。同时，还对商业部门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信用的政策。这两项措施都导致了工业的衰退。真奇怪，政府在一九七四年还按照同样的方针来制定制止通货膨胀的策略，它多半会伤害工业生产和投资。
工业衰退已呈现毫无疑问的迹象，它对已经处于物资短缺和物价上涨之中的经济将有可怕的影响，这一点决不容忽视。
衰退的形势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它增加了失业的人数，并且加剧了社会紧张状态。日益增长的失业是造成社会不满的根源，这种社会不满可能威胁着这个国家民主制度的结构。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具体步骤，拦住和扭转衰退的趋向，而不要等它酿成大患。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十一月二十日以《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的失业人数名列前茅》为题报道：
从职业介绍所最近的统计数字来看，失业的人在过去两年半里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的人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为五百二十一万九千人，而到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已达八百六十万零四千人。
然而，这种登记数字并不是衡量失业情况的准确标准。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能弄清失业情况的合理办法，这是表明这个国家有组织的部分的失业情况的唯一可靠的标记。
根据职业介绍所的统计数字，在由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组成的东部地区，失业人数的增加最为惊人，自一九七二年三月以来求职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点八。这从地区来讲是最高的。同样从邦来说，比哈尔邦求职人数的增加也是名列第一，从一九七二年三月的四十六万六千人惊人地增加到一百一十九万五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点六。
但是，求职人数最多的是西孟加拉邦——有一百六十万零二千人，比一九七二年三月的九十一万三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点四。
【德新社新加坡十二月十二日电】仰光学生为吴丹的遗体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国家元首奈温的斗争。
这是解释缅甸首都学生造反的公式。
学生们为联合国前秘书长修建陵墓，这同时也是立下反抗奈温将军的军人统治的标记。
在东南亚国家，学生日益成为反对既定权力的唯一的反对力量。
从仰光到雅加达，从吉隆坡到香港，学生的抵抗是披上了伪装的。只有泰国的学生在一九七三年公开点明了他们的对手。
在雅加达，日本田中首相的访问成了闹事的借口。在吉隆坡，上星期闹事的借口是通货膨胀和橡胶跌价，而在仰光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的安葬问题。
缅甸学生认为吴丹是奈温在国内的政敌，而且，他们想利用他的国际声誉。
近来，经济形势增加了东南亚发生骚乱的危险性。
原料跌价、工业国的投资和援助减少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失业人数的增加（马来西亚增加了百分之七，印度尼西亚增加得更多），这些成了动荡的基础。
【美联社曼谷十二月十七日电】据今天传到泰国的可靠消息说，上周末，有四千名僧侣和普通人在缅甸北部的曼德勒集会，抗议军人政府镇压暴民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行径。
与此同时，根据军事管制法在仰光设立的特别法庭据说在继续审讯上周政府军搜查仰光大学时逮捕的两千多人。据说，已有六十多人定了罪，判了三至五年徒刑。
【法新社新加坡十二月十七日电】新加坡大学今天有一千多名学生罢课，对十一日开除六名同学表示抗议。
【印报托加德满都十二月十三日电】尼泊尔首相里贾尔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举行了他称之为“成功的”会谈后今晚从德里回到了这里。
他回避了有关锡金的问题，并说“没有特别的分歧”。他指出，会谈时没有讨论具体问题。
【印报托新德里十二月十二日电】尼泊尔首相里贾尔明确无误地被告知：印度不安地注视着尼泊尔对印度的总的态度，特别是锡金事件之后发生的反印示威和活动。印度是在里贾尔昨日会见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时转达这种情绪的。据了解，印度领导人使他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印度的强烈情绪，即：虽然印度总是最大限度地同尼泊尔合作，而尼泊尔方面则并非总是同样理解印度的观点。
【印新处新德里十二月十二日电】来访的尼泊尔首相里贾尔在从南斯拉夫回国途中在新德里作短时间停留时同印度领导人举行的两轮会谈中，讨论了印度和尼泊尔的紧张关系。
双方都不肯谈会谈的结果，但是当记者问里贾尔，现在猜疑的气氛是否已消除，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希望如此”。
当记者问甘地夫人是否对这次会谈感到满意时，她也回答说，“是的”。甘地夫人说，“我说了我必须说的话，尼泊尔首相也说了他必须说的话。”她说，他们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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