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毛泽东思想》月刊今年四月号刊登深川政人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打破两千五百年传统思想》，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很早就看清了林彪背叛无产阶级思想的根子中有孔子及其门徒孟子的反动思想，亲自领导、通过彻底批判孔子思想来深入揭发和批判形成唯生产力论根源的林彪的本质。
如果联想到我们日本人民一千几百年来也一直受到孔子思想的束缚，为封建等级差别的桎梏所折磨，那么，批孔对日本人民本身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将孔子与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相提并论，作为世界四大圣人之一加以尊祟的风潮，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保守阶层的反动思想中。
不仅是保守阶层，而且甚至在那些高喊革新、自称走进步道路的人们中，孔子思想也是很深的，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到原因，那就是对深深渗入我们生活感情里的孔子思想进行认真批判并努力克服，是完全被忽视了。
即使在读马列的书、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一些人中，在个人生活方面，也依然没有摆脱过去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没有认识到，那是受到孔子所讲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男子专制思想的束缚，没有努力打破这种思想的结果。
当回顾我国这种实际情况时，应该说，中国现在开展的批判孔子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日本人民来说也有重大意义，也是自己的事情。
日本的反动军国主义的圣经教育敕语，象他们军国主义分子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以孔子的儒教思想为精神支柱的。他们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们，为自己的保守思想从根本上开始发生动摇而感到害怕，已经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对批孔大肆谩骂。
仗着卖弄仅有的一点名声就趾高气扬的反动小说家藤岛泰辅，他在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反动学者、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桶谷繁雄主办的那个机关报的“短评”栏里，主张应该和批判孔圣人的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他说：“如果田中角荣首相给周恩来发去一份抗议照会说，烧掉在日本人的精神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论语》那可不行，应该迅速同不畏圣人的焚书国家断交。”
这简直是不打自招地说明了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日本反动分子的精神支柱的根基。
在以这种露骨的仇恨感情进行谩骂的同时，还有一种所谓学者先生们搞的叫做什么纯学者的学术批判在秘密进行，以图欺骗人民群众。
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研究》杂志七四年三月号上刊登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重泽俊郎的题为《孔子·秦始皇运动和批判刘·林》的文章。
首先一开头他就论断说：“从去年八月开始的批判孔子、维护秦始皇的大规模运动，是为了通过对孔子和秦始皇重作历史评价而达到另外的目的，是作了周密准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运动。”暗指这场运动只不过是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争权斗争而策划的。紧接着他又恬不知耻地介绍了美国人士的见解。
重泽教授声称：“通过批判孔子的全部情况，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个共同弱点是，缺乏从有关孔子和秦始皇的历史事实出发的态度”，然后就摆出一付学究的架式，长篇大论地谈了那个“弱点”。
如果采取这种“学术态度”，那么，日本人民群众因为不是很正确地了解孔子的情况，所以，就很可能受骗，认为或许是真的吧。这正是这位名誉教授的目的，同时也正是刊登这篇文章的《中国研究》杂志及其发行所“日中出版社”——日本共产党的目的。
在我国，有关孔子真相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是处在毫未着手的状态中。
如果重泽教授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从承认这一点出发。
在我国，当战后由占领军强加的美国式民主横行之时，孔子和《论语》的批判研究究竟有多大进展呢？和今天中国的认真学习的态度相比，简直是无法比拟的。重泽教授首先应该承认这一点，采取更加谦虚的态度。否则，只能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日共的用心险恶的金钱在起作用。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工具的孔子思想，也传到了日本，一千几百年来直到今天，都一直扮演着压迫日本人民的角色。
批判孔子思想，不是仅仅靠专家学者的历史考证研究和学术批判就能办到的。
只有通过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广泛的政治斗争才能打破这一反动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人民正在深入地批林批孔和在各个领域开展大规模政治斗争的事实，在日本国内也应该广泛地、猛烈地开展批判斗争，追究毒害我们的孔孟思想的实际情况。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一月七日刊载发自金沙萨的一则报道，题为《中国在尼日利亚和扎伊尔使俄国为之逊色》，摘要如下：
俄国在两个人口最多的黑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扎伊尔中的影响是低水平的。但是中国的存在正在增长，尽管它在这两国都处在缓慢发展的起点。
戈翁将军不久前对北京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后回国。人们预计中国大致将派农业小组去尼日利亚帮助发展这个国家落后的粮食生产。
据说这位尼日利亚领导人对他在中国看到的东西有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的感觉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实现了尼日利亚仍在争取实现的一些目标，诸如农业上的自给自足、工业化的进展、牢固控制公共秩序和事实上杜绝了贪污行贿。
在这里象在拉各斯一样，中国人颇受尊敬。蒙博托在一九七三年一月访问了北京，他象戈翁将军一样回国时有了深刻的印象。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报告
一九七○年一月八日，北京和华盛顿宣布，华沙会谈将在一月二十日恢复。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中午为记者举行的例行情况介绍会上透露，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开始。几小时以后，麦克洛斯基根据白宫的明确指示，修正了他的说法。他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以前从来没有哪个美国发言人用正式名称来称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这个北京政权。麦克洛斯基讲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为了保证使信号清清楚楚地蹦到太平洋对岸去。
二月十八日，又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次是总统本人发出的。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了一个特别报告，题为《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充满着中国的“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之类的讨好提法，还强调了“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好联系”。中国部分是由基辛格起草和改写的，文中保证美国要“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
政府为了跟中国开始新的对话而作的努力，使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很不放心。正如他们过去对总统的罗马尼亚之行感到担心一样，现在他们对于同中国人突然热乎起来也感到不安。这些专家相信，这种努力在外交上得到的眼前利益少得可怜，但却会使俄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改进苏美关系的机会受到损害。他们还争论说，如果这个把戏真是为了利用中苏争吵的话，那是会一无所获的。基辛格倾听了他们的论点，但最后还是不予理睬，因为从“大局”看，非打开中国问题的局面不可。
中国采取新态度的第一个信号，是在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发出的。在有朱红色柱子的高大的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站着面带笑容的七十六岁的毛主席，面对几十万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的中国人，他在检阅他已领导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紧挨着毛主席站着的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官方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这两个老朋友，闪光一亮拍出了一目了然的信息：毛泽东赞许向华盛顿接近的行动。基辛格不用翻译就可以明白。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认识到，是迈步前进提出大胆倡议的时候了。中国人二月提出的把华沙会谈移到北京举行的建议，一直没有产生结果。如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用一个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反建议来提高赌注。这个反建议是，北京会谈要在“高级别”进行。他们没有具体说明级别要多高。
十有下旬，他们找到了两个热心的捎信人。几十位国家元首，其中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的叶海亚，到纽约来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邀参加白宫的宴会，这两位领导人也在他们当中。次日，尼克松同不久即将访问中国的叶海亚会见了约一小时。总统请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把美国的新建议转达给中国人。总统还表示了他想在将来某个没有讲明的时候访问北京。
十月二十六日，齐奥塞斯库在白宫草坪上受到热烈而丰富多彩的欢迎
——有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内阁成员，还有用大轿车送来白宫参加盛举的中学生。据两国的发言人说，那天下午，两位总统讨论了中国问题。那天晚上，尼克松在祝酒词中指出了罗马尼亚同“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地位。一位美国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还是第一次。
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却不然。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涵义。基辛格幽默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显然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本来一直是北京的立场，而不是华盛顿的立场。二十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华盛顿还同它订有防务条约。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即一九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一年一月，美中双方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通过巴基斯坦互相交换信件。基辛格是美国信件的起草人，也是第一个看中国复信的人。他常常感到俄国和中国的外交文书迥然不同。他后来回忆道，中国人比俄国人“总是文明优雅得多……在风格和行文方面也细致得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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