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二日以《唯恐自民党崩溃，避开选举》为题发表评论说：处于党内保守主流范围之外的三木武夫出来继任总裁候补一事，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保守党的危机的产物，这在过去的党内派系力量对比上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了防止由于大平、福田两个阵营争夺胜负的激烈冲突两败俱伤引起党的分裂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由于金权问题和通货膨胀而陷于困境的保守党陷于崩溃，作为最后的一张王牌，可以说也只有三木了。
这次田中首相辞职的直接原因，虽然是首相个人的“财源”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其根源在于腐败透顶的党的体质。
然而，正象主张“选举”的大平、田中两派对三木的态度强硬起来所表明的那样，到目前为止的进程是复杂的，是经过许多曲折的。
尽管说田中首相是因为“财源”问题辞职的，但是，在挑选接班人时，不仅没有反映出田中首相的意向，而且完全被无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反常的情况。政权交给了三木，这一形势，对吉田政权以来的主流派是一个打击。
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是同吉田政治的诀别。
在自民党威信下降的危机之中，椎名副总裁曾经设想作为一个妥协方案，在田中、大平阵营的支持下，可以接受组织一个临时政权。椎名之所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国民批判自民党的目光；意识到以临时应付的处理办法，会使症状日益加重。
而且，直接的转折点是因为田中首相进行了“中央突破”的人事更迭。这种无视努力于革新自民党的椎名意向的人事更迭，在椎名看来，甚至认为这简直是一次“田中一大平两派进行党内专政的政变”。给党带来濒临崩溃危机的当事者，企图保存实力，把下一届政权交给大平藏相的策略，是以椎名为首的元老们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既然出现了不稳的动向，即由于批判金权政治而辞去大臣职务的三木、福田两人认为：倘若出现“田中亚流政权”，则“可能分裂党”。既然如此，椎名似乎经过深思，认为作为副总裁必须负责避免党的分裂。从背后支持椎名工作的是超越现存派系范围的保利茂、滩尾弘吉、前尾众院议长和木村武雄等元老力量。
尽管会有一番曲折，但是，“三木政权”肯定地要开始，它将担起缓和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消除国民生活的不安、缓和同在野党的对立等的重担。
三木如能度过面临的国会和统一地方选举，经过再选，估计将过渡到长期政权，为此，需要树立举党一致的体制，但是，如何收拾来自大平、田中阵营的影响，转换为崭新的政治，如何推行改革自民党的三木理论，将成为迫切的课题。
然后，从盛夏开始，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宣布一项同中国和解的单方面行动。例如：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学者、新闻工作者、学生、科学家和国会议员的护照，如要到中国去现在可以自动有效。此外，美国游客可以购买以一百美元价值为限的中国产品。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罗杰斯表示美国政府有意恢复华沙会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国中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结束了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十九年之久的做法。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华盛顿宣布，在冲绳的核武器将在年底前全部撤除。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取消购买中国货的一百美元限额，现在可以不加限制地购买中国货。此外，商务部宣布，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可以跟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的贸易。对中苏边境冲突的一次讨论
正好在美国对北京发出这一系列信号的时候，出现了中国人和俄国人在漫长的边界发生军事冲突的第一次公开报道，当时两国之间差一点爆发战争。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在乌苏里江中一个俄国人叫做达曼斯基岛而中国人叫做珍宝岛的地方开火了。几个月后，那年夏季，据传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以西二千多英里的新疆省边境都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下旬邀请艾伦·惠廷参加就中苏对抗问题举行的一次商谈。惠廷曾是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当了密执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参加商谈的有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
惠廷说，他不同意华盛顿对中苏边境冲突作出的那种不大在乎的反应。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兵力在一九六五年是十三个“不满员”的师，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已增加到二十五个“满员”师，而且还在增加。然而，政府中占优势的看法认为，苏联在那里集结军队是防御性的。
惠廷把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归咎于俄国人。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论点。第一，俄国人很可能正在准备对中国的核力量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他们沿中国边境不仅集结了部队，而且部署了导弹、飞机和坦克。毕竟就在一年前，勃列日涅夫为了向俄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他的“有限主权”论，曾命令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他所认为的布拉格自由化的威胁。如果勃列日涅夫认为毛泽东主义对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是一个威胁，那么，中国那个虽小但在增长中的核武库就可以看作是加强了这种威胁。的确，在那年夏季，驻在一些国家的苏联外交官已开始暗示，俄国可能不久就要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而为人类造福。在纳粹进攻俄国时期一再出现的“闪电战”这个辞汇，也经常使用上了。
惠廷的第二个论点，是从第一点推论出来的。不管俄国是否真正发动攻击，中国处在苏联“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乌云笼罩下，总是感到受威胁。中国不能指望苏联采取克制或讲道理的态度。突然之间，中国西面的前盟国成了比它东面的敌人更大的威胁。对北京的政治家来说，这个认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他们毕生的斗争都押在这个称心如意的想法上：俄国纵有缺点总是朋友，而美国由于其缺点则是仇敌。现在他们决定，是恢复以夷制夷这个中国的老传统的时候了。中国目前会暂且跟美国“共同”对付俄国。
在惠廷看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好机会。美国理解了中国所处的困境，就可以二十年来第一次向太平洋的彼岸伸出友好的手；而中国呢，它刚经过文化革命还没有站稳，而苏联在边境上集结军队又使它不放心，因而很可能欢迎这种姿态。太平洋大国急剧地重新组合的可能性忽然变成了中心问题——对基辛格来说，这个问题还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
基辛格显然对惠廷的分析获得了深刻印象。几年后他承认，这个分析对于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思路发展很有影响。基辛格开始了解，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中苏争端。他领会了中国信息的“微妙之处”：它语言激烈，但行动沉着。
他认识到通过中间人跟中国打交道是“荒谬可笑”的。他带着研究亚洲问题的新手所具有的全部热忱投身到他的研究专题中来了。连电驻波大使同中国外交代表接触
从一九五五年起，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过一百三十四次会晤，但没有真正交换意见。双方交换的是口号，而不是真正的谈判方案。基辛格想建立一条认真会谈的渠道，以结束这种“令人感到无聊的讨厌”局面。
十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当时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要在下一个方便的外交场合去找最高级的中国外交代表，向他建议恢复华沙会谈。
这个主意显然是那么“难以置信”，就连斯托塞尔这个职业外交官，第一次接到基辛格发来的电报指示时也置若罔闻。
过了几个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出内容一样的电报指示，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这位大使是一个苏联问题专家，他没有向基辛格询问这件事，也没有要求对这件事加以澄清。又过了几个星期。基辛格虽然早就发现政府工作人员有其可以抵制总统指示的巧妙办法，但是直到那时为止，还不曾有过一个大使敢于不理睬白宫打去的两份指示明确的电报。于是基辛格发出第三个电报。但是出乎意料，到十一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基辛格后来回忆道：“最后我们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要让愿意照办的人来办了。’”
最后，到十二月三日，斯托塞尔才被迫执行了这项任务。在南斯拉夫人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机会来了，他在那里认出了中国大使馆代办雷阳。据当时在场目击的人说，斯托塞尔好几次想方设法去接近这位中国使节，却发现雷阳每次都故意转身躲开。最后，这位中国外交官在向主人匆匆地低声道别后，就迈步走向门口。斯托塞尔一向以打网球、游泳、滑雪而保持仪表优美自豪，这时也只得急忙飞奔下楼去追赶他的对象，这样才能象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第二天描述的那样，跟这位中国使节“攀谈几句”。那“几句”就是美国邀请中国人开始“认真会谈”。（三）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本年度成长率（实际）为负百分之一点六》为题报道：
政府将在二十六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一九七四年度补充预算的内容；将成为这个补充预算的根据的一九七四年度政府经济预测的修改试算已经在二十四日公布。这个修改试算以本年度下半期起景气将缓慢上升为前提，但是，上半期景气停滞产生影响，所以年度平均实际经济成长率将大大低于原先预测的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数字，而形成战后第一次负成长，即经济成长率是负百分之一点六；另一方面，物价的上涨率是，零售物价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原先的预测是百分之九点六），批发物价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原先的预测是百分之十四点六），全是大幅度的上涨。但是，一九七五年三月的零售物价上涨率，据估计会象政府许诺的那样控制在比上一年同月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水平上。
二十四日公布的政府经济预测的修改试算推想，一九七四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在名义成长率上将大大超过当初预测的比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九的数字而成为百分之十九点四，但是，扣除了物价上涨部分的实际的经济成长率则低于上一年的水平，是负百分之一点六，将记录下战后第一次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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