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十一月号刊登美籍物理学教授吴瑾琛所写《在中国旅行的观感》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前言我于六月十七日搭乘京广线的特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再转赴深圳出境，结束了我在祖国一共三十多天的旅行。虽然我正式出境的日期是六月十九日，可是，实在来说，我返国之行十七日就终结了。因为从离开北京到深圳途中，在广州车站上仅停留了一小时而已。由于这个缘故，在火车开出北京车站的刹那，我就感到了一种离别的情绪。火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离开北京愈来愈远，车外黄昏的景色更加深了落寞的心情。回想一个多月来，在祖国的参观访问是何等快乐而难以忘怀，盛筵将散，不胜依依。于是决定也提笔写点自己对这次赴国见闻的观感。
离别祖国二十多年了。二十五年前的旧中国的境况仍然很清楚地在我的回忆中；那时的中国是一片紊乱，政府官员的无能与贪污，再加上“金圆券”事件的恶劣后果，使得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得国家民族几乎陷于永劫不复的情况。今天回到新中国来亲眼看到的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人民生活俭朴，大家安居乐业，勤俭建国。到处都是欣欣向荣地充满了朝气。今昔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凡是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中国人都感到为今天的新中国骄傲。别的不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列强与帝国主义者敢欺侮的了。记得在我离开美国的前几天（时在五月初旬），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充满恐吓性的“最后通牒”，要迫使中国释放被捕的直升机驾驶人员（该机是在中国新疆境内执行间谍任务时被中国捕获的）。当时在美国的朋友与同事中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释放那些苏联人员及飞机，另一种看法是可能会有战争爆发。所以这些朋友好意地劝我对回国之行延后几星期看看再说。当时我就一笑置之。原因是这些朋友们的看法都不对。前者的看法是对中国政府的作风与原则缺乏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不会接受恐吓而任人欺侮的；后者的看法显然是对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够了解，他们一向以恐吓为手段，其实色厉内荏，自己作贼心虚。因此我的预言是“中国既不会放人，苏联亦不敢开战”。我仍然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在五月十日动身去中国。结果果然与我预料的一样。这些话并不是马后炮，至少有好几位朋友可以作证。而且自己也是的确是按原来预定的日期到达中国的。
我在国内的旅行包括探亲、游览、参观、访问及学术活动；因此，接触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我不拟作游记式的报道，仅仅把自己在总结各方面的观察后的观感分成几个短章来谈谈。我承认在中国的时间有限，所看到的也许不够广泛，可是我要谈的大都是根据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而产生的感想。认真不苟，不肯马虎在美国，在欧洲，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国来的外交官员，我当时就感到他们工作认真，态度谦虚；不过我并未感到惊奇，因为我想这些外交人员是国家的精萃，自然与众不同。可是这次回国后就立刻感觉到，在国内，大家做事都是普遍地认真负责。在这一方面的例子是数不清的。譬如说，一进入深圳就看到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旅客在通过海关检查后，有一大布袋的物品交铁路直接运往目的地；负责收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缴费手续完成后，这位旅客突然想起了袋中有几件物品必需取出随身携带。他感到很歉疚，所以建议虽然重量轻了，可是他仍旧愿意支付原来的运费，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这位女同志则一定要重新称过重量，并退还一部分已缴的运费。那位旅客则认为不必多此一举，马马虎虎就算了；那位女同志则坚持不能马虎。我在旁边看了，心中有很深的感慨，事情虽小，可是意义极深，在旧中国，多少的毛病就出在“差不多，马马虎虎就算了”这句话上。
在中国我访问了好几所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因此有机会与很多位科学研究工作者交谈。从这些谈话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对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有一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报告时有几张幻灯片放映时不够清楚。那天讲完了因为有别的事，我离开得很匆促，所以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是事后与会的听众特地来向我借那些幻灯片回去作仔细的观察。这件事虽然很小，可是从许多类似的小事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工作者脚踏实地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海外许多人做事华而不实，只会抄袭与仿效别人的东西，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这些人实在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好好学学。
在国内与我相处最久的是一位从北京中国旅行社总社来广州接我的王同志。在中国旅行的三十多天中他为我安排旅程、解决问题、非常辛苦。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负责认真，王同志为人谦虚诚实，细心周到。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干部。他学识丰富，我每有问题他总给我解答，使我对新中国的事物与实况能有更深切的了解。在国内我参观访问了六个城市，在每一个城市遇到的接待同志都是办事认真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我钦佩的是他们的工作精神与诚朴的态度。他们不说夸张与阿谀的话，无论做事说话都是实实在在，一丝不苟。
很自然地，在我心头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认真负责是如此普遍的一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家工作的动机是名利。有些人努力工作，无非是从名利的出发点而努力的。换句话说，主要是为个人的事业功名。而现在国内大家对金钱财富的价值都看得很淡；并且对“出风头”与“成名”的想法也是为大家所不取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认真努力工作，并且有高度的责任感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是应当归功于思想教育的成功与社会制度的优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生观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因此大家变得很自私，名利之心往往非常重，真正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变得很浅薄。许多人投机取巧，轻公重私，也是这个缘故。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有正确的世界观，每个人都是如我所说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果真如此，就不需要思想教育了。我说的是一般情况而已。事实上，只要仔细想想，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就是“认真”。这一点，从过去多少年中的作为与作风，就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诸如对边疆问题与国家统一的立场与原则，以及对政策的执行与贯彻，都是极其显而易见的。总之，在这三十多天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认真的精神，普遍地存在在今天中国的每一阶层，每一专业。（一）
【合众国际社台北十一月五日电】据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前副主任艾尔弗雷德·詹金斯说，美国的和缓政策只使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一道缝”，但是未能使它敞开。
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是在对台北进行八天访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詹金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避免同外部世界公开交往，并且一直注意不让大批的旅游者进去。
他说：“在我呆在那里的时候，最使我失望和最使我伤心的是我不能同中国的普通公民自由交谈。他们不愿意谈，他们同过去不一样了。”
这位会讲华语的外交官说，他觉得他这次重返北京真是“百感交集”。
他说：
“我高兴地看到，当局关心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中国没有饥荒的迹象。但是，限于经济水平，中国并不是丰富多采的国家。人们也不再走上来跟你交谈了。”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正在作最大的努力来改变人的本性的人。
他说，“但是，人的本性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虽然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政策使人民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变化有多深，还很难知道。”
詹金斯说，表面看来在中国等级制的形式似乎是少了。他说，但是，要改变人的本性也存在着在同时失去人的本性中的积极因素的危险。
他说，他注意到，中国人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他们是高度组织化的。
詹金斯说，他已退休了，所以他可以通过演讲和写作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来同广大的听众和读者接触。
詹金斯说，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国同中国之间的纠纷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
他说：
“我认为，美国不应该试图对之施加影响。美国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的纠纷，应该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月三十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报道，题为《中国艺术即将来首都展出》，摘要如下：
国务院今天宣布，一个包括金缕玉衣到青铜“奔马”的中国艺术和出土文物的展览，将于十二月十三日在这里的国家艺术馆展出。
这个拥有三百八十五件展品的展览，展出的是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十四世纪的物品，将在华盛顿展出到七五年三月三十日。然后，该展览将于四月二十日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阿特金博物馆展出到六月八日，然后回北京。
这个展览占地一万七千英尺，将占满艺术馆的底层。目前估计，每天将有八千人参观展览。
这个展览将由美国政府给保险，金额为五千一百万美元。例外的政策国务院发言人说，全国艺术捐助基金会给堪萨斯城博物馆提供了一笔赠款。他还说，中国对它的展览会在一个国家只能在一个城市展出的政策做出了“例外”。
他说，选择堪萨斯城是因为该市拥有“出色的工作人员和设备”，还有“杰出的”东方艺术品收藏，而且是中国艺术专家劳伦斯·西克曼负责的。除此而外，这位发言人说，人们感到，“美国中部”应有机会看一看美中文化交流的好处。他说，以前三次中国“交流”（均为艺术演出）都是在东西海岸和芝加哥举行的，但没有在其它地方举办过。
【法新社华盛顿十一月一日电】美国农业部今天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着手实行一项可以引人注目地减少它的庞大数额的化肥进口的发展化肥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进口全套化肥生产设备并开采用来生产氢气的天然气蕴藏——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在今后五年之内使国家氮肥的生产增加一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一九七三年底订立合同购买十三部庞大的化肥生产全套设备，这些设备预计在四、五年之内向中国农业一年增加提供二百二十万公吨的氮肥——几乎相当于目前国内生产以及进口总额的一半。
美国政府说，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将使世界化肥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最大的一个氮肥进口国以国内生产的氮肥代替进口的氮肥，将使进口的数额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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